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文化热"与"国学热"——从文化整合中的三种现象看文化转型规律

20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诉求引发了三次文化高潮,其中"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于外源性文化危机,是以少数知识精英为主体的一场文化革命;80年代"文化热"源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而近年来的"国学热"则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知识分子与普通大众的共同选择.从新文化运动到"文化热",再到"国学热",三种文化现象显示了在文化转型过程中文化主体正从少数知识精英扩展到普通大众,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断整合过程中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     

雷蒙·威廉斯的文化理论及“关键词”研究给予中国的意义

雷蒙·威廉斯的文化理论,源于对长期以来精英知识分子文化传统的纠偏、对＂大众＂文化的历史考察和积极意义的充分发掘,在此基础上对＂文化＂概念进行重新梳理和再定义,提出了＂文化即社会生活＂的开放式理念,在西方文化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雷蒙.威廉斯的文化理念及其文化＂关键词＂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介绍到中国,在中国学界及出版文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并将持续在我们的学术研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新文科建设：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的“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文科的滥觞所在,为新文科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历史文化基础。从精神内核看,新文科建设从时代、主题和策略三个方面延续了新文化运动的价值追求,两者皆怀“国之大者”,都以应变求新为目标、以思想文化为焦点、以高等教育为阵地。面对新文化运动以来国族振兴、实现现代化和学科完型三大历史未竟之业,新文科建设应从被动跟跑转向主动引领,从本土传统迈向国际现实,从精英科学走向大众知识,切实回应“家-国”与“体-用”、“中-西”与“古-今”、“科-玄”与“雅-俗”等重要命题。在打造和谐的、民族的、时代的、世界的新文科过程中,掀起一场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的“新文化运动”,助力中国现代学术文化革新,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新,激发现代中国先进文化创新和推动人类社会共同文明更新。     

“悲哀”与“绝望”：一个真实鲁迅的五四姿态

＂五四＂新文学时期,鲁迅以其杂文的＂呐喊＂和小说的＂彷徨＂,深刻地表达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怀。鲁迅＂悲哀＂而＂苍凉＂的创作格调,寓意着他对启蒙对象与启蒙主体的双重＂绝望＂;它不仅是＂五四＂时期鲁迅思想的真实写照,同时也揭示了现代知识精英的人格矛盾：面对＂国民性＂历史积淀的强大惰性,＂反抗＂只能加速＂绝望＂的窘迫心境。     

九十年代的文化保守主义及其特点

较之八十年代中国的“文化热”,有人把九十年代的“文化热”或“国学热”称之为“第二次文化热”.从时间顺序上说,第二次是第一次的延续.第一次文化热,已如上述,讨论的核心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第二次文化热,从范围上说,也未脱离这个核心.不过,第一次注重讨论的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第二次更加注重传统对现代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这也是第二次文化热公开亮出“国学”旗号的原因之一.换句话说,第一次文化热注重的是认识,第二次文化热注重的是对认识的反思.在这样的思想氛围下,新“文化保守主义”者悄然登场了,大有愈演愈烈之热.     

作为“事件”的法律文化类型研究——以梁治平教授的研究为中心的考察

梁治平教授的法律文化类型研究可谓当代同类研究中的典型代表,如果将梁治平的法律文化类型研究视作特定时代背景下所出现的一个＂事件＂,从一种＂思想史的社会视角＂予以审视,可以发现,以梁治平的相关研究为代表的法律文化类型学的出现是特定历史时期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结果,既有诸如社会科学的移植背景、＂文化热＂等＂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又与梁治平个人独特的学术观息息相关。     

为“大众文化”正名——论霍加特与威廉斯对文化研究学科范式的建构

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精英主义视角不同的是,英国伯明翰学派通过论证文化的大众性而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推动了文化研究这门学科的形成和西方人文学界的＂文化转向＂。这种证明的实质是通过对时代关键词如＂文化＂等进行重新赋义而为英国工人阶级和普通人民争夺话语权的过程,这对于当代中国建构自身的文化话语权是一种启迪。     

