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融合发展的延安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研究

融合发展是新时代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的创新举措。革命文物由于数量多、分布广,存在保护不平衡、展陈同质化、辐射带动效果不佳等普遍性问题。本文以延安革命文物为例,构建以革命文物为核心价值的要素体系,从全域资源视角出发,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综合分析革命文物空间集聚性、城市关联性、道路通达性、资源组合性等空间特性,提出“分类保护、轴线带动、组团开发”的保护利用空间策略,探索革命文物整体保护和融合发展的路径,切实推进革命文物内涵价值和空间特质融入现代生活,改善民生福祉,赋能老区发展,促进延安精神传承弘扬。     

上海文物保护立法的若干问题探析——以不可移动文物为中心

本文针对上海市文物资源状况和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特征,探讨上海文物保护地方立法前期研究的相关课题,通过分析文物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和亟待完善的制度缺陷,论述在《文物保护法》制度框架下,制定符合地方实际条件的文物保护条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建立与历史文化风貌保护机制协调驱动的文物保护条例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机制与法规体系的可能路径。最后,建议尽快修订《文物保护法》,以完善国家文物保护制度体系。     

北京市地下文物保护现状与对策研究

北京地区地下文物历史悠久、埋藏丰富、分布广泛,是地区文化特色、文明魅力和软实力的深层物质载体,是彰显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地位的重要标志,也是建设＂人文北京＂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北京市地下文物保护在取得成绩的同时,破坏情况仍很严重,工程建设已成为地下文物破坏的主要形式。必须把保护地下文物提高到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层次,从健全政策法规、加大执法力度、加强宣传教育等方面切实采取措施,树立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理念,使北京市地下文物得到长期有效的保护。     

论不可移动文物的定级与保护——以重庆市北碚区为例

通过对重庆市北碚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基本情况的分析,对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提出以下建议：应对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登记造册,建立档案;借鉴外地经验,对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实行控制性保护和合理使用;对登记建档的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进行鉴定、定级以及已定级别的提升保护;对文物保护单位的定级实行规范化。     

青岛地区田野文物保护对策研究

作为海岱文化区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岛地区古遗址特色鲜明,文化序列和年代关系清晰可辨。但是古遗址却面临着被群众日常生活、生产活动和基本建设工程破坏以及被盗掘等诸多问题。因此,需要采取加大田野文物资源普查力度、加强文物保护队伍建设、依法打击盗掘古墓犯罪行为和探索古遗址保护管理模式等多种保护措施,对青岛地区的田野文物进行有效保护。     

出让文物经营权——对当前有关争议的述评及有关建议

陕西进行旅游管理体制改革后,有论者以其违犯<文物保护法>为借口,从根本上加以否定.本文便是对这种否定的一种反批评,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出让文物经营权,才能更有效地保护文物;固守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文物保护模式,已经很不利于文物的有效保护.     

文物的戏曲资源及其现代利用转向——基于佛山祖庙文物的视角

文物蕴含各历史时期的文化元素,中国不少文物承载的戏曲资源就具有传统文化与古代文学价值,对这些文物的保护和开发,可进行活用。从佛山祖庙文物中,可以探寻出文物的戏曲内容与文学小说的深层联系,运用“符号学”原理,这些文物在当代得到保护并实现其现代利用转向,是完全可以的。     

我国刑法对文物的保护及立法完善思考

我国现行刑法对文物的保护主要体现在对妨害文物管理罪、走私文物出口罪、盗窃文物和失职造成珍贵文物流失罪的规定上。纵观刑法对文物保护的规定,在体系、罪名、法定刑等方面存在一些不合理之处。针对我国刑法对文物保护的不足,建议调整妨害文物管理罪的结构,增加过失损毁名胜古迹罪,将过失损毁文物罪改为过失损毁珍贵文物罪,修改故意损毁名胜古迹罪和故意损毁文物罪的法定刑。     

我国刑法对文物的保护及立法完善思考

我国现行刑法对文物的保护主要体现在对妨害文物管理罪、走私文物出口罪、盗窃文物和失职造成珍贵文物流失罪的规定上。纵观刑法对文物保护的规定。在体系、罪名、法定刑等方面存在一些不合理之处。针对我国刑法对文物保护的不足,建议调整妨害文物管理罪的结构．增加过失损毁名胜古迹罪,将过失损毁文物罪改为过失损毁珍贵文物罪,修改故意损毁名胜古迹罪和故意损毁文物罪的法定刑。     

作为文物大省的陕西怎样变成旅游名省:出让文物经营权--对当前有关争议的述评及有关建议

陕西进行旅游管理体制改革后,有论者以其违犯<文物保护法>为借口,从根本上加以否定.本文便是对这种否定的一种反批评,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出让文物经营权,才能更有效地保护文物;固守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文物保护模式,已经很不利于文物的有效保护.     

