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从"说"到"做"——从观念演变看西方译论的发展

以翻译基本观念的演变为线索,简要梳理了西方译论的历史进程。西方译论从以原语为中心把翻译看作“说”,到以译语为中心把翻译看作“做”,经历了一个从理想到现实的历程。这种转变不仅意味着翻译价值的重估,也意味着研究模式从“翻译是什么”转向“翻译为什么”。然而,目前的模式还不足以全面揭示翻译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深层内涵和意义。为此,翻译研究应该坚持翻译的实践本质,把翻译看作人的一种存在方式,考察翻译与人类存在的多维关系。     

论文学翻译“化境”说

本文从三个方面探讨文学翻译“化境”说的理论意义：“化境”说从辩证的高度继承、升华了传统的“信、达、雅”理论，指出了翻译艺术的最完美表现形式在于它自身的一无所有，从而道出了它的特珠性，“化境”说强调了文学翻译中的艺术性，具有目前流行的翻译科学论所不能取代的价值；“形似”、“神似”的辩证统一是文学翻译的理想境界，“化境”说两者兼容，可救扰其一端的偏颇。     

从“译”到“翻译”——翻译本体话语的演变与分析

从"译"到"翻译"之间动态推衍,发生了指代转移和内涵扩大——从指代职衔转移到指代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活动,从起初专指民族语言之间的翻译发展到指称胡语或梵语与汉语之间的佛经翻译,直至当下翻译一词内蕴三义,即语内翻译、语际翻译、符际翻译。概念内涵的演化表明"翻译"这一能指符号一直处于动态发展之中,是一个受制于语言转换主题和诗学观念制约、不断建构的话语实践。"译"、"出"、"翻"、"翻译"这些一脉相连、彼此呼应的词语组成了钱锺书所说的"虚涵数意",打开了阐释翻译意义的空间,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也昭示了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强大的生命力。     

近代中国翻译理论发展脉络——从翻译“科学论”的萌生到翻译“艺术论”的确立

鸦片战争以后,围绕翻译是“科学性”还是“艺术性”的活动这一问题,近代中国的翻译理论研究呈现出百家争鸣的态势。翻译的“科学论”从晚清意译达旨的翻译风气中悄然萌芽,翻译的“艺术论”在进一步对翻译策略和美学艺术的探索中逐步确立,两者共同构建了近代中国独具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翻译“科学论”与“艺术论”的发展不仅对中国现当代的翻译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更推动了白话语言规范的变格,我国的翻译研究开始显现出体系化的趋势并日渐走向成熟。     

“说”与“看”的分离:从传统小说到现代小说

在现代叙事理论中,将小说的作者与叙述者相区分、"说"与"看"相区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是一系列相关研究得以进一步展开的基础。传统小说中的叙述者与作者被认为是合而为一的,与之相伴的是"说"与"看"的合而为一。在从传统小说到现代小说的发展过程中,这一状况发生了变化,由二者的合一到二者的分离。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福楼拜、亨利·詹姆斯、普鲁斯特的小说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为现代小说这一叙事模式奠定了基础。     

从中西翻译标准的演变看译学的发展

翻译标准是翻译实践和翻译批评得以进行的依据,是翻译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从古罗马帝国的西塞罗和中国古代佛经翻译家支谦到现代二十多个世纪以来,中西翻译理论家们对于翻译标准的探讨一直在进行,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经历了从散论到系统,从感性到理性,从模糊到精确,从一元到多元的演变。通过对中西翻译标准的演变可以看出,译学的发展经历了从表层到深入,从片面到全面,从单一到多元,从对立到共通的过程。     

从“意识形态”说到“事件”说——试论伊格尔顿文学观的变与不变

近年来,伊格尔顿将自己的政治立场、实践取向和理论反思统合起来,通过对文学本质及功能的进一步讨论,试图建立一种策略式的新文学事件观:文学具有自律自足的本体价值,同时在伦理学意义上起示范作用,以事件或行动的方式参与对世界的建构。这种从以意识形态为核心到结构化的事件观的焦点转变,体现了他对自身理论的不断修正与完善。基于人类存在、政治效用与文学本体而言,伊格尔顿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份始终未曾改变。     

从翻译伦理视角看严复的“非正法”翻译

严复是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翻译家,他翻译的西方社科名著影响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严复在翻译领域颇有建树,然而其翻译方法却受到非议。从翻译伦理的视角研究严复的"非正法"翻译,有助于对其作出客观、辩证的评价。     

从“三形态说”看马克思看待人的发展的方法论

马克思的“三形态”说是以人的发展为依据来对社会进行分期的方法,具有广泛的方法论的意义,具体表现在论文中的五个方面:主体性的方法,生产力的标准的方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坚持否定之否定规律的的方法,个人发展的有限性和人类的类发展的无限性相统一的方法。     

朱生豪翻译的“神韵说”与中国古代诗学

朱生豪的翻译理念"神韵说"凝聚了朱生豪丰富的翻译实践经验,其来源是中国传统诗学理论。朱生豪的翻译理念集中表现于其翻译实践之中,在莎士比亚戏剧的翻译中,他将神韵体现为具体翻译实践中的跨文化的话语,从中西意象、话语的对应翻译与原文意趣的把握中,以中国明清两代影响极大的诗学"神韵说"为理论根源,在翻译实践中加以丰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翻译风格。     