论抗战电影知识分子“被大众所化”的“原罪”意蕴

与戏剧、诗歌、小说等艺术样式的创作者所遭遇的情景不完全相同——在电影和电影知识分子＂被大众所化＂的语境中,蕴含着很深的原罪意识。电影在中国民族文化和民族艺术的谱系中,其地位就显得十分尴尬——它不是民族文化艺术的＂亲子＂,最多只能算作一个外来的＂养子＂,而且是＂来路不正＂!只是因为,电影不仅是西方现代文明的产物,而且从一开始就是商品经济＂唯利是图＂的产物,其原罪之深重可想而知。     

文化主体视角下的现代汉字简化与传统文化传承

无论历史上的汉字简化还是现代汉字简化,都和传统文化传承没有必然联系,汉字简化的影响更多地存在于文化主体身上,笔画的减少仅仅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汉字使用主体的识字能力、写字速度和文字感受能力。汉字作为传统文化,其主体存在精英和大众的区别,通过字形直接还原文化只是少数文化精英的诉求。对汉字进行变革、简化和整理是主体作为使用者的要求,也是部分精英主体的本性要求。传统文化能否直接通过汉字顺利传承,关键在于主体的语言文字知识素养,和文字形体自身没有必要的关联。繁体字最终极的文化意义在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汉字使用者的文字感受能力,但和古文字相比,这种功用又是微乎其微的。     

“中国的文艺复兴”：蔡元培对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独特定位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领袖之一,蔡元培为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对新文化运动的理解与陈独秀、胡适等人有着明显的区别,集中反映在对新文化运动的两个独特定位,即＂文艺复兴说＂和＂洪水论＂上。蔡元培将新文化运动比作＂中国的文艺复兴＂,既反映了他社会改良的主张,同时也体现了一名成熟思想家的文化自觉,其独特的文化观对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     

精英文化的现代使命

精英文化作为知识分子文化的主要表现形态,在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生活中占有着十分突出的地位。随着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精英文化的独到价值被逐渐得到确认。确切地说,精英文化是知识分子阶层中的人文科学知识分子创造、传播和分享的文化,“精英”是指社会为其设置专门职业或特殊身份的知识生产传播应用者。精英文化在精神上与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文化一脉相承,“以天下为己任”,承担着社会教化的使命,发挥着价值规范导向的功能。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为知识分子展示其独立的文化价值提供了机遇,知识分子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     

国学热：民族文化自觉与民族文化自信

＂国学＂主要指中国传统文化,几经跌宕,但不断升温。二十一世纪兴起的＂国学热＂与以前的＂国学热＂有相近起因,但更有不同之处,即在新的历史时期国人复兴中华民族、构建和谐社会的民族文化自觉与民族文化自信。     

精英文化在大众文化时代的生存策略

大众文化以其通俗性、娱乐性和趣味性迎合了消费主义时代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并迅速成长为当代社会的强势文化。精英文化在大众文化时代的生存策略是目前中国文化界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知识分子是精英文化的创造者和阐释者,维护精英文化生命力是义不容辞的使命;传媒化是精英文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必然选择;而大众传承则是精英文化在民间的生存基础     

