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能力与地方治理的困境

国家治理能力不仅仅是制度的整合和应对社会变动的能力,更主要是执政者的理政能力,说到底还是执政者的能力建设问题。从执政者能力提升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系入手,认为执政者是社会规则的引领者,也是社会规则的守护者,还是社会价值的代表者。近些年来,由于城镇化加速,社会利益分化在加剧,社会矛盾多发,如何维护社会稳定,解决各类社会冲突,已成为地方执政的最重要工作之一。国家和基层治理能力的提高,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应从转变政府职能定位、加强国家制度建设和培育社会力量等方面着手提升国家治理能力。     

灾害政治学:灾害中的国家

灾害学因研究对象的复杂性、综合性,是一门综合性强并不断扩展的科学,呈现出明显的多学科交叉、科际结合的特点.在加强自然学科对灾害问题研究的基础上,要加强人文社会科学对灾害的研究.灾害政治学对灾害问题的研究具有其他人文社会学科不可比拟的优势,它是运用人类社会政治组织的形式和优势,研究国家运用政权的力量对各类重大自然灾害进行预防、干预、抗灾救灾,将灾害损失降到最低程度,并对灾后进行重建的科学.构建"灾害政治学",需要探讨其研究对象、研究前提、研究特点、研究任务、研究目的、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智慧城市时代的灾害治理变革——基于多案例的比较研究

自然与人为灾害是工业4.0时代城市发生的“不对称威胁”之一,信息与通信技术、无处不在的传感器和先进数据科学最新发展为灾害治理提供了以往无法想象的能力。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智慧城市范式应用于灾害治理,它有效提高了灾害治理能力,甚至成为治理成功与否的关键。智慧城市在灾害治理中的应用包括数字治理、技术治理、智慧治理与多元治理四个基本内涵,它对传统灾害治理形成了新范式、新技术、重新设计、治理能力和综合治理等方面的挑战。政府需要将智慧城市计划作为灾害治理的战略工具,利用智慧城市技术推动灾害治理变革。政府也有责任制定有效的智慧城市规划以保障城市安全,政府规划在灾害治理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同时,政府、民众与社会组织需要合作共治,才能促进一种更细致与更包容的智慧治理模式形成。智慧城市范式在灾害治理领域的应用也会遇到信息安全、个人隐私、社会道德、社会排斥、数字鸿沟、政治偏见、错误信息传播及低效的远程工作等陷阱,政府与民众必须考虑与避免这些陷阱,才能最大限度利用它造福城市安全。     

城市灾害系统性风险的治理框架及现实路径

随着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持续影响,城市灾害呈现出链状、群状、多灾叠加的新特点,现有城市灾害风险的治理往往存在多灾种风险认识不清、单一治理模式失效、过程衔接不畅、现代化手段应用不足等诸多问题。从系统性风险认知视角,诠释了城市灾害系统性风险定义、内涵及特征;借鉴元治理理论和数字治理理论,构建了城市灾害系统性风险的“元治+数治”治理框架,从共治平台、制度基础、服务机制三方面提出了数治时代城市灾害系统性风险治理的现实路径。城市灾害风险的治理应该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从城市单一灾种片面治理向多灾种系统性风险治理转变;二是从科层、市场、网络多元模式独立并存到“元治+数治”理念下科层、市场、网络多元模式整合协同的转变;三是从经验判断的灾害风险治理向大数据驱动的灾害系统性风险治理转变。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的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治理体系指的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和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相互协调,日趋合理;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通过改革和完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促进各项制度日趋科学完善,实现国家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不断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增强依法按照制度治国理政的本领,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能力与水平。为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加强党的领导,转变党治国理政的方式;注重国家治理的法制化和制度化,明确各治理主体的责任;发挥党和政府的引导功能,培育各治理主体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的意识与能力;推动全面性目标的国家治理,提高国家治理的实际效果。     

灾害中残疾人的媒介使用与信息沟通需求——以汶川地震为例

在灾害情况下,残疾人群所面临的沟通困境要远远高于正常人群,甚至连最基本的信息需求都无法得到保障。从2008年汶川地震中残疾人群媒介使用的特征和信息沟通需求来看,对这部分弱势群体的保护需要在法律和政策上给予更多的支持:改善信息发布和传递的渠道,使用新的技术手段,培养残疾人使用媒介的良好习惯。     

