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应有权利到现实权利——以司法赔偿请求权为例

权利在从理想到现实的发展过程中,表现为三种形态: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和现实权利。以主体资格为逻辑起点的应有权利构成了法定权利的价值原则和基础。法定权利是权利的制度化,是权利存在的主要表现形态,它自始至终都处于应有权利与现实权利的中间位置。现实权利是权利转化的最终结果,是权利价值的最高表现形式,它构成了权利主体追求的最高目标是权利的归宿。实现司法赔偿请求权关键在于法律程序的设计和权利主体意识的觉醒。     

浅议正当程序与公民权利——以美国宪法为视角

重实体,轻程序代表了我国主流的法律现.事实上,如果我们简单地把法律理解为“做什么”的话,那就必须承认,所谓规则,更多的是“怎样做”.文章以美国宪法为视角,探寻正当程序的重要性.     

知识产权的内圈权利与外圈权利——兼论知识产权的行使和禁止

知识产权权利人在行使权利的时候,会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权利人有权主动行使的权利范围小于权利人有权禁止他人侵犯的权利范围,即“权利”与“被侵犯的权利”的范围不一致。如果将知识产权视为一个圆圈的话,权利人可以主动行使的权利在圈内,是有限的权利,而权利人有权禁止他人侵犯的权利则在圈外,并且是无限的权利。本文列举了存在于知识产权领域的此种现象并且分析了产生该现象的原因,以期能为知识产权权利人及使用人提供帮助。     

论《核不扩散条约》缔约国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以伊朗为例

近来来,伊朗所声称的和平利用核能的活动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的关注和争议。由于伊朗享有核主权,并且这种核主权受到《核不扩散条约》的确认,所以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但是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应受到三点限制:第一,权利不得滥用原则的限制;第二,《保障协定》及其《附加议定书》的限制;第三,安理会决议的限制。     

费希特论家庭权利——费希特权利哲学研究之一

费希特认为,由夫妻之婚姻关系、父母与子女关系组成的家庭关系是高于权利法则的自然和道德法则所建立和规定的,它是一种自然关系、道德关系,而不是权利关系。因此,在家庭内部关系中不存在权利和义务,家庭权利或婚姻权利是夫妻作为一个统一的权利主体之权利相对于其他权利主体及其权利而言的。同时,在家庭关系上,国家及其法律仅具有消极功能,不得干涉家庭之夫妻生活、教养孩子等内部事务,但国家为了自身的存在,根据公民契约有权利和义务保障一切有利于家庭关系和家庭权利健康发展的外部条件。     

合同化在公共管理中的具体应用——以公务人员的管理为例

合同化在公务人员管理中的具体应用,主要表现为两种形态:集体层次的合同化与个人层次的合同化.集体层次的合同化,主要发生在行政部门与其公务员集体(工会)之间,现在已扩展至整个行政部门系统内;个人层次的合同化,主要适用于对公务人员的考核与评估,其中评估谈话作为一种有效的管理公务人员的合同化方式,将得到普遍推广.     

立法与反腐:以美国联邦政府腐败治理为研究对象

腐败虽是由人性弱点和社会环境及政治权力等多种因素引发的,但腐败不是不可控的,相反是可以治理的。在世界历史上,甚至在现代世界许多国家中,乃至在国际社会范围内,通过立法形式治理腐败,已成为一种有效的对策和办法。文章从法理视角着眼,以《彭德尔顿法》和《职业道德法》为研究对象,梳理和考察近两个世纪以来美国联邦政府腐败治理的过程,从中总结出其成功经验,以利于为当下的中国政府改革和反腐廉政建设提供理论借鉴。     

贫困与权利——论阿马蒂亚·森的《贫困与饥荒》

贫困问题一直是困扰人类社会的一大难题.阿马蒂亚·森在其<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一书中对贫困问题的独特阐述对于当今社会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他认为,穷人是贫困的研究对象.在探讨贫困的原因时,森着重从权利角度出发,系统论述了"贫困与权利"的关系,指出贫困的社会根源在于权利的被剥夺.因此,反贫困对策的中心问题在于权利保证.     

俄罗斯联邦法律中的土著民族权利——以北方、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小民族为例

尽管俄罗斯联邦最近几年通过立法改善这些小民族的法定权利,也尊重土著民族文化,但这些民族的现实状况与相关国际法准则之间仍存在巨大差距.缺乏政治意志和过于偏重国家经济发展导致各种形式的歧视仍然存在,这些民族不能真正参与影响他们的决策,其土地权利受到侵犯的情况延续至今而威胁到他们的生存.     

