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文化热"与"国学热"——从文化整合中的三种现象看文化转型规律

20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诉求引发了三次文化高潮,其中"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于外源性文化危机,是以少数知识精英为主体的一场文化革命;80年代"文化热"源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而近年来的"国学热"则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知识分子与普通大众的共同选择.从新文化运动到"文化热",再到"国学热",三种文化现象显示了在文化转型过程中文化主体正从少数知识精英扩展到普通大众,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断整合过程中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     

梁漱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在学术界 ,一般人总认为梁漱溟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东西方文化论战 ,是站在陈独秀、胡适一派的对立面 ,是东方文化派或顽固守旧派的主将与代表人物 ,他的文化思想代表了更为保守的社会层面。然而事实上 ,梁漱溟并不笼统地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 ,相反 ,他时常以陈独秀、胡适的同道自诩 ,并对陈、胡的思想表示了某种程度的赞赏。尤其难能可贵的是 ,梁漱溟没有限于当时的东西文化孰优孰劣之争 ,而是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 ,以一种文化多元论的眼光来处理西、中、印文化之间的关系 ,并试图寻求拯救人类文明的良方 ,这不能不说是他的高明之处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爆发于十月革命胜利后２０ 世纪初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反思这场运动，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五四后”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与报刊舆论的兴起、革新

人们通常会认为,"新文化运动"是指"五四前"陈独秀等人所提倡的思想文化革新运动,并认为这样的新文化运动促成了随后的五四学生运动。其实,新文化运动并没因五四运动而中止,反而"广泛地澎湃地由五四运动而扩大"。这表现为"五四后"社团林立、期刊迭出、言论蜂起。"五四后的新文化运动",受五四学生运动的刺激和鼓舞,以知识青年和政治团体为主体,承继"五四前"新文化运动注重思想革新之精神,对政治、社会问题发表意见。与"此前的"新文化运动相比,其刊物更为丰富,范围更为广泛,声势更为浩大,效果更为明显。然而却常为人所忽视和误解。     

“文化热”中的冷思考

文化的形式和成熟是一个自然的渐进过程，任何急功近利地向文化索取的行为，都会有害于文化的发展。     

“国学热”与鲁迅文学和学术贡献的价值判断

鲁迅的文学和学术实绩是一种带有整体意义的现代创造,具有不可分割的生命关系,但悄然兴起于20世纪末叶的国学热及其在这种文化语境下形成的价值评判标准,对于鲁迅研究至少形成了三个方面的现实影响:其一,由冷转热的国学蕴含着唯古是崇的价值标准;其二,遭遇国学大师与鲁迅实际学术贡献的有限确认;其三,纯学术的眼光不仅低估了鲁迅实际的学术水准,也人为切断了鲁迅整体性生命追求中学术与文学的血肉关系。     

从五四文人的“弃医从文”现象看其回归传统文化之逻辑

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大都有弃医从文的现象,以此作为切入点来探讨这批知识分子在面对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时的复杂态度,并试图通过还原历史语境的方式来阐释出他们回归传统文化的逻辑理路。     

对新文化运动的再思考——从“五四”后期的梁漱溟说起

五四精神并非仅仅体现为反传统,而应归结为五四文化转型时期那一代知识分子在推进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进程中所共有的民族责任感和文化批判精神。“五四”后期的梁漱溟就已经跳出文化问题上欧化与东化之争的圈子,以一种文化多元论的眼光来处理中、西、印文化间的关系,也实际是处理世界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现实问题。这对于我们今天步入“新时代”有着积极的启迪意义。     

“民族魂”与“球形天才”——从思维方式看“五四”时期的鲁迅与郭沫若

进化论与泛神论对鲁迅、郭沫若而言不仅是作为理论学说而更是作为思维方式从而在“五四”文坛发挥巨大作用的，它们使鲁迅、郭沫若的思维矢量分别指向未来和远古。由此也便产生了“五四”“为人生”与“为艺术”的两大分野。作为人类种族性记忆的集体无意识原型的原始思维方式，在鲁迅那里凝成国民劣根性的集中代表——阿Q的“精神胜利法”；在郭沫若那里则化为其前期新诗的艺术构思，创作出“别有天地非人间”的伟大诗篇——《女神》。思维方式的变革是文学革命最根本的内因。鲁迅、郭沫若研究的最终出路不是局限于学术圈子内的花样翻新，而在于开放——在民族巨人的定位下进行认识和评价。     

从“三言”“二拍”看明代人口贩卖现象

三言二拍中有关人口贩卖的篇目多达三四十篇,大致可分为亲人贩卖、主人发卖和人贩拐卖三类。人口贩卖既与钱本位下的生存压力有关,也与社会黑暗、盗贼猖獗相关。小说对人口贩卖的描写,使我们感受到了封建社会女性地位的低下、忠孝观念对人们思想的禁锢以及明末贞洁观念的渐趋淡薄。     

并非“挑战”与“启蒙”——就《一个故事的三种讲法》与许子东商榷

许子东以史的眼光综合考察了不同作家、不同时代、不同流派的作品。他从作品的情节切入 ,发现了《日出》、《啼笑姻缘》、《沉香屑第一炉香》三部文学史意义大相径庭的作品的相似之处及不同之处 ,从中可看出他不同寻常的才情和学术思路。但有两点仍需商榷。第一 ,张爱玲的创作游离于当时的主流文学之外 ,客观效果上的确构成了对四十年代主流文坛的挑战 ,但就此便认为张爱玲在主观上受到了当时主流文学的“刺激”、“干扰”、“挑战” ,将自己置身于与主流文学的紧张对话关系之中 ,并以创作作出回应 ,这一观点是否妥当 ?第二 ,认为张爱玲作品中的男性更多一些“五四风采” ,并把忙于谈恋爱的花花公子解读为五四启蒙传统的继承者 ,这一观点是否牵强 ?     