论翻译中的“短溢”现象

本文从翻译短溢的文化背景、定义人手,从理论上讨论了翻译“短溢”的发生、生成,并从语言文化、信仰习俗等方面作了系统分析。翻译实践中出现翻译超值、翻译欠缺的现象,关键在于不同语言文化的文化内涵、表达方式不同,而翻译实际中译义为主,兼顾形式,反之就会本末倒置、造成歧义和误解。     

从“兴象”到“兴趣”

“兴象”和“兴趣”是中国古代诗学中十分重要的概念。本文深入分析了这两个概念的诗学内涵 ,并认真清理认定了从“兴象”到“兴趣”的沿革流变关系 ,揭示了两个概念分别在殷 王番 诗歌批评和严羽诗学体系中的重要意义及其现代转换的潜在价值     

从翻译安全观看“南海仲裁案”新闻翻译及报道

整个“南海仲裁案”新闻报道中,翻译无疑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而对翻译报道中不尽人意之处有必要作一些反思。从以名举实角度出发,不难发现南海新闻翻译报道明显存在着诸多不足。分析研究表明,媒体对“the 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ruling”“South China Sea”“Scarborough Reef”和“Taiping Rock”等关键性词语翻译欠妥,这样的新闻报道容易造成误会并带来不良后果。基于此,国际新闻报道过程中应提倡树立国家翻译安全观,国际新闻的翻译、编译和摘译等必须讲政治,切不可率尔操觚、张冠李戴或人云亦云。     

从佛经翻译史看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翻译大国。自东汉至唐宋历时千年的佛经翻译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翻译高潮。其间涌现出了众多佛经翻译大家,同时也积累了宝贵的翻译经验,探讨了诸多翻译方法,为我国的翻译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文旨在透过佛经翻译的历史来纵观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     

试论“虚静”说与“距离”说

道家的“虚静”说与西方的“距离”说都是审美鉴赏中审美主体的态度和修养,二者在揭示审美活动主体作用的特征上表现出很大的一致性,不仅在于二者都是进入审美活动之前,审美主体对审美容体的一种有动机的选择性的行为,同时,二者都是强调在审美观照中保持一种非理性的、无功利的态度.然而,由于“虚静”说和“距离”说是在不同的文化中孕育出来的,因此,二者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差异.首先,道家的“虚静”说与西方的“距离”说产生的哲学渊源不同;其次,“虚静”说主要强调物我两忘的状态,而“距离”说主要强调物我有别;再次,道家的“虚静”说比西方的“距离”说适用范围更广.     

论大学精神的演变：从“理想”到“功用”

大学精神,简单地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为传统的古典大学的“理想”,一为多元巨型大学的“功用”。大学精神从“理想”演变为“功用”是大学在内在逻辑和外部压力下的选择。然而,大学精神将永远不灭。     

从等值理论看卡特福德“翻译转换”说

20世纪50年代西方翻译学者从不同角度就“翻译等值”理论展开热烈讨论,英国著名翻译语言学家卡特福德提出著名“翻译转换”说,对等值理论作出杰出贡献。“翻译转换”说建立在韩礼德“阶和范畴语法”之上,从语言学的角度对原语和译语语言结构上的差异进行了细致的描述。介绍卡氏“翻译转换”学说的来源与实质,探究其实践价值,同时指出因束缚于句子层面,“翻译转换”说存在缺陷,难以解决涉及语篇的翻译问题。     

梁实秋"三阶层"说的语文教育观念

居于语文教育观念体系核心的语文教育性质观 ,指挥语文教育的全局 ,决定语文教育的发展方向 ,影响语文教师教学工作的方方面面。梁实秋先生从大陆到台湾 ,作为多年从事师范语文教育的优秀语文教育家 ,具有明确的语文 (语言、文字 )观念 ,曾对语文学科的教育性质提出过有名的“三阶层”说 :即语文教育本质上就是言语教育 ,从社会到学校具有粗俗的、标准的、文学的三个层次的不同要求 ,而“所谓语文教育的目的 ,大部分在于标准语文的使用之训练。”文学教育是语文教育的最高境界。梁先生的观点不但内涵丰富、深刻 ,而且具有很强的操作指导性     

从旅游翻译看“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

翻译标准众说纷纭,各有千秋。本文尝试从旅游文本的翻译特点,通过例证来寻找旅游翻译的标准;并从旅游翻译的角度来思考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对旅游文本英译的指导作用。     

“元气”论与曹丕“文气”说

先秦“元气”论认为，“气”是宇宙演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天地万物发展变化的根源和动力，“气”也能解释人的生命现象。而到汉代“元气”论被发扬光大了，在“元气”论中，哲学与自然科学进一步交融渗透，“元气”论被借鉴和引进到汉代天文学、医学、音乐学之中，“元气”论被王允引入文学理论也就构成了他的禀气论，曹丕将“元气”论和禀气论融入文学批评，构建了他的“文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