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的职业理性之维

法官职业是一种专业性强和人格道德要求很高的特殊职业。法官的职业理性 ,是指职业法官应具备的素质要求 ,它蕴含着法官从事专门化活动的理性判断和一种价值化的经验理性。法官的职业理性 ,起源于 1 5世纪的英国 ,后在西方得以全面发展并更趋理论化和制度化。其历史背景、理论发展和制度保障的经验使我们认识到 ,我国现时司法改革的重要前提是确立和发展法官的职业理性 ,由此实现法官独立和司法独立 ,保证司法公正 ,从而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法官的职业理性之维

法官职业是一种专业性强和人格道德要求很高的特殊职业。法官的职业理性 ,是指职业法官应具备的素质要求 ,它蕴含着法官从事专门化活动的理性判断和一种价值化的经验理性。法官的职业理性 ,起源于 15世纪的英国 ,后在西方得以全面发展并更趋理论化和制度化。其历史背景、理论发展和制度保障的经验使我们认识到 ,我国现时司法改革的重要前提是确立和发展法官的职业理性 ,由此实现法官独立和司法独立 ,保证司法公正 ,从而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论我国职业法官培养机制之完善

以发达的大学法律教育作为培养职业法官的基础性环节,这是当今世界主要法治国家的通例。但就大学法律教育在职业法官培养机制中的定位而言,却存在着英美法系专门职业教育与大陆法系普通学识教育的差别。与此两种模式相比,我国大学法律教育的定位不明,体制自身有待改善;并且缺失了技能培训这一职业法官培养的重要环节。基于此种认识,结合我国具体国情,本文提出了借鉴大陆法系做法,改革现行法律教育体制,建构我国司法研修制度的系统建议。     

加强判决释理与我国法官职业保障体系的构筑

一个国家司法制度的状况,根本上取决于运行这一制度的人,尤其是法官,法官的专业水准和道德素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司法制度是否公正、有效地运作,决定了判决释理的水平。所以切实提高法官自身素养、加快法官制度改革,是我国现行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提高裁判说服力和公信力的重要途径。     

论司法现代化的职业表征——法官职业化

司法现代化是法制现代化的一个基本环节和标志,作为司法现代化的职业表征,法官职业化是司法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与先决条件,对司法现代化的实现有重要作用。我国法官职业化已取得一定成就但仍存在很多问题,应采取一定措施进一步推动我国法官职业化建设。     

治安法官研究

治安法官制度诞生于英国,迄今已有近700年的历史。治安法官在经历了14-18世纪的鼎盛时期后进入衰退期,并在19世纪实现现代转型。虽然各个国家或地区的治安法官并不完全相同,但各国或地区的治安法官制度的核心构成因素存在着诸多共性,共同构成了治安法官的现代运行形态。该制度近700年的发展史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司法职业化与大众化的关系、有效化解中央与地方利益的冲突等方面提供了一些有益的思路。     

法官职业化背离民主之倾向及其合理调整

司法与民主之间是一种统一的、相容的关系,但就某些具体司法制度而言,司法有背离民主的倾向,法官职业化这一司法制度就体现了司法与民主之间的这一特性.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国家的职业法官,其任命都以非民选的方式为基础,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与民主之间的"紧张"关系.解决和调整这一"紧张"关系的最好途径,即法官应从社会的视角出发适用法律以及更多地关注民众在法官职业化进程中的作用.我国的法官职业化建设,也应适度考虑职业化存在的缺陷,调整职业化进程与民主之间的"紧张"关系.     

