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的观念的历史轨迹与社会价值

“忠”作为历史上一种社会道德观念,以服从为主要原则,是一切社会品德中的最高品德,一切社会义务中的中心义务。在封建君主专制时代成为压抑人性的心理枷锁,反映出中国社会形态的保守性。同时,“忠”意识所激发的政治热忱,又酿造了传统文化中无私奉献精神,出现了一大批忠心为国的仁人志士,对社会的稳定起了重要的作用。当我们推进中国现代化的今天,应当重视“忠”的观念的反理性性质及“忠”的安定社会的价值,把“忠”转换成以理性为基础的“忠”,对真理的“忠”,对民主的“忠”,对促进社会进步的“忠”,使“忠”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论《三国志》中的忠观念

本文通过对《三国志》中有关当时“忠”的行为、观念的记载及评价的分析,指出“忠”的观念在三国乱世中仍有较大的影响,恪职守忠、上谏尽忠、死节尽忠,构成了当时“忠文化”的主要内容。但由于当时的特殊时代背景,所以忠的内容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中君仁臣忠、审时度势而尽忠,也是当时很重要的思想观念。     

《三国演义》所演是“义”而非“忠”

《三国演义》所演是“义”而非“忠”张志合《三国演义》是一部以描写三国时期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为主的书。而文学即人学，所以《三国演义》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它不仅仅是宋、元、明以来的“市井细民”和知识分子对活动在三国时期的历史舞台上的各种各样的人物作出自己...     

儒家“忠”、“孝”观念的现代损益

近代以来,由于限定在特定的君臣伦常中理解“忠”,不顾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的特殊意义而否定“孝”,因而儒家的“忠”、“孝”观念受诟病颇多。孔子说“礼有损益”,如果在损益的原则下重新诠释忠孝观念,用“尽己之谓忠”并从“敬”的角度来解读“忠”,用“亲亲之仁”的人性观来看待“孝”,并结合现代社会的实际情况来面对孝文化的困难,那么,建立在新的内涵基础上的忠孝或可两全。     

《论语》“有朋”“束脩”“忠焉”考释——兼论孔子教育思想

“有朋”之“朋”,包咸、郑玄以及《论语》早期注疏本都注为“同门”。考“有朋”章前后所论,均为对本门弟子的要求或训诫,并未涉及“友人”来访的语境,因此“友朋”之说必为抄本之误;《论语》中“朋友”出现八例,无一例作“友朋”,“友朋”组合也不见于春秋及以前文献。今译“朋”为“朋友”似是而非,因为现代汉语“朋友”已偏指“友”,没有“同门”之义,不能准确阐释原意。《述而》中“束脩”历代注为求学的见面礼,但黄式三、李泽厚等取“束带修饰”及“年十五”之说,参考敦煌、吐鲁番等出土文献整理的《唐写本〈论语郑氏注〉》残卷,可证“束脩”表示成年之说是对郑玄注的断章取义。孟子阐释“教人以善谓之忠”是“忠”在先秦的一般用义,其用法不限于臣对君或下对上;《宪问》中“忠焉”章孔子论述的教育思想,至今仍具有科学性、进步性。     

孔子“忠”“恕”中的“爱人”内核

《论语》中的"忠""恕"一般被后人理解为"为仁之方",从而成为人际交往过程中的行为原则。在形式上,"忠""恕"从两个侧面规定了以"立人"和"达人"为目的的成德的行为要求,但在伦理实践中,"忠""恕"却需要"爱人"这一道德情感促成两者的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忠"所表现的"笃实"与"恕"所表现的"以己度人"等特征都是因为有"爱人"作为其内核。因此,"忠""恕"的道德动力才能发生,有关"忠""恕"的道德行为才能实现。"忠""恕"的上述特色与孔子始终注重伦理生活中的道德自觉是分不开的。     

屈原的“忠”与“过”——谈朱熹眼中的屈原

怎样评价屈原，一直是楚辞学界争论不休的重要问题之一，朱熹在《楚辞集注》一书中，集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文章结合朱熹的“中庸”思想与其观人之法，深入剖析他从批屈之过，到赞屈之忠的独特思考方式，着力展现朱熹之论与前人之论的异同，既肯定其思想的闪光点，又揭示其局限性。     

汉代主流政治价值观构造的理路——以“忠”为对象的解读

主流政治价值观是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汉唐无疑是主流政治价值观构造的佼佼者。汉代主流政治价值观的成功首先在于最高统治者清醒地认识到主流政治价值观之于政治法则、政治制度、政治秩序的基础性地位,通过以孝劝忠的方式推动价值观的整合。其次是通过对传统理论的创造,将忠的理论精细化、哲学化,强化了这种政治准则的理性色彩。另外,统治者还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将理论拔高之后的忠重新放归平易,大力宣传忠的要求,将忠所包含的各种政治观念融入到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使核心政治价值观的影响及于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并内化为人们自觉的价值追求,外在的政治行为获得了内在价值理念的有力支撑,使社会成员评价政治现象遵循社会主流政治价值观规定的方向成为潮流与时尚,那些不符合主流政治价值观要求的思想与行为受到巨大抑制,提高了主流政治价值观的指导性地位。     

欧阳修古文理论中的“道”

欧阳修古文理论中的“道”寇养厚欧阳修的古文理论，从总体上看，继承了韩愈的传统。他曾对苏轼说：“我所谓文，必与道俱。”（苏轼《祭欧阳文忠公文》引）就是说，他的古文理论总是把“文”和“道”联系在一起的。《与张秀才第二书》中，欧阳修对自己古文理论中的“道”...     

