日本的政治大国战略及其制约因素

1992年日本国会通过了《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案》。该法案的通过既标志着日本开始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使军事力量走向海外,也是迈向“政治大国”的重要表现之一。此后相隔不到十年,2001年日本国会又利用“9.11”恐怖事件,在短短的12天内相继通过了《恐怖对策特别措施法案》、《自卫队法修正案》和《海上保安厅修正法案》三个新法案,日本再次显露了对政治大国地位的渴求。目前,尽管日本已具备了许多条件,但要真正成为政治大国,仍必须对自己的侵略历史进行认真的反省,彻底肃清军国主义思想,顺应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走和平之路,以实际行动取得周边国家的谅解,否则,就难以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日本《空间基本法案》及其启示

为促进空间活动商业化发展,改革现行的空间管理体制,摆脱“和平主义宪法”和1990年《美日卫星采购协议》的束缚,日本2008年5月通过了《空间基本法案》。法案允许日本将外空用于“防卫性”军事目的,制定空间基本措施有计划地推进与空间开发利用有关计划的落实,在内阁设立空间开发战略本部。法案的出台对日本空间活动的发展、亚太地区的区域和平与安全以及对国际空间法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对美日亚太新战略的思考

日本国会通过的“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及其相关法案《周边事态法案》、《自卫队法修改案》和《日美劳役相互提供协定修改案》等 ,是日本为强化日美军事合作 ,扩大日本在亚太地区军事作用而采取的重要步骤 ,已引起了中国和周边国家、地区的忧虑不安 ,我们对此应给予充分的重视和警惕     

论日本自卫队海外派遣与相关法律体系建设

日本于1991年4月开始了自卫队海外派遣活动。自此,一系列相关法案也相继出台。通过对单一法案与其修正案之间的纵向对比和各法案之间的横向对比,可以发现,自卫队海外派遣正表现出以下三个趋势:不断放宽武器使用限制;不断碰触"集体自卫权"问题;不断减弱国会制约能力。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也展开了关于制定"永久性海外派遣法律"的讨论。日本积极活跃的海外军事行动已给中国造成一定威胁。     

日本军事大国法制化——“有事三法案”是日本“战争国家法”

日本战后始终存在一个图谋发展军事大国的右翼势力集团,尽管不同时期其主张和行为有所变化,但目标是明确的:通过制定“有事法制”相关法案来完成日本军事大国化、自卫队国家化,以达到最终彻底修改和否定战后和平宪法之目的,从而从根本上改变日本受美国控制,法制上受和平宪法制约的“不独立”、“不自由”的从属地位,追求与欧盟及世界其它大国的同等的“普通国家”地位。     

《波茨坦公告》的国际法效力问题

《波茨坦公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成果,是维持战后国际秩序尤其是亚太地区和平安全秩序的核心法律文件。现在日本想通过否认《波茨坦公告》的法律拘束力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本战犯翻案。研究表明,《波茨坦公告》《开罗宣言》《日本政府致中美英苏四国政府电》《日本向同盟国家投降的降书》等国际文件一起在盟国与日本之间构成了一项国际条约,不仅对中美英苏等盟国有国际法拘束力,而且对日本同样具有国际法拘束力。     

民用航空运输中机长权力再探讨——兼谈机长与机上安保员的关系

为应对日益严峻的民用航空运输安全形势,2014年,修订1963年《东京公约》的《蒙特利尔议定书》获得通过,其中,对民用航空器上的机长权力以及机上安保员的法律地位进行了重新界定. 通过对公约和议定书进行分析,指出机长与机上安保员的职责各有侧重,二者的关系既相互合作又相对独立. 目前,中国关于机长权力以及航空安全员与空警法律地位虽有法律规定,但其法律等级较低,存在权力冲突的情况,因此,亟待完善中国相关立法,保障民用航空运输安全.     

