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干支纪年简易换算法

公元纪年和干支纪年,在文史著作中经常遇到。不少人物、事件以及诗文的系年是用的干支,反求公元纪年颇费时力。同样,由公元纪年推求干支纪年也很麻烦。从事社会科学工作的人,掌握公元、干支纪年换算法,可以节省翻检年表等工具书的时间,收到事半功倍之效。笔者在原有较复杂的推算方法的基础上,于实践中发现一种新方法,     

中国文学史通用教材纪年转换上的疏漏

中国文学史通用教材纪年转换上的疏漏目前高校文科通用的游国恩等五位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教材中所提到的一些人物生卒年，有的用年号纪年，有的用公元纪年，有的两者兼而有之。这样就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即年号纪年跟公元纪年相互换算的过程中，农历（年号纪年）的...     

五代政治体制考略

风云变幻、兵荒马乱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公元907—960年),与隆汉盛唐相比较,其政治体制未免相形见绌,黯然失色。然而,正如暴秦玉成了隆汉、亡隋引出了盛唐,五代的政治,作为有唐一代近300年一统天下的反动,同样孕育了两宋政治的胚胎,其政治体制的变革创新色彩值得正视。令人遗憾的是现存《旧五代史·职官志》仅仅汇辑了官制方面的部分法令,“亦简略过甚,绝不胪列其制。”而“《五代会要》虽存,非     

欧阳修《五代史记》的修撰与《史通》理论

欧阳修(公元1007—1072年),吉州永丰(今属江西)人,字永叔,是宋代学术大师、文坛领袖、史学名家,所著《五代史记》(后人称《新五代史》,以别于薛居正监修之《旧五代史》),及与宋祁分撰之《新唐书》,均被列入封建时代之“正史”。     

《新五代史》编修献疑

宋神宗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欧阳修去世,其家人将《新五代史》(当时名为《五代史记》)表上,熙宁十年,诏藏于秘阁,而后盛行于世。欧阳修是《新五代史》的作者,自然无庸置疑。宋晁公武称:“《五代史记》七十五卷,皇朝欧阳修永叔,以薛居正史繁猥失实,重加修定,藏于家。永叔殁后,朝廷闻之,取以付国子监刊行。”     

中华书局点校本《元史》勘误二则

《元史》失误颇多,后世已多校补,本文就卷151《张荣传》及本卷后的中华书局的校勘记再考二则。《张荣传》记载金朝亡于乙未年,中华书局的校勘记认为是亡于甲子年,皆误。金朝实亡于甲午年(公元1234年)。     

敦煌本《吐谷浑大事纪年》与“莫贺吐浑可汗”

《吐谷浑大事纪年》记载了吐谷浑(va zha)灭于吐蕃后，附属于吐蕃的小王在705—714年间的大事。内容涉及莫贺吐浑可汗(ma ga tho gon kha gan)、吐蕃赤邦(khri bangs)公主、唐朝金城公主的活动与行踪，以及王室婚娶、会盟议事、征役赋税等内容，是研究吐谷浑史的重要史料。文章辩驳了把它看作是公元7世纪上半叶的《松赞干布纪年》的观点，认为该纪年的核心人物莫贺吐浑可汗或为青海都兰县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墓主，约生于690年，705年登基称可汗，727年与吐蕃联姻，得授“外甥阿柴王之印”,744(±35)年去世。     

“黄袍加身”小考

“黄袍加身”这出闹剧,可谓家喻户晓的历史名作。然而,这出戏的首创者并非赵匡胤,而是后周太祖郭威。 后汉乾祐三年(公元950年)十二月,契丹入寇。河北诸州告急,后汉太后急命枢密使郭威部署军队,领兵北征。大军行至澶州(今河南濮阳县),士兵突然裹脚不前,对朝廷派来慰劳的使者也“相顾不拜”,这预示着一场事变即将发生。据《旧五代史·周太祖纪》:     

试论五代吴越的基本国策与县名更改

在群雄割据,战争频仍,我国历史上又一次大分裂的五代十国中,地处两浙的吴越,是一个比较弱小的国家,同时又是一个比较安定、繁荣的国家、自唐昭宗乾宁二年(公元895年)吴越开国君主钱鏐任镇海、镇东两节度使占有两浙算起,至北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钱弘俶纳土归宋止,前后共经历三世、五王、八十四年。这和当时中原小朝廷梁、唐、晋、汉、周“五十三年之间,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国被弑者八,长者不过十余岁,甚者三、四岁而亡”的混乱局面,形成鲜明的对照。吴越安定、繁荣局势的出现,《新五代史》作者欧阳修,把它归之于吴越民风的文弱,说:“其人比诸国号为怯弱,而俗喜淫侈,偷生工巧”事实当然不是这样,而是与钱鏐及其后继者根据国情采取正确的基本国策有关。     

亦谈《三都赋》何时写成

张玉书同志在《山东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八五年第二期上发表了《〈三都赋〉何时写成》一文。他既不同意《山东古代文学家评传》中所说的左思《三都赋》写成于陆机入洛的公元二八九年后,也不同意韦凤娟同志所说的《三都赋》写成于公元二八○年灭吴前夕。他认为《王都赋》写成的时间“应在公元二八○年吴亡以后,而在公元二八二年皇南谧卒以前,以公元二八一年较接近事实。”不赞同《王都赋》晚成于陆机入洛的公元二八九年后,这是颇有见地的。但是张玉书同志通过对《晋书·左思传》上的一段文字的解释作为论据,这不仅不确凿,而且显得不能自圆其说。《晋书·左思传》载:“初,陆机入洛,与弟云书曰:‘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     

