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开埠到改革开放:制度与潮商的共同演化

近代潮商的发展与其所嵌入的制度环境密切相关,采用制度理论视角,从组织场域层面分析了制度与潮商的共同演化,认为150年前汕头开埠为潮商提供了有利的规制性制度。不过,在近代,政府当局并不能为商业活动提供一个较完善的规制性制度环境。经济特区的设立同样给汕头带来了有利的规制性制度,但规制性制度优势在逐步丧失。同时,在转型经济中我们未能建立有利的规范性制度支柱和文化-认知性制度支柱,不利的制度环境制约着现代潮商的发展。     

清代潮帮侨批业对我国原始金融市场的贡献

清代侨批业是一笔集腋成裘的巨额流动资本,也是一股足以操持“商贸互动”、“盈亏互补”的强大势力。公元1775年至1890年约一个世纪的时期,潮帮侨批业对我国原始金融市场的发生和发展产生了独到的作用。     

1947—1950年印尼三宝垄华侨侨批初探——以李芝敏的十二封侨批为例

透过李芝敏的十二封批信的内容,对1947-1950年印尼三宝垄华侨侨批状况作一个很浅显的探讨。通过批信中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荷印政府的华侨政策和中国国内的货币变动及政治变迁对三宝垄华侨侨批的影响极大,这一时期侨批呈现相当复杂的状况。     

论跨国侨批互动的双重性——以潮汕侨批为中心

从宏观的、量化的角度探讨东南亚潮人社会与潮汕侨乡间通过侨批经营网络而进行的广泛的侨批互动。通过对1911-1949年东南亚与华南间侨汇与侨信的双向考察,揭示出侨批互动中的双重变动——侨汇与侨信的变动、维持性侨汇与改善性侨汇的变动,它们分别体现了侨批互动稳定性与奕动性并存的双重特征,同时也表明了海外华人与侨乡社会互动关系中的双重机制。     

近代潮汕侨批与墟市的发展关系刍议

近代以来,潮汕侨批发展迅速,形成了覆盖各城乡地区的经营网络,并与传统的墟市体系相互交织。近代潮汕的墟市数量在民国后期也出现了激增的现象,隐然呈现向现代转型的迹象。在潮汕墟市缓慢地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进程中,海外华侨寄回的投资性汇款和捐赠性汇款,以及大量批业商号的进驻等因素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与此同时,作为侨批汇款中最为重要组成部分的赡养性汇款,却又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这一进程。     

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的场域理论分析——以江苏省为例

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是地方政府推动高等教育追求卓越的精英政策之一,其目标定位、涉及范围、支持力度都是前所未有的。虽然工程权衡了学术性与功利性、效率与公平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但是仍然无法摆脱强化精英主义的质疑。在工程实施过程中,政治场域和学术场域的行动者和机构围绕优势学科建设同台博弈,或竞争,或合谋,最终促成优势学科建设工程的顺利实施,进而加剧了精英主义制度化的进程。破解精英主义制度化,也就是精英主义再生产的难题,一方面要实现公平正义的政策环境,制定合理公平的教育政策,同时建立必要的补偿机制;另一方面,则需要处于场域斗争中的教育机构的觉醒,来争取自身的各种权利。     

中国互联网的发展进程研究——基于制度理论的解释

从制度理论出发,将中国互联网视为一种组织域并分析其演变过程。认为中国互联网的发展进程具有明显的阶段特征,而且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组织域的形成有不同的主要任务和参与者,各种制度性支柱的建设情况也不相同。就中国互联网组织域的形成而言,这是一个规范性支柱、规制性支柱、认知性支柱交错、依次进行建设的过程。     

国际背景下的近代中国棉业危机——以民国初年长江三角洲为例

近代以来尤其是19世纪末以后,长江三角洲传统棉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从国际贸易的视角来看,外棉走俏长江三角洲市场;原棉品质日趋低劣,市场需求渐趋萎缩;原棉产量不稳,外棉乘势猛增;交易流通繁杂无序,纱厂青睐外棉;税收政策利于外棉倾销。这些因素使得长江三角洲的传统棉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猛烈冲击,国产棉必须随势改良。这种传统产业的转型动力来自于"西方冲击"下的危机和挑战的历史事实。     

多重制度逻辑与产业扶贫项目的异化 ——组织场域的视角

作为扶贫开发的重要途径,产业扶贫在实践过程中常常出现瞄不准或瞄准了但效果不突出的情形,组织场域为揭示其中的奥秘提供了有益视角。Y村的案例表明,在产业扶贫的组织场域内,地方政府与烟草公司在各自领域制度环境的制约下对自身参与产业扶贫的行为作出适应性的调整,改变了产业扶贫场域内的资讯交换渠道与资源传递方式,进而形成了组织行为主体参与产业扶贫的隐形运行逻辑。循此逻辑,非正式权力与利益的勾连固化了组织行为主体的权力关系与场域位置,扶贫资源经由村委会与合作社的承接更多流向村干部及种植大户等村庄精英群体,贫困农户则处于边缘位置。组织场域内中心--边缘关系结构的形成最终导致产业扶贫实践中制度表达与项目实践的背离。     

