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孙中山“知行说”的几个问题

<正> 孙中山对知、行关系作过许多论述,由此可以看出他的认识论的性质。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至今仍有“基本上属于唯物主义”还是“属于二元论”两种意见的争论。笔者持前一种见解,本文仅就关系到孙中山的认识论性质的几个问题,略述管见。一、关于“知”和“智”“知”和“智”是孙中山“知行说”中两个既相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剖析这两个概念的来源及其不同含义,是判定孙中山认识论的性质的一个关键。由“知难行易”的“十证”可见,孙中山所说的“知”,是指科学的知。它包括卫生学、生理学、经济学、语言学、逻辑学、建筑学、造船学、电学、化学、地质学、动物学、     

论庄子哲学的知与行

关于庄子哲学中的“知”与“行”,历来学者大都认为庄子的知行观是与其混世游世的人生哲学相对应的“毋知毋行”通观《庄子》全篇,特别是作为庄子真实思想的内篇,笔者认为,如果把知行观放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来看,虽然庄子并未把“知”与“行”作为一对范畴明确地提出来,但他那种以独特方式表达出来的知行思想,应在学术界中予以新的重视、新的考察。 一 中国知行学说史上,《尚书·说命中》载“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一语,被认为是最早提出的知行概念,先秦儒墨都继承了这一“知易行难’思想,十分强调“行”的重要性,“知”的前提性,并成为一种普遍看法,为当时及后来多数思想家所接受。     

毛泽东对杨昌济知行观的继承、超越和《实践论》的发表

(一) 杨昌济的知行观主要是在继承中国传统知行观的基础上形成的,他对宋时理学的唯心主义体系十分眼膺,《朱子语类》中“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的知行观和王阳明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思想对他影响很大,在这基础上,他融合了近代维新派人物谭嗣同等人的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家如康德的先验哲学而形成了自己的知行观。由于杨昌济既具有深厚的旧学根底,又出洋留学十年,具有丰富的“世界之智识”,故他能斟酌古今,权衡中外,“合东西两洋文明于一炉而冶之”,但其思想的主流仍是中学,是我国传统哲学的最后一位人物。主张“知先行后”、“知行并重”,一方面强调“知”,强调“知”对“行”的重大指导作用;另一方面,又不忽视“行”的意义,注重“行”的作用。认为“不重学问,不知学问之不讲,则力行只是盲行,行之愈大,则危险愈大。”[1]而“知”的重要性就在于指导“行”,“博学、深思,皆所以指导力行也”,“知则必行,不行则为徒知,言则必行,不行则为空言,……力行尤要,力行为目的”。因此,在杨昌济看来,博学、深思、力行三者不可偏废。     

哲学史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

一 列宁曾经在《拉萨尔“爱非斯的晦涩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摘要》中说哲学史,因此:简略地说,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 希腊哲学已拟出了所有这些部分 全部认识领域 各门科学的历史 儿童智力发展的历史 动物智力发展的历史 语言的历史,注意: 心理学 感觉器官的生理学 这就是那些应当构成认识论和辩证法的知识领域 (《列宁全集》38卷399页) 列宁这一教导,对研究哲学史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它简明而精辟地说明了哲学史的对象和任务,同时也涉及到了哲学史的研究方法。有的人认为列宁这样说是有限制的,仅是一个侧面,而不是哲学史的全部。这种看法不一定对,因为通观列宁所写的《哲学笔记》的过程和中心思想,他是考察了整个哲学史的系统发展历史,考察了人类认识的知识领域,所得出的一个科学结论,并不是偶然的一个插句。     

论马克思所开创的现代新哲学:关于人类世界的哲学

马克思运用西方近代历史发展所形成的科学精神,在哲学的根基上批判和搁置了他那个时代的抽象的宇宙精神和形而上学的物质观,创建了一种全新的哲学:唯物主义人类世界的哲学。这一哲学的内在层次,是从存在物“互为对象”上升到人类世界的关系规定性,进而到实践关系、生产实践活动和以此为基础的、经过唯物史观上升到唯物主义人类世界的哲学。它主要指以唯物主义态度对人类世界的哲学把握。     

试论中国哲学中的天人关系问题

“天人”问题的含义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天人”问题有广狭二义。广义地说,“天人”即宇宙、人生,实际上包括了中国古代哲学讨论的全部问题,这些问题,按照中国古代哲学的内在结构,可区分为天道(自然观)、人道(人生观与社会历史观)和知天人之道(认识论和道德修养方法)三大部分。狭义地说,“天人”指“天人关系”,即所谓“天人之际”,其具体含义,大体可析而为三: 其一、宇宙与人类、人类社会的关系。这个问题又包括人类起源问题,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即人生意义问题,人类、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问题。     

