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温克风俗漫议

鄂温克族是一个以狩猎经济为主体的塞外民族,其风俗习惯在宗教风俗、节日、婚姻、经济、交通、饮食等方面,都表现了浓郁的特色。玛鲁神袋是其多神教萨满文化的遗存,火神崇拜是其在母系社会即已形成的自然崇拜,黑灰节原是一种秽天巫术,柳蒿菜曾是其植物崇拜,还骨头婚俗源于远古的近亲婚配,四不像是其“森林之舟”,稷米茶是其没有茶叶的民族茶。随着历史的发展,各民族文化的交融,鄂温克风俗也在渐变,表现出交融的特点。     

论风俗文化对汉代文学的影响

风俗文化对汉代文学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作用,这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从共时态的角度去看,风俗文化不但促进了汉代文学作品的创作和传播,而且与其很多内容和艺术特质的形成都有密切关系;从历时态的角度去看,风俗文化的一些阶段性变化与其对文学影响力强弱的变化引起了汉代文学的某些相应的发展变化;从地域差异的角度去看,汉代不同地域风俗文化的不同特点使得本时期文学作品在内容、语言、艺术成就及风格等方面都表现出某些地域性差别。     

汉代都市赋与地域风俗

从风俗文化的角度出发,可以进一步挖掘汉代都市赋的文化内涵。从《两都赋》、《二京赋》等对汉代长安和洛阳风俗,《南都赋》对汉代南阳风俗,《蜀都赋》对汉代成都风俗的反映以及汉代都市赋中的地方神话传说成分来看,汉代都市赋具有深厚的地域风俗文化意蕴。     

论满族文化在黑龙江省人文景观规划中的风俗优势

满族风俗在东北风俗文化圈中独具特色,属于黑龙江省人文景观资源中的特有文化.历史遗迹与满族风俗文化交相辉映,会成为人文景观中价值递补之双方,能以民俗促进发展,因发展建设遗址,由遗址打造景观,借景观弘扬风俗.     

汉唐时期蔡州(汝南郡)社会文化的变迁——淮河上游地域社会研究之一

先秦时期,蔡州地区是南北多种文化的交汇中心之一.战国以来,楚文化逐渐取得在汝南的主导地位,并一直延续至西汉.在儒学(经学)兴盛的东汉,西楚风俗对汝南士人的影响依然有迹可循.东汉一代,汝南郡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地位达到历史时期的顶峰,而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的大动荡几乎将这一切摧毁殆尽.隋、唐、北宋三朝,河南仍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区域之一,蔡州却一直处于边缘地带.这是南北朝时期孕育出来的犷戾尚武之淮西风俗能够在唐后期集中释放、北宋以后不能消弭的基本原因.南宋以后,随着河南重要地位的丧失,汝南的边缘化趋势加重,地域文化上与淮北平原合一,成为一个区域文化整体.现今仍能感觉到它的存在.     

论"风俗诗"及其独立地位

本文提出的“风俗诗”,是指选取风俗题材并集中表现风俗事象、凸显风俗文化的诗作,它与以风俗事象起兴和借风俗素材抒怀的诗歌有质的不同。中国诗歌发达的《诗经》时代和唐宋时期的诗歌创作表明,风俗诗历史悠久,数量宏巨。作为裹藏着民族文化基因、情感之根和时代精神的风俗表征的“风俗诗”,拥有其他题材的诗歌所难以承载的厚重内涵。风俗诗自鸣天籁的艺术风神,也为追求自然高妙境界的诗人提供了艺术借鉴。唯有独立意义的“风俗诗”,才能使这一类诗歌恰切归位。     

从风俗批评到审美批评——应劭《风俗通义》新探

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历来归为子部杂家,研究者较少从审美批评和风俗批评的角度进行探讨.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既沉潜在精英文化中,又浸润在感性可观的社会风尚中,后者容易为研究者忽视.《风俗通义》中的采风观俗意识,以及在士林士风、人物品鉴、审美风尚、音乐歌谣等方面所体现的批评精神,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中国古代风俗批评与审美批评的关系.     

民国时期风俗文化现代转型的路径

民国时期风俗文化的现代转型,呈现出传统风俗文化的现代转换、西方风俗文化的渗透和传播、中西新旧风俗文化的会通融合三大路径多元并进的格局。伴随着社会风俗现代化变迁在以上三个层面上的演进,国人的生活空间日趋扩大,生活方式日趋丰富,精神面貌为之一新。     

浅谈英语教学中的文化教育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任何一种语言都是随着民族的发展而发展的,语言是社会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历史、风俗习惯和风土人情等,各民族的文化和社会风俗又都在该民族的语言使用中表现出来。语言离不开文化,文化依靠语言,英语教学也是语言教学,当然也离不开文化教育。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如何较好地跨文化发展成为当今世界民族生活中面临的一大问题,文化差异也成了文化交际中的障碍。在企业界,谁都知道要想自己的产品在别国畅销,除了需要高超的战略和技术手段外,还必须非常了解该国…     

由笔谈管窥中朝文人文化意识的差异——以朴趾源、洪大容等人为例

《燕行录》所载笔谈清晰、鲜明地反映了清代中朝两国文人的观念意识与精神风貌,两国文人对妇德、冠婚丧祭、士民生计观的认识有着明显的差异。中国文人赞扬严守仪礼的朝鲜社会风俗,还不禁表示出"乐国乐土,乐生乐死"的钦羡;洪大容与朴趾源肯定了清代风俗的质朴,认识到中国风俗文化已摆脱之前的传统框架,转向相对简化的形式,从而意识到文化的相对性与固有性。     