从《说文解字·叙》看许慎的文字观

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创稿于汉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定稿于汉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历时二十一年。距今已有一千八百多年,而学术价值始终不衰。推究原因,乃在于许慎著书的指导思想中具备比较正确的文字观,仅从《说文解字·叙》中就可以窥见一斑。《说文·叙》中说“诸生兢说字解经     

吕才与因明

吕才,生于隋文帝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卒于唐高麟德二年(公元665年)。他是初唐杰出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新、旧《唐书》都说他博学多艺、聪明过人,对军事学、历史学、音乐、文学都有很高的修养。 玄奘于唐太宗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从游学印度回到长安,相继于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译出天主的《因明入正理论》、于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译出陈那的《因明正理门论》,将因明移植到中国;同时,他在译场向佛教徒进行讲解,     

隋颁行均田之制,并非全属“官样文章”

均田制是中国历史上一种与土地私有制并存的,不纯粹的封建土地国有制。它始于北魏太和九年(公元485年),经北齐、北周、隋朝和唐前期,终于唐建中元年(公元780年)颁行两税法,历时达近三百年之久。在上述这些朝代中,隋朝是否实行过均田制呢?有一种意见认为:均田制度“实际上不过是一种纸上谈兵的官样文章”,而“隋本是一个短命王朝,国势动荡,再传而亡,也屡次颁发均田法令”(傅筑夫:《中国封     

试论乌氏张氏家族与前凉政权的历史地位

建立前凉政权的安定乌氏(今宁夏固原东南)张氏家族,自晋惠帝永宁元年(公元301年)张轨出为护羌校尉,凉州刺史至前秦苻坚建元十二年(公元376年)张天锡战败投降,亡于前秦。张氏家族经五代,历九世,计七十六年,以凉州姑臧城(今甘肃武威县)为统治中心,“跨据三州(凉洲、河洲、沙州),带甲十万,西包葱岭,东距大河。“史称“前凉”。在西晋丧乱之际,张氏前凉地方割据政权,作为西晋王朝的残留部分,是当时中国西北部唯一政局较为安定的地区。张氏一系列治国措施,使这一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等多方面得到进一步发展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呢……”

语见清代刘翰《李克用置酒三垂冈赋》(以“此先王置酒处也”为韵)。本文收入清末王先谦《清嘉集初编》,此书是作者在南菁书院(在江苏江阴)讲学时学员(秀才、生员等)试卷、习作的选编,是作为科举需要的范文收录的。本文题目原是甄试题,要求学员以李克用置酒三垂冈这一历史事件赋咏,并以“此先王置酒处也”七字为韵,也就是赋分七段,依次以“此、先、王、置、酒、处、也”七字结尾。这一历史事件见《新五代史·唐庄宗本纪下》。沙陀将领李克用(856—908)于公元八九四年平定内部叛乱后在上党(今山西长治)三垂冈(在潞城)置酒祝贺。伶人奏《百年歌》,曲到     

底蕴深厚的中国节

元旦 元旦是一年的第一天,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纪年采用公元纪年法,阳历1月1日定为"元旦",至此,元旦才成为全国人民的欢乐节日.     

元明散曲二首浅说

张养浩(公元1270——1329年)字孟希,号云庄,元代厉城(今山东省济南市)人。自幼勤学,被荐为东平(今山东省东平县)学正(地方学校学官),后历任县尹、监察御史、礼部尚书等官。因关心时政,直言敢谏,曾遭陷害,于公元1321年弃职隐居家乡。公元1329年,关中大旱,他被召出任陕西行台中丞,途经潼关,怀古抒情,写下了《山坡羊·潼关怀古》:     

“模勒”与版刻考

中国雕板印刷起于何时?这是学术界长期以来没有解决的问题。一般说来,倾向唐朝说者居多。唐从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年)起,至哀宗天祐四年(公元907年)止,共计288年。印刷术又起于唐代何时?大家还是争论不休。     

论长江流域早期佛教造像的古印度影响

中国最早的佛像是发现于重庆的延光四年(公元125)的摇钱树佛像,而北方最早的纪年佛像在此200年之后,这表明中国的佛教造像首先在长江流域兴起,然后,北方丝绸之路与黄河流域的佛像艺术才次第兴起。长江沿线的早期佛像,集中于汉晋时期,主要受古印度恒河流域的贵霜秣菟罗流派的影响。南朝时期,南方的佛像,与古印度南部、斯里兰卡和东南亚的关联较密,不仅有斯里兰卡的佛像传入中国,梁武帝也曾使人去印度求取佛像。无论是"秀骨清相"还是"面短而艳"都带有异国情调的造像的特征。     

中日学者研究东传汉籍的新成果——评《中国典籍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

浩如烟海的历代典籍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和灿烂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象征,其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华夏,而且据说早在公元纪年之前就已传出国境,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是源源不断地流向海外,数东亚各国为最,所及之处无不播下文明的种子,其中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尤为深广.日本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先生曾说:“日本民族未与中国文化接触以前是一锅豆浆,中国文化就象碱水一样,日本民族和中国文化一接触就成了豆腐.”(见1963年3月16日《光明日报》)一般的中日文化交流史虽都以公元三世纪百济(在今朝鲜半岛)博士王仁将《论语》进贡应神天皇作为中国典籍传入日本的最早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