论新型民事权利的立法转化——以土地发展权为例

对于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新生利益冲突,过分依赖例外规则会破坏法律的体系性并导致规则冲突与标准混乱,应通过立法生成新的法定权利予以调整。因我国征地补偿存在的制度瓶颈和理论不足,土地发展权被学者引入并在实践中以多种模式出现。土地发展权以土地开发转用的增益分配为核心,属民事权利中的物权,在我国现行土地制度下只适用于集体土地。依霍菲尔德权利理论,土地发展权的内容包括在土地规划范围内自由安排土地的用途和在土地开发转用时主张一定比例的增值利益等权益,以及不得改变规划用途使用土地等负担,土地发展权残缺部分由国家代表社会行使。新型民事权利的立法转化应全面具体,避免沦为解决个别问题的例外规定或填充法学理论的抽象概念。     

论道德法律化的合理性及限度——以“常回家看看”入法为视角

道德和法律在调整范围和价值追求等方面有一定的重叠。在我国现阶段道德滑坡、约束能力不断弱化的背景下,提高公民道德水平,重塑社会道德体系便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道德法律化作为其中一个有效途径,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修订后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常回家看看"入法便是道德法律化的一个例证。然而无论道德或是法律的调整作用都不是万能的,道德法律化也有其局限性,"常回家看看"入法也存在一定的操作困境;需要在此基础上,界定道德法律化的合理限度,并对提高"常回家看看"法律的可操作性和执行性提出合理化的规制措施。     

论死亡权的特点及我国死亡权的立法设计

人应当享有死亡的权利。本文从死亡权所赖以存在的理论依托和宪法根据入手 ,对死亡权的特点与我国死亡权的立法设计做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数据权利视阈下未成年人被遗忘权之立法构想

在后信息社会,未成年人被遗忘权是区别于传统被遗忘权又凸显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一项新型数字权利,在未成年人数据信息保护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在法理上,未成年人被遗忘权与言论自由和隐私权均存在同质价值追求,必须给予其特殊法律保护。欧盟GDPR框架下的未成年人被遗忘权的抽象保护模式与美国COPPA、DNTKA以及加州第568号法案映射出的未成年人被遗忘权的特殊保护模式各有特点,我国的相关立法规定则较为零散、模糊。我国可以从总体原则、主体范围、权义内容以及权利行使边界等方面入手,辩证地分解和剖析欧盟、美国的立法经验,将适于中国法律土壤的部分进行本土化移植,制定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未成年人数据权利保护立法。     

行政法上的公民拒绝权研究——以人权三种存在形态理论为分析视角

转型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频频出现的公民直接抵制公权力活动的现象值得关注,人权三种存在形态理论为公民拒绝权研究提供了独特分析视角.作为人的一项应有权利,公民拒绝权源自近代宪法思潮中的抵抗权.行政法律规范对公民拒绝权的明确认可,实现了其由应有权利向法定权利的飞跃,标志着行政相对人主体性的回归.公民拒绝权由法定权利向实有权利的转化,有赖于无效行政行为相关配套制度的建立,我国行政程序法的制定和行政诉讼类型化思潮的兴起则为此提供了宝贵契机.     

浅析美国法律中法人的基本权利——以实证分析为视角

传统立宪主义理念认为,基本权利的产生是建构在防范国家公权力侵犯公民个人权利的基础上,是为了保护个人不可侵犯、不可剥夺的自由。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公司等法人组织逐渐兴起,有关法人主体地位的界定显得日益重要。     

论性教育权的确立

性教育权是和教育权、性权利、人权教育权、人权既有紧密联系,又有基本区别的独特权利,人们正在逐步认识到它的重要性,但依然未能全面、深入地把握这一概念,更未能在法律层面真正地确立这一权利.性教育权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以适当方式接受一定标准的性科学、性权利和性文化教育的特殊教育权利.确立性教育权将有利于改善落后的性教育现状,根除普遍的性无知现象,并最终促进性权利体系的形成、发展和相关人权的进步.确立性教育权需要遵守"客观、多元和批评的性教育"原则,以保证性教育权的适当性.确立性教育权这一工作也需要每个国家的努力和国际合作来共同推进.     

论司法终结性——以再审制度为视角

终结性是司法的重要特征,是司法裁判活动在终结环节上的要求。司法终结性是维护法治国家尊严的必需,是法的功能的必然要求,也是法的效率的必然要求。本文拟以再审制度为视角来探悉司法终结性,论述了再审制度与司法终结性要求的冲突与平衡。     

性权利的历史演变——以婚姻为轴线

以婚姻为标准，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可划分为前婚姻时代、婚姻时代和后婚姻时代。与这三种时代相对应，性权利从前婚姻时代的性特权演变为婚姻时代的性权利，再演变为后婚姻时代的性人权。性权利的历史演变反映了人类追求性自由、性尊严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