论新时期中国民族文物的保护

民族文物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一定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应该受到珍视并得到强有力的保护。然而,新时期民族文物的消失、流失现象仍然显得十分突出,其原因在于对民族文物的概念、范围、分类、价值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尚缺乏公允的、统一的认识。作者通过长期以来对民族文博工作积累的一点实际经验,对民族文物作了初步的界定和分类,并对民族文物的保护工作提出了几点具体的措施。     

文物捐赠的法律问题研究

我国的文物蕴藏丰富,但其中很多流落民间.文物捐赠不仅有利于对民间收藏文物的保护,而且能够使国有文物收藏单位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不断充实其馆藏、优化藏品结构.然而,由于捐赠对象的特殊性,文物捐赠有别于一般的捐赠,如果仅仅按照《合同法》有关赠与的规定进行处理,不仅有违文物保护的目的,也不能有效调动民众捐赠文物的积极性.因此,应建立符合我国国情、切合时代发展需要的文物捐赠制度,进一步简化捐赠程序.对捐赠人,要给予一定的税收减免优惠,充分调动捐赠的积极性;而对受赠人,则要建立全方位监督机制,切实维护捐赠人的合法权益,从而引导文物捐赠朝着有利于文物保护的目标健康发展.     

文物法律保护的困境及其解决途径——以公民对文物的文化权利需求为视角

国际法和我国的国内法都有保障公民的文化权利和保护文物的条文,国家有义务为公民的文化权利提供便利条件,为了满足公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要求,我国将很多文物公开展出.然而,文物保护正面临着亟待解决的诸多问题.文化权利的保障与文物保护的理论从“人类为中心主义”转变到“生态中心主义”和“世代公平”,公物理论衍生的文化权利与文物保护之间也存在矛盾.既能解决文物保护困境,又能保障公民对文物的文化权利,应重新确定公民对文物的权利与义务,号召公众积极参与到文物保护事业当中.     

甘肃文物工作与西部大开发

本文根据甘肃文物工作的优势与特点 ,阐述了西部大开发中如何发挥文物工作的地位与作用问题 ,提出了既有利于文物保护利用工作 ,又使文物工作与经济发展相结合的建议。     

四川民族地区长征文物遗存的 特点及价值

[提要]四川民族地区在红军长征历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是长征文物遗存的集中分布区、长征精神的代表性承载区、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核心建设地段。该区域的长征文物遗存，在生成背景、类型范围、分布状况等方面皆具有自身特点，且具有极高综合价值。基于该区域长征文物遗存的资源特点和价值，需要统筹协调推进其保护和利用工作，特别是统筹协调好长征文物遗存及其关联资源的跨部门跨领域综合保护与利用，发挥好长征文物遗存的资源综合价值。对长征文物遗存资源特点和价值认识的深化，有助于为切实做好长征文物遗存保护利用工作，提供从资源关联性、分布特点和综合价值入手，探索资源综合保护和综合利用的新思路、新方法和新机制。     

纸质文物的清洗研究

纸质文物因其自身特性,易受环境因素和人为因素影响,从而造成各种污染,如水浸、泥斑附着、油污浸染、霉菌滋生等。这些污染物长时间作用在纸质文物上,会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坏,减少其寿命,为文物保护工作增加困难,因此对纸质文物开展清洗工作至关重要,对清洗方法、清洗材料、清洗技术的选择与运用更是重中之重。本文将归纳总结近五年国内纸质文物的清洗材料与方法,为文物保护工作者开展相关研究提供新思路和新参考。     

新文科背景下文化遗产学科建设模式初探——以文物科学与技术为例

通过文科与理工科交叉融合方式推动知识体系创新的新文科建设，是构建中国特色高等文科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举措，更是推进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积极探索。随着我国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事业的深入推进，在新文科背景下通过多学科联动探究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新学科、新方向，已成为新时代学科建设发展的典型范例。面向国家新文科建设和文物保护与科技创新的重大发展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正在探索“文物科学与技术”新兴交叉学科的建设模式，具体表现为：聚焦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建设目标、明确交叉学科发展新方向、构建一流教学科研平台和人才培养体系，旨在更好服务于传统文化传承与保护的伟大事业。     

民国初期的文物保护政策与措施

民国初期,随着现代文物保护意识的逐渐形成,中国现代文物保护事业逐渐兴起.这一时期政府文物保护工作以颁发政策法规的形式迈出了中国现代文物保护事业的第一步,同时开始设立文物保护、管理机构,进行文物调查,限制文物出口,查办文物盗窃、盗运案件,为日后的文物保护工作奠定了基础.     

民族博物馆馆藏文物的非物质文化特点

文物是人类文化的符号和载体,馆藏文物脱离其植根的文化环境,就不是完整的文化遗物,文物所负载的非物质性文化乃是它真正的灵魂所在。文物本身因为具有非物质文化特征而充满生命力,而非物质文化又以文物的形式得以保存。二者有机结合才能充分体现其真正的文化内涵及其价值。     

建国以来我国文物保护与开发利用的思考

文物保护与开发利用和发展旅游业原本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孪生兄弟,是不可分割的.文物古迹是重要的旅游资源,保护好文物则是未来发展旅游业的先决条件.进而言之,在开发利用文物来发展我国旅游业这一点上,绝对不能以损坏文物为代价.所以说,恰当合理地处理好文物保护与开发利用两者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