城市极端天气灾害的适应性治理研究

伴随全球气候变暖,城市面临极端天气灾害的频发侵袭,此类风险具有突变、链式、高度不确定性等特征,给当代政府"急时行政"提出迫切要求,推动公共部门灾害治理转型迫在眉睫.适应性治理强调重大风险应对的韧性目标,坚持主动、弹性和包容性原则,其倡导的结构重塑、资源整合、组织协同等理念契合城市极端天气灾害防控的实践需要.文章基于该视角并结合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进行学理分析,研究发现,预警防控短板、信息传递滞钝、应急联动的碎片化和基层响应困顿导致并放大了灾难后果.针对城市极端天气灾害,要确立适应性治理导向,在结构韧性、机制弹性、行动网络和科技赋能等方面进行调适改进,提升城市应对极端天气灾害的治理效能.     

法治与国家治理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无论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还是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法治都扮演着“轨道”角色,即发挥着规范、引领和保障作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依托,是国家治理能力的体现,是国家治理效能的保证。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能充分发挥法治的规范、引领和保障作用,不断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我国食品安全单一治理的困境与多维治理的选择

当前我国以政府为主体,以行政治理为主要手段的食品安全治理模式面临着资源有限、效率低下、责任弱化的困境。激发和赋予广大社会主体食品安全治理的责任意识和相应权利,建立多维治理和保障体系,不失为改进之路。2013年实施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公益诉讼制度为更多社会主体参与食品安全多维治理开辟了通道,在食品安全专业社会团体建设及其能力提升的基础上,优化食品安全公益诉讼程序,并设立相应激励机制,从而改善政府作为食品安全单一治理主体所造成的困境,是推动食品安全多维治理事业发展的方向。     

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结构与层次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其实现的前提和基础是对于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结构有清晰、明确、科学的认识和把握。国家治理体系是一系列国家治理制度的集成和总和。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由价值、制度和行动三个层面构成的一种橄榄型的结构,三个层面形成了一个循环往复相互回应的闭合系统。     

民主、信息公开与国家治理模式的变迁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间内,信息公开与民主制度并无关联,因为"精英民主"模式通常与保密文化密切相关,它既不鼓励公民参与,也不希望公民知悉政府的信息。直到参与式民主在近几十年取得主流话语权,信息公开才与公共参与一道成为民主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中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不仅有利于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变,而且未来必将有助于民主的发展。     

国家治理中大数据智能化的价值、困境与实现路径

国家治理中大数据智能化是一种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国家治理技术路径.大数据智能化对践行国家治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助推构建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助力全面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有着重要价值意义.推进国家治理的大数据智能化,面临着技术和人才问题、隐私和安全问题、嵌入和融合问题.树立战略思维、构建共享体系、建立运行机制是实现国家治理中大数据智能化的有效路径.     

新时代国家治理视阈下的边疆治理

边疆处于我国疆域的边缘地带,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空间、政治环境、历史文化以及社会背景等因素,使得边疆治理成为国家治理的基础性要素,边疆治理与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发展等有着密切的关系,边疆治理的成效更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盛衰兴亡,对于整个国家的安全稳定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新时代边疆治理的重要性与特殊性,直接决定了国家的全局治理能力与国际竞争力。但我国在边疆治理实践中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使得边疆的改革发展严重滞后,尤其是在新时代背景下,边疆治理问题更加凸显。从新时代国家视阈高度对待边疆治理问题,以国家政策方针为导向,重新审视当前边疆治理具体形势,创新优化治理措施手段,已经成为国家改革发展的必然趋势。     

灾害信息公开的规范分析

灾害发生时,信息的公开和获取是最为重要的,因为它是避灾和救援的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公开条例>正式生效后,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把握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尺度的法理依据体现为秩序和自由的权衡.此外,灾害信息因为紧迫性,可以成为信息公开例外的例外.     

基于信息权视角的强制性治理与自主性治理

信息权是资本市场投资者权益保护的关键.公司治理以优化信息权配置、提高治理效率为机理,以萌芽式的自发性到监管的强制性再到创新的自主性治理的螺旋式路径演进.强制性治理是实行自主性治理的前提,它可以保护投资者权益,维护证券市场公平;自主性治理是上市公司在满足强制性治理要求基础上实施的治理创新,它可以最大化公司价值,提高证券市场效率.内在机制的自主性治理和外在环境的强制性治理的共建是维护证券市场有效性的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