“全球本土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化身份重构——以“后殖民”理论为视角

全球化所导致的边缘化已成为世界上大多数人面临的问题,这种边缘化既是政治、经济层面上的,也是社会与文化层面上的。这是后现代主义入侵文化领域的必然结果。当全球化遭遇本土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这种强势文化类型时,其后现代主义特性也会发生形变,形成"全球本土化"这一奇特景观。"全球本土化"的语境存在于后现代,它从中国视角重构全球话语,选择"国学"复兴为方式,最终以新儒学建构的方式指向自身文化身份。虽然"国学热"以中国传统文化道德为出发点,应和转型时期市民阶层的文化追求,但其体系性不明显,同时迫切追求文化身份认同的状态。但"国学热"推动了新儒学的重建,作为"全球本土化"语境中的后殖民话语,新儒学正逐步成为中国文化身份中主导性的话语力量。在后殖民主义视野中,新儒学是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后现代理论进行平等对话的重要文化理论资源,也是重构中国文化身份的重要途径。     

新文科建设：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的“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文科的滥觞所在,为新文科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历史文化基础。从精神内核看,新文科建设从时代、主题和策略三个方面延续了新文化运动的价值追求,两者皆怀“国之大者”,都以应变求新为目标、以思想文化为焦点、以高等教育为阵地。面对新文化运动以来国族振兴、实现现代化和学科完型三大历史未竟之业,新文科建设应从被动跟跑转向主动引领,从本土传统迈向国际现实,从精英科学走向大众知识,切实回应“家-国”与“体-用”、“中-西”与“古-今”、“科-玄”与“雅-俗”等重要命题。在打造和谐的、民族的、时代的、世界的新文科过程中,掀起一场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的“新文化运动”,助力中国现代学术文化革新,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新,激发现代中国先进文化创新和推动人类社会共同文明更新。     

梁漱溟与“五四”新文化

在学术界，一般人总认为梁漱溟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东西方文化论战，是站在陈独秀，胡适一派的对立面，是东方文化派或顽固或顽固守旧派的主将与代表人物，他的文化思想代表了更为保守的社会层面，然而事实上，梁漱溟并不笼统地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相反，他时常以陈独秀，胡适的同道自陈，胡的思想表示了某种程序的赞赏，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梁漱溟没有限当时的东西文化孰优孰劣之急，而是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以一种文化多元论的眼光来处理西，中，印文化之间的关系，并试图寻求拯救人类文明的良方，这不能说是他的高明之处。     

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心理——从“五四”启蒙运动讲开去

20世纪初,近代中国经历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文化上的启蒙运动,因发生于"五四"运动前后,因此又被称为"五四"启蒙。这场运动将以资本主义配置为典范的现代性观念广泛传播,但最终中国还是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从文化心理上来看,这其中主要有三方面原因:即"五四"青年传播的启蒙思想本身存在误读,混沌不明;近代中国的启蒙一直面临着"救国存亡"的压力,社会主义更好地回应了富国强民的需求;儒家传统文化作为群族心理和生活方式参与进现代性建构,影响着民众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     

中国文化现象中的“内平衡”与“外平衡”

平衡，是中国传统文化现象的重要特征之一。就其大者，可分为内在心理和外在行为两方面，即：以“价值置换”、“反求诸己”和腐朽“神奇”为思维特征的“内平衡”模式和以“谗嫉毁谤”、“杀尽不平方太平”为行为特征的“外平衡”模式。系统揭示这一文化现象，对于正确认识本民族文化之优劣短长，可提供客观而诚实的依据     

从尊个性到重群体看郭沫若的文化选择

从审视郭沫若复杂的人生经历入手,分析这位文化巨人如何将个体生命自觉地纳入时代与社会的需要,圆满地实现自我。“五四”时期张扬个性,抗战时期为民族呐喊,建国后为政治服务,在尊个性与重群体之间,郭沫若的文化选择无疑是中西文化融合的一种有价值的探索。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诗经》学独立思考派地位的确立

《诗经》学独立思考派是清代《诗经》学三大派别之一,代表人物是姚际恒、崔述、方玉润。独立思考派不为清代学人所重,其地位的确立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密切的关系。"五四"时代是疑古辨伪的时代,其疑古精神与独立思考派的学术精神契合;"五四"时代的学者对《诗经》的性质进行了重新界定,视其为一部诗歌总集,这与独立思考派研究旨趣一致。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诗经》学独立思考派的地位得到了确立。     

从汉字构造看“三生万物”思想

一般认为“三生万物”是道家思想,其实,早在道家思想产生之前,汉字构形中早就已隐含“三生万物”的意识。通过对有 关汉字的分析说明汉字产生之初即已有此种概念,这对于了解汉字和哲学史均有裨益。     

从“思想鲁迅”到“思想五四”——王富仁鲁迅研究的深刻内涵与现实意义

王富仁的鲁迅研究提倡“回到鲁迅”“回到文学本身”,强调鲁迅作品的思想意义,指出鲁迅的小说创作不仅是中国反封建“政治革命的镜子”,而且首先应该是“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以此为基点,王富仁建构了重新阐释鲁迅的学术系统,这对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鲁迅研究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王富仁指出,鲁迅毕竟是一个作家,他的根本价值在于从文学的角度促使人的精神觉悟,进而从思想启蒙的层面影响中国社会革命的进程。鲁迅的思想高度代表了“五四”思想启蒙的高度,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化自觉的高度,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进取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