依法治国司法改革核心的法官独立问题“李慧娟（法官）事件”的深度反思

李慧娟,名不见经传的洛阳市法官,依国家《种子法》正确判案,却被所在“省人大”认定“严重违法”。此为2003年震动中国司法改革核心法官独立问题的“李慧娟事件”。中国法律界不得不为此作出尖锐而焦虑的深度反思:法官独立具有现代社会发展内蕴的客观必然性,是司法公正、司法权多样性质、法官承担责任、国家承担WTO国际义务的共同要求。法官独立的现实外部障碍主要来自地方党委、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的“法外”干涉;现实内部障碍来自于上下级法院指导关系的行政化;已明显落伍于时代潮流的审判委员会制度;法官选、用、考、奖、惩、晋等制度的行政管理模式。改革的重点也必然落在法官准入、罢免惩戒程序、行政管理模式消除等,重大相关层面。     

司法公正与法官职业化建设

司法公正是自有司法活动以来人类不懈追求的永恒主题 ,法官职业化建设是推进法治进程的一项重要举措。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正确认识两者的关系对于我们法院系统的改革建设 ,对于我们的法治化进程有着深远意义。     

司法腐败的理性思考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公告明确提出要坚决反对腐败。司法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治理司法腐败要进行制度创新,建立现代的司法制度,同时要加强对司法人员的防腐败教育,加强对司法人员的监督。     

浅谈合理构建高职课程体系

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目标是在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工作的高等技术应用性人才 ,它的课程体系只有充分体现各行各业对人才知识结构的客观要求 ,才能最终实现其特定的培养目标     

高职高专教育可持续发展的理性思考

分析了当前我国高职高专教育在招生，毕业生就业及人才培养诸环节面临的困难和存在的问题，并从政府加强宏观指导，高校更新教育观念和社会转变用人观念等方面，探讨了高职高专教育走出困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相应对策。     

司法裁判可接受性的法社会学之维

基于法社会学的民间立场与法律接受理论,司法裁判的可接受性实际上是接受主体、接受对象和裁判主体三者之间的关系。从接受对象来说,司法裁判活动既是形式逻辑的认识过程,也是含有价值评价因素的实践认识过程。就接受主体来讲,除了利益考量和理性权衡之外,司法裁判还必须考量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对法律制度的普遍期待。就裁判主体而言,要使司法裁判具有可接受性,需具备良好的专业素质,秉持公平、公正的立场,以及对各方当事人的亲和性。法治乃全体国民之事,司法场域更是法律精英话语与大众话语交汇与交流的平台。只有围绕无数的司法个案,经历法律精英话语与大众话语之间长时期的相互进入与纠缠的过程,中国的法治思维和法治精神才能真正地落地生根,司法裁判才能在个案与整体两个层面具有更大的可接受性,真正为社会公众所认同。     

当前我国司法行为行政化的理性思考

司法行为行政化违反了司法的构成和运行规律,造成了司法与行政功能上的紊乱.本文从历史文化、近现代的社会基础与当代司法体制分析司法行为行政化在我国形成的原因,并对克服司法行为行政化的解决路径:必须进行全方位的司法改革进行具体阐述.     

社会维度：译学理性重建之基

翻译本质上是一种跨文化的交往活动,这种交往关系在客观维度、主观维度和社会维度上都有发生,然而以往的译学研究都忽视了社会维度。译学研究中的社会雏度体现在其学科构成的三个组成部分中：在理论研究中建构突出社会维度的理论模式;批评研究中重视评估翻译对社会的价值;历史研究中强调追溯翻译活动的社会成因。翻译研究在社会维度上的展开是其理性重建的基础。     

法律信仰的理性基础——从与宗教神学信仰的比较维度分析

祛魅时代的到来意味着现代人的命运需要以理性来匡扶信仰,法律作为一种人世生活的秩序安排,既是一种规则体系,也是一种意义体系.形式理性法提供了生活的可预测性与可计算性,价值理性法为人类提供了生活的意义感与价值满足感.本文尝试以韦伯视阈中的理性概念为切入点,阐释法律得以成为信仰对象的理性基础,进而说明只有兼具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的法律信仰方可突破现代理性的牢笼.     

司法改革的目标与司法模式——基于政治与司法关系的改革思路

政治与司法的关系是宪法的基本命题,是世界各国司法改革的基础.中国司法改革应当立足于政治体制层面,着眼于改进政治与司法的关系,关键是建立和完善政党与司法的结构关系,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上确立司法改革的走向和司法相对独立的目标,从宏观上理解和把握司法多元化模式、司法相对独立的内涵和违宪审查制度的政治特征,赋予政治与司法关系以宪政意义,从政治的全局与宪政的高度审视、构想和推进司法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