试析近代工业和近代农业的关系 --以近代广东的蔗糖业为例

广东的蔗糖业,在本世纪30年代以前仍然处在传统时代的水平.民国以来广东农业界学者在蔗糖业方面的研究成果在不同程度上对30年代广东地方当局的产业决策产生影响.30年代广东的工业化运动,奠定了工业支持农业的基础.机器糖加工业迅速发展,同时有力地推动了甘蔗栽培业的技术进步.在30年代前期广东糖加工业和甘蔗栽培业的关系已经发生了一些迥异于传统时代的深刻变化.     

潮汕海外移民研究管窥

潮汕地区极具地方特色的海外移民现象,包容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中央与边疆、整体与区域、国内与海外关系的基本内容。当同时期的中国行进在一个以内陆性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多民族的空前巩固的统一封建帝国的时候,以潮汕地区海外移民为代表的海洋性社会组织和海洋性行为已经向外扩展,在东南亚地区显示了自己的力量,也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一定影响。这种区域社会的外延变异不仅为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过程和国际格局变化提供了较为详尽的历史记录,也为研究华侨华人的流布及其变异,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个案。     

海外潮人对潮汕地区兴办大学的推动与贡献

利用公开文献、档案材料和口述资料,勾勒出从潮州大学倡建到汕头大学兴办的历史,并把这段历史放到潮汕地区重视教育和海外移民的文化背景下去理解,揭示海外潮人对家乡大学建设的推动与贡献。     

潮汕民间善堂组织的传统功能及现代变迁

作为晚清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兴盛起来的带有浓郁民间信仰色彩的慈善救助组织,潮汕民间善堂在传统社会的功能更多地表现在慈善救助、参与地方公共事务以及满足民众的信仰需要方面。改革开放以后,因应时代的发展变化,这些慈善组织的功能也已悄然发生了改变。一方面,传统的慈善活动虽然仍在延续,但慈善救助的重点已经明显改变;另一方面,在继续从事慈善救助和满足民众信仰需求的同时,联系海外华侨、发展地方经济以及传承和延续地方民俗文化方面的功能也日渐凸显。     

华侨汇款对近代潮汕地区农业与农村社会的影响

海外华侨对近代潮汕地区农业与农村的积极影响非常突出,海外华侨对潮汕地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其汇款上:一是赡养性汇款;二是投资性汇款;三是捐赠性汇款。这三类汇款对近代潮汕地区农业与农村社会都有重要的影响。     

近代潮汕侨乡民居文化“生产型”特征探析

近代潮汕侨乡地区城乡建设繁荣,但差异明显,城镇街区以洋化特征的骑楼为主,而在广大乡村"洋楼"的数量却十分有限。近代潮汕侨乡村落的民居大量继承了生产型社会的建筑传统,呈现出典型的"生产型"特征,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营建生产过程,呈现传统的程式化特征,体现趋向静态稳定的思维方式;建筑本身则体现儒家文化的伦理化特征,折射出礼制思想的价值观念;建筑的使用,强调承前启后的延续性特征,反映恒久永续的文化理想。     

论潮汕文化海外传播的创新思维

基于潮汕文化海外传播的历史、现实,推动潮汕文化海外传播必须要有创新思维,与时俱进,通过改变传统的传播模式与方法,以新的语言、新的形态、新的方式去探讨和诠释潮汕文化,传播和弘扬潮汕文化。只有它独特的文化魅力和精神内核在海外潮青得到传承与发扬,才能使潮汕文化传统在海外不断脉,得到更好的传播,成为祖国联结海外华人重要的精神纽带,并与国际接轨,使它在国际上产生更广泛影响并真正走向世界。     

近代海外潮人与中西文化交流

潮汕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风格独特的地域性文化,在历史上既在潮汕本土传承发展,又随着潮人移民海外而传播到世界各地,同时他们又给家乡带来了西方文明,起着积极推动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作用。     

潮汕民间善堂组织的历史嬗变

潮汕民间善堂组织广泛兴起于清末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的时期,其大规模建立是绅商阶层以民间信仰为依托联合民众进行自救的结果。民国时期,潮汕民间善堂开始向农村地区辐射并向东南亚华人社会传播,其分布范围更广、组织规模更大、开展的慈善活动也更加丰富多样。新中国成立以后潮汕民间善堂曾一度停办。改革开放以来,在本地民众及海外华侨的推动下,这些慈善组织陆续恢复并逐渐向现代社团组织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