90年代“安保体制”框架外的日本安全关系

90年代,日本除了仍把日美安全保障体制作为本国安全的核心支柱加以维护外,也积极开展双边及多边外交,并积极参与世界性安全问题的解决。这种外交努力不仅有助于日本的安全,更重要的是借此树立日本和平大国的形象,在新的国际秩序的形成中,确立日本的大国地位。一、重视亚太地区中的双边安全关系日本作为亚太国家,在安全外交中历来十分重视亚太地区。日本每年一版的《防卫白皮书》和《外交蓝皮书》都要列专题阐述日本周边亚太国家和地区的军事动向,诸如苏联、美国、中国和其它国家等。作为主要执政党的自民党对亚太安保问题也极为重视。1996年…     

试析日本防卫战略与交战规则的调整

随着中日实力地位逆转、美国战略东移,日本的防卫战略开始发生质变。安倍内阁2013年内将出台战后第5个《防卫计划大纲》,未来10年内日本军力很可能增强一倍以上。这将从根本上重新审视和改变二战后日本的防卫政策。通过对日本海上行为规则和防空识别圈设定的深入挖掘,我们发现日本正逐步放宽交战规则的调整,安倍内阁意图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姿态也愈发明显。为允许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安倍晋三分别从战略和法律层次对日本的安全机制进行调整,日本版NSC亦是呼之欲出。短期而言,日本将修改对宪法的解释。中长期而言,宪法第96条将有可能被修改,进而导致修改宪法第九条的门槛大幅降低。     

试论战后日本防卫政策的演变

战后初期 ,日本处于被美军占领和管制时期 ,美国占领当局采取了铲除日本军国主义的非军事化政策和民主化改革措施 ,迫使日本政府颁布了一部以“放弃战争”为核心的和平宪法。随着美苏冷战的展开 ,美国对日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 ,从削弱日本转为扶植日本 ,把日本纳入美国全球战略体系 ,促使日本迅速走上重建军备的道路 ,195 4年 ,日本战后的陆、海、空军在“自卫队”的名义下正式建成。此后 ,自卫队力量不断得到加强 ,装备日趋现代化 ,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军事力量。 90年代初 ,日本自卫队终于跨出国门 ,打破了日本军事安全防务的本土界限。     

简论苏联对中国前期抗战的两面外交

从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至１９４１年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在中国抗战问题上实行两面外交，即一方面向日本表示和平，避免卷入中日冲突；另一方面同情和援助中国抗战，希望中国削弱日本。这种政策，既维护了苏联的安全，客观上也支援了中国的抗日战争     

朝核危机的国际法解读:以安理会决议为视角

2012年4月和12月朝鲜的卫星发射行为引发了国际社会对朝核危机的普遍关注.国际法核心价值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宗旨的比较分析揭示了国际和平与安全在现代国际法中的重要法理地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基本宗旨与国际法实施机制的特性决定了安理会决议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中的法律规范性.安理会决议视角下朝美外交博弈的探讨揭示了朝美外交政策的法理困境,从而有助于相关各方在国际法的基础上制定化解朝核危机的行动路线图.     

机上安保员的法律问题研究

机上安保员最早是各国国内为打击劫机等恐怖犯罪而设立的,后来被更多国家采纳.随着国际航空安保形势的发展,国际民航组织启动了《东京公约》现代化的进程,并在2014年通过的《关于修订〈关于航空器内犯罪和其他某些行为的公约〉议定书》中增加了机上安保员的内容.研究和分析了机上安保员的发展历史、设立的法律依据以及议定书对机上安保员的规定,指出机上安保员是国家公权力的代表,法律地位特殊,建议在中国国内法中建立机上安保员制度.     