汉代“以孝治天下”政策的现实效果——以士人宗族群体为中心的考察

汉代号称“以孝治天下”,朝廷通过不遗余力的孝治教化,企图达到“以孝劝忠”的政治目的。就当时在汉代社会结构中占据中心地位的士人宗族的状况而言,一方面这种广泛教化政策使得宗族内部对于孝悌的德行非常重视,同时使得家族内部形成了以士人为核心的比较强的凝聚力、向心力;但是另一方面,每当关键时刻需要在忠与孝、国与家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士族的趋向往往会是首先维护本宗族的利益。正是这一点,成为两汉政权两次倾覆的重要因素。国家“以孝劝忠”、巩固政权的良苦用心并没有发生很大的作用。     

传统中国"忠""孝"矛盾的理论基因和实践表征

忠孝之道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干。忠和孝都要求自觉地服从和维护权威,所以理论形态上的忠孝之道具有价值同一性。但在实践中随着忠孝价值地位的变化,忠孝之道又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激烈冲突。忠孝冲突的理论基因是:忠孝冲突是人的属性的内在矛盾的体现;忠孝冲突是君权与父权矛盾的体现;忠孝冲突是公与私矛盾的体现。其实践表征主要表现为:注重亲情,就孝弃忠;舍孝就忠,以全大节;忠孝两难,杀身成仁。     

儒家忠恕之道及其当代伦理价值

忠恕是儒家道德学说中重要的理论命题,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维系人际关系和谐的基本道德法则,是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在当下被我们重新发现,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应大力倡导这种忠恕之道,这对于建设和谐社会,促进共同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深远的意义。     

韩非"忠"思想研究

韩非基于战国时期的历史条件,对前人"忠"思想做了批判总结,并从法家立场出发,对"忠"规范做了新的界定,使得原本内涵相当丰富的"忠"规范在他这里几乎完全归结于"忠君",而且,他还将"忠"规范纳入"法"的轨道,强调重视"忠",但更应"明法","忠"法"并举思想对秦国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君本论"忠"思想一提出,立即得到统治阶级热烈欢迎,在中国推行了两千余年.     

论儒家的气节观及其现代价值

中国人在数千年的以家为本位的社会环境中逐渐形成了“气节”价值观念,它既是士大夫或志士仁人的人生理想,也是他们所置身的社会的价值取向。“气节”价值体系中所蕴涵的“孝”、“忠”、“义”、“礼”、“信”、“勇”、“诚”等观念,在抽象形式上具有普遍的价值,因而可以根据时代条件的变迁赋予其新的内涵,发挥其在人生理想和敦化社会风气方面的积极作用。     

“关公文化”在黑社会（性质）犯罪中的影响

"关公文化"在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所体现的"忠、义、信、勇"是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瑰宝和丰厚的文化遗产.在黑社会(性质)犯罪危害日益严重的今天,"关公文化"被黑社会所扭曲、利用,奉为神灵.深入分析"关公文化"对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影响,有助于正确认识、分析黑社会的特点和本质,更有力地打击、铲除这一社会毒瘤.     

《左传》人物的人格特征

在“礼崩乐坏、价值多元”的春秋乱世,面对“孝”、“忠”、“敬”等传统礼制基本观念,《左传》中的众多人物有着各自不同的价值取向,并选择了相应的行为方式。《左传》人物鲜明丰富的人格特征,就是这种价值取向与行为方式多元化的产物。     

中国道德规范中的“忠”文化及其现实意义

在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中,“忠”文化占有很大比重,在不同时期“忠”被赋予不同的涵义。它是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价值理念,更是连接人与国家、社会的精神纽带。在新时期,“忠”文化被赋予爱国主义情感,既要做到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又要做到理性爱国。同时它要求为官者要做到严于律己、清正廉明。忠信更是人与人交往的基本准则。     

忠孝观念与革命困境——《封神演义》中的忠孝与武王伐纣的合法性

本文以"汤武革命"为背景,通过分析哪咤、殷郊兄弟、黄飞虎和武王的叛逆行径中所体现出的孝道与忠君观念,来探讨<封神演义>如何在"天命"之外,建立起武王伐纣的合法性,并进一步揭示忠、孝与儒家政治理想之间的关系,由此深入探讨"革命"一词在中国儒家话语体系中的真实意义.     

孝亲、忠君、爱民——清官政治思想模式

清官政治思想为"孝亲、忠君、爱民"三位一体建构,其核心是"忠君"."忠孝"思想观念是专制王权政治体系中最基本的政治道德规范,在政治生活中表现为臣民对君主具有绝对义务之政治观念.清官政治思想中的爱民思想源于儒家"仁政"与"民本"学说.在清官政治思想中三者结合在一起,形成"孝亲、忠君、爱民"三位一体的政治思想模式,成为指导清官做人从政的指导原则.     

论李顒学术思想的王学特征

李(禺页)吸收了阳明的“致良知”学说,以“致良知” 为本体,并以朱子“主敬穷理存养去欲”的工夫对其加以补救,但他所谓的朱子的工夫从一定意义上讲是王学化了的。在以“致良知” 为本的基础上,李(禺页)提出了“悔过自新”说,更进一步体现了其以王学为本的思想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