“中国最后一位大儒”与“中国西学第一人”——曾国藩与严复思想比较

曾国藩是最后一批士大夫的代表,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大儒＂,而严复是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的典型,被视为＂中国西学第一人＂。他们均是传统文化经世致用精神的继承者与弘扬者,均不满于汉学宋学无用、无实,传承了文化传统中的经邦济世情怀与实事求是精神;均文宗桐城派,由曾国藩推动而实现中兴的桐城古文,经严复以先秦文体表达现代思想这一中介,成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前驱。从曾国藩到严复,既有继承,也有扬弃。在某些方面,严复的思想是在曾国藩等人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如：从曾国藩等人的变易论通向严复介绍的进化论;均为军事近代化尤其是建设近代海军的重要推动者;从曾国藩将传统学术门类中增加＂经济之学＂,到严复从西方引进现代经济学;从曾国藩倡导＂格致＂,到严复全面介绍西方科学;均为中国教育近代化尤其是近代中国留学教育的先驱者、先行者。严复对曾国藩思想也有突破性发展：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否定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对纲常名教和君主专制采取激烈抨击、全面颠覆的态度,体现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与封建专制主义的天壤之别;曾国藩终其一生没有从旧学中突破、突围,而严复对旧学进行揭露与批评和学术形态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和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学术体系的建立开启了闸门。     

“五四人”启蒙角色的转换及文化反思

“五四人”作为本世纪初一个特定的文化阶层，其角色定位决非我们以往学术研究中的习惯性理论预设———一成不变的启蒙者。实际上，他们既有一个由传统文化精英向近代启蒙者转变的过程，也有一个由启蒙者转变为被改造者的过程，而且二者之间相互纠结，很难理清。在这种转变过程中滥觞于学界的“知识原罪意识”，对于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命运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广告传播对受众文化身份的影响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现代广告传播正以其无可比拟的影响力和渗透力影响着受众的文化身份;而且这种影响正逐步从隐性走向显性,从间接走向直接。在广告传播的强势介入下,受众的文化身份正经历着从精英到大众、从传统到现代、从一元到多元的转变。这种转变并不是完全抛弃原有的精英的、传统的、一元的文化模式,而是一种选择性的转向。在广告传播对受众身份产生影响的过程中,文化的冲突与共存、变更与坚守、裂变与融合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从“以言载道”到“以事娱人”——宋前“话”的流变考论

从先秦＂以言载道＂到隋唐＂以事娱人＂,宋前＂话＂字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使用者由政权阶级向普通大众游移,典范与政治教化作用逐步减弱,文化地位由雅入俗。不拘场合和身份的各种＂谈话＂,又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话＂的叙事特征和娱乐色彩,使得＂话＂的主要义项由僵化的政治言语转变为生动形象的故事,并在宋代掀起一股平民文学浪潮,滋生了＂平话＂、＂诗话＂、＂词话＂等众多俗文学类别,揭开了元明清俗文学繁荣发展的序幕。     

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主体塑造

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现实的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因此,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从主体的角度看,就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各类主体中的指导地位。各级执政骨干、社会知识精英、宣传文化工作者和普通大众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主体。离开这种主体塑造,缺少任何一个环节,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问题都不可能很好解决。首先,执政骨干必须发挥率先引导和榜样示范作用。其次,知识精英要坚守自己的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再次,宣传文化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要给以准确诠释和有效传播。最后,普通大众要增强对马克思主义自觉认同和积极拥护。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阈中的鲁迅

鲁迅通过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明确了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的方向,确立了唯物史观的阶级观点,实现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鲁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一是全面分析中国传统文化,提出对其主导精神线索专制主义的原则;二是对外国文化放手实行＂拿来主义＂,分别采取占有、使用、存放、毁灭等政策;三是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构成了中共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雏形;四是提出应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他们必须实行与工农大众革命实践结合。鲁迅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活动有三个特点：自觉的主体意识、彻底的求实精神、毫无顾忌的原则性。     

先知:“希伯来知识分子”的文化传统

许多学者都已注意到,正如西方文化植根于“两希”传统——希伯来文化和(泛)希腊文化一样,西方知识分子的传统,同希伯来知识分子的传统也有着直接的承继关系。人们在反思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和今日知识分子问题时,总会提及西方知识分子和希伯来知识分子,并加以对比。例如,有些同志就认为:知识分子在知识追求和创造的领域里,同时构造了对于价值、真理和正义的自我评估、独立思考和深层洞见。因而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他们往往还是文化价值方针的引导者,维护正义和抵抗恶势力的社会良心,以及任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