日美安保同盟与日中关系

1999年4月27日和5月24日,日本国会众参两院分别审议通过了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案。这不仅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应,也引起了东亚国家和人民的强烈关注。冷战时期,美国出于反苏反共扶日反华的战略需要,1951年与日本签订了《日美相互合作安全保障条约》。该条约关于适用范围和对象,在当时冷战历史背景下,“远东有事”条款被解释为针对苏联,中国和朝鲜。关于中国则是针对台湾的。冷战结束后的90年代中期,美日重新酝酿两国的安保合作问题。时过境迁,美日新安保的对象国是谁呢?“远东有事”的适用范围有何变化呢?日本国知名的国际政治学专…     

战后日本防卫战略的演变:从法律的角度审视

近年来,日本防卫战略逐步实现了从"专守防卫"到"对外干预型防卫"的重大转变,从法律的角度审视,这种转变是通过解释宪法或颁布新法律的方式完成的。冷战时期,由于和平宪法与日美安保条约两个法系之间存在的内在结构性矛盾,孕育了其防卫战略发生蜕变的根源;冷战结束后,在尚不具备"修宪"的背景下,日本通过颁布新的法律为其防卫战略转变提供法律依据;新世纪之初,日本审时度势,在正式启动"修宪"程序的同时完善战时法制,为日本的海外派兵和作战提供完整的法律体系。     

《核安全法》的功能定位与立法策略

我国尚无完整专门的《核安全法》,有关核安全的法律规范散存于相关的法律文件之中,其主要问题是:专门法律缺位,效力层次低下,出台时间滞后,规范内容零散.《核安全法》的制定应依循立法程序,阐述立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证明法案内容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核安全法》必须设置的基本法律制度有行政许可制度、核安全信息公开制度、核安全事故处置制度、核损害赔偿制度和核安全监督制度.为了加快立法步伐、提高立法质量,《核安全法》的制定,应采用有效的立法机制、立法技术.     

日本“有事法制”与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

“有事法制”研究在日本由来已久 ,但直到 2 0 0 2年 4月日本内阁会议才通过“有事法制”相关三法案 ,并于 2 0 0 3年在国会获得通过。“有事法制”相当于战争法制 ,日本何以绕过“和平宪法”通过“有事法制” ,又为何在开始研究之后这么久才得以通过呢 ,这虽然与日本国内政治的发展有关 ,但既是日本盟国又是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在亚太的安全战略调整对日本“有事法制”的出台有着不可忽视的重大影响     

碳关税的法律解读与中国的立场

2009年6月22日美国众议院通过《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该法案规定,美国有权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实施碳减排限额国家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该法案有关碳关税的规定,违背了WTO及《京都议定书》所确立的关税减让、国民待遇、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最惠国待遇诸原则,并与GATT相关条款冲突。针对美国的做法,我国应坚持WTO及《京都议定书》所确立的原则,维护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正当利益,同时加大低碳技术的研发力度,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大力发展低碳经济。     

曲折的和平之路——访“对日民间索偿”专家管建强副教授

中国劳工对日民间索赔,自1989年“花冈惨案”幸存者致函日本鹿岛公司,到1995年6月28日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正式起诉,中国劳工为了和平,已经斗争了13年,这期间,很多劳工幸存者未能等到正义得到伸张之时就含恨去世,至今,劳工诉讼有结果的仅3件:所谓的“花冈和解”、刘连仁一审胜诉和三井矿山劳工在福冈地方法院一审胜诉。 2002年5月11日笔者利用现代传媒采访了华东政法学院国际法系“对日民间索偿的法律研究和实践”课题学者管建强副教授。管建强副教授是既了解日本,又精通国际法的学者,就在笔者采访的当日,《人民网》日本版刊发了管建强的《三井矿山劳工索赔案与花冈和解之比较》一文,该文充满了理性的思考,涉及的有关日本法律问题深入浅出,能让人对整个对日民间索赔有一个不左不右比较清醒的认识,让人既看到了和平的进步,又看到了和平的曲折和阻力。     

论“集体自卫权”与日本的安全保障

战后 ,在源于宪法第九条的政府“统一解释”中 ,明确禁止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 ,因此 ,改宪动向的焦点也就在于如何促使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时至今日 ,尽管日本政府在国会答辩中仍然坚持“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承诺 ,但其安全保障的政策实践正在对此“悄然”予以否定。“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的限制 ,不仅面临着冷战后自卫队实施“国际合作”的强有力挑战 ,而且日美安保体制的强化更是对该限制的实质突破。“集体自卫权”问题 ,反映出当前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重大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