明清苏州社会各风俗层的互动与交融

明清苏州社会,各风俗层之间彼此联系、相互影响,表现为:上层风俗不断引领社会时尚,中层风俗日新月异,城乡社会风俗相互渗透,民众风俗的逆向传播不时对上层风俗造成影响。这种相互影响的特点,在我们看来不仅带来风俗层的良性互动与交融,更为苏州社会的发展注入了生机与活力。     

宋代风俗文化的高涨与宋人词选的兴盛

从某种意义上说,风俗文化的本质是娱乐。宋代是一个风俗文化高度发达的时代。风俗文化的高涨,扩大了宋词的社会需求,为宋词的娱乐消费提供了广阔的市场,这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宋人词选的编纂,促进了宋人词选的兴盛。     

移民搬迁中传统风俗的重塑及其例行化——三峡库区GZ镇丧葬仪式个案研究

社会变迁带动了文化的变迁,这种变迁因社会环境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特点。在移民搬迁中,由于人口的流动导致乡土社会中的互助基础渐趋薄弱,移民搬迁与农村空心化共同构筑了传统风俗文化维系的双重困境。在此背景下,作为常规行动的传统丧葬仪式发生了改变,丧葬的紧迫性、公共性催生了刚性的市场需求,多重因素相互交织产生了非常规行动——"仪式经济"。这种非常规行动通过例行化的逻辑产生新的风俗,从而完成了常规行动与非常规行动的交替过程,实现了传统风俗到新风俗的文化变迁。     

清初台湾“土番”屯垦河南邓州考述———兼论小聚落移民民俗之变迁

海峡两岸间的移民主要是"唐山过海"式,而清初以来屯垦河南邓州的台湾原住民却是反向的移民方式。他们如何从台湾到福建沿海、再从福建到河南内地、在邓州屯垦的生活状态以及风俗遗留等,都需要进一步的调查以及学术研究。特别是对他们风俗衍变的研究,可以作为个案来探讨小聚落族群风俗变迁的普遍性。作为中原地区小聚落的移民族群,其后裔所追忆或保留下来的室内葬、连名制、祭灶、追述族源地、亲属称谓等特殊风俗,显示出其风俗解构的变迁状态,特别是受与之一起屯垦邓州的"闽营"以及邓州风俗文化的影响而呈现出闽营化、在地化。     

中国传统风俗文化与象征

风俗与象征,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两个重要概念,其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解读中国文化的重要通道。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剖析了风俗与象征的关系,论证了其关联的必然性存在,为进一步明确基础概念,打通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壁障,做一试探性的研究。     

汉代风俗文化与汉赋

汉代风俗文化对汉赋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这主要表现为：风俗文化是汉赋题材内容的重要来源;汉赋喜用铺陈夸张手法、风格闳富奇丽等艺术特点的形成与汉人喜爱奇谈虚语的风气、汉代的神仙信仰、汉人追求完整繁富的审美风尚以及其他种种多姿多彩的风俗事象都有一定关联;汉代文人赋对本时期民间文学有较多借鉴。     

唐代长江上中游地区的饮食文化——以民间饮食中的主、副食为例

饮食文化,是人类有关饮食实践的多方面社会经济内容各方面表现形式的总称.它随着人类社会的出现而产生,又随着人类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发展而丰富自己的内涵.唐代长江上中游地区因其特殊历史地理条件和经济文化因素,因而其饮食风俗丰富多彩,它从一个特定的方位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和独特风貌.     

从风俗论看明代社会风俗的特点及其影响

本文从风俗与礼制、风俗的上行下效两个方面,探讨了明朝人风俗论的基本内容,以及明人为改善风俗所采取的诸多移风易俗的措施,进而指出明代社会风俗的特点及其影响。文章指出,自明代中期以后,民间百姓受到了商品社会的洗礼,民间风俗随之也开始受到了商业的冲击,导致原本朝廷用来规范人们行为或改善风俗的政策、措施,无不流于形式。与之相应,在风俗论上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观念,诸如在礼、俗关系上倡导礼因俗制或将礼简单化,以及肯定崇尚奢侈的社会风俗。     

崇神祭物与求吉辟邪——基于考古资料的汉代相关社会风俗探讨

汉代，在大一统的背景下，社会风俗和观念及其内容、内涵等均获得较大发展，涉及内容十分广泛，崇拜神仙、祭祀物品、求吉纳祥、辟邪驱恶等作为汉代社会风俗的重要组成内容，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思想、文化等关系较为密切，并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较为重要的作用。考古资料所体现“崇神祭物”与“求吉辟邪”的社会风俗及其观念、内容等十分丰富，对研究汉代社会风俗乃至汉代社会内容均具有相应的参考价值和意义。     

浅谈广告文化的民族情结

广告作为一种文化行为,一种文化体系表现,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现代社会文化中最具活力的文化现象。民族文化是传统文化,是历史的积淀。本文通过将广告文化与民族文化,这两个现代与传统文化精髓体现的文化现象完美地融合在一起,通过对广告文化中民族情感因素,民族伦理道德和民族风俗的阐述,以及对大量现实广告例子的分析,旨在说明广告文化其特有的一种民族情节,突出民族文化在广告中的重要地位。民族文化从一开始就被深深地烙入广告文化的灵魂之中,因此,广告要突破,要有大创意,就不得不将民族情感、道德、以及风俗加以吸纳,加以运用,才能达到最大的传播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