随着生活之树发展的理论是常青的———读《什么是哲学》

对于哲学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何·奥·加塞尔通过对哲学活动所作的“根本的分析”认为：“哲学是理论,是一种理论知识”,哲学是“关于宇宙可言说的一切”;在经历了从实证主义到实用主义的“反哲学的时期”之后,哲学将重返“对宇宙的认识”,“对宇宙整体的追求”;哲学并不取消其他科学的认知方式,它只是研究“诸事诸物的共相”。这样,他对哲学的理解与我们通常所说的“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等提法是相通的,与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天人之学”也是相通的。加塞尔指出现代哲学与古代哲学的一个重大区别是“自我”或“自我意识”的发现,而重视“自我”的倾向达到巅峰,这个“自我”便成为了“像肿瘤般的自我”。因此,他用“我的生活”扬弃了作为世界之本的“自我”,超越了唯心论。他认为“一项无可怀疑的事实,就正是物、我之间的相互依存”,而“唯心主义的谬误在于不明白这个相互依存的道理,一切以我为凭依”。他还指出“寻求实在的哲学活动也是生活的一部分”,这种哲学见解应当予以高度评价。但需要补充的是,“我的生活”并非“我”个人的生活,而是“我”与其他人的共同生活,亦即社会的实践;现代的新唯物论,应建立在我们的生活、实践的认识论基础之上。     

论价值关系网并评“价值真理”论——兼与袁贵仁同志商榷

读了发表在《哲学研究》1985年第9期上的袁贵仁同志的论文《论价值真理概念的利学性》,有一些不同看法,提出来与作者商榷。一、“事实真理”和“价值真理”的划分缺乏科学根据袁贵仁同志在他的文章中说:“事实,如果从其本义说,它是指‘实际存在着的事物的属性、关系以及它们的变化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事实不包括价值,而同价值相并列;价值也不是事实,而是事实同人的关系。因此,严格地说,真理作为与认识对象     

德性之知:认识论视野下的张载生态哲学

张载的“德性之知”,是以宇宙共同体为认知对象的生态认识方法.在这种认识视野下,宇宙存在“幽明”的双重境域和“太和缊”的运动形式.张载“民胞物与”的生态境界,不是“我”与他者的直接关系,而是通过“我”与宇宙本体的关系,间接架构起“我”对宇宙成员的道德关怀.张载肯定《中庸》由理性认知而致道德觉解的修养进路,并提出“大其心”的生态修养方法,即人的精神追求应印合宇宙生养万物的生态德性.     

王国维纯粹美学现新辨

新雨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认为:王国维是康德和叔本华的信徒。康德追问的是知识之所以成为知识时的形式特点,因为物自体本身不可知,知的只是被感性和悟性所把握的形式,所以形式具有合目的性。王氏认为康德哲学只是一种哲学之批评,没达到形而上学的高度。王氏不满足康德所认为审美就在于对象的形式与主体的认识功能的内外默契,他把康德“形式合目的性”抽换为叔本华的“意志一理念说”,重新嫁接,把“主观的合目的性”形式实     

儒学对孙中山思想的影响

孙中山在他晚年回顾毕生事业时曾说:“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蹟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他所说的吾国固有的思想,范围当然很宽,但其主流应该是十九世纪后期仍占主导地位的儒学。在孙中山的自传中曾叙述他“幼读儒书,十二岁毕经业。”“十八岁时……再往夏岛,数月而回,自是停习英文,复治中国经史之学。”“于中学则独好三代两汉之文,……于人则仰中华之汤武暨美国之华盛顿焉。”他在香港学习时,“见校     

海港建设与对外开放——孙中山实业思想研究之二

孙中山在《物质建设(实业计划)》一书中写道:“此后中国存亡之关键,则在此实业发展之一事也。”而海港之建设,则“为国际发展实业计划之策源地”。足见他对海港建设是非常重视的。一孙中山重视海港建设是同他对外开放的思想主张联系在一起的。孙中山痛感闭关不足以立国,认识到惟有开放才能“并驾欧美”,故在他的论说中反复强调必须变闭关主义而为开放主义。在1894年《上李鸿章书》中,他即明确指出,“泰西各国”之所以富强,在于“体恤商情”,实行开放、保商政策。他说:“我中国自与西人互市以来,利     

中国哲学史上的“行”和“实践”

知行问题是哲学史上的一个古老命题。然而中国哲学史上的“行”或“实践”范畴自有其独特的含义,不可不加以辨析。中国古代唯心主义者讲的“行”和“实践”,要么是指根本没有超出主观认识范围的纯粹观念的活动,要么是指为了实现某种先验的理性原则或道德原则的活动。“行”作为哲学认识论范畴是由孔丘首次提出来的。他从“天命论”出发,一方面主张“生而知之”,轻视实践,另一方面又讲学而知之,表现了重视学和行的倾向。他所谓的“行”主要是道德修养活动,即要求把“忠”、“孝”、“仁”、“义”等道德原则贯彻到实际行动中去。他对…     

论费耶阿本德的多元主义科学观

费耶阿本德对传统科学哲学进行了无情批判 ,他的《反对方法》一书力图在对历史的实证考察中纠正已被扭曲的科学形象。他从自然主义的立场出发 ,坚持多元主义的科学史观 ,认为在实际的科学史上没有一条认识论或方法论规则是不曾被违反过的 ,因而他的结论是 :在人类发展的一切环境和一切阶段能够维护的只有一个原则 ,这个原则就是 :“怎么都行”。“怎么都行”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 ,都包含着对认识主体性的强调和对辩证法的阐明。     

王守仁“知行合一”说新探

王守仁是我国明代著名的哲学家。在他的著作中,有关知行关系问题的论述占有相当大的份量。他的这一学说曾在我国哲学史上独树一帜,影响深远,占有很突出的地位。如何分析和评价“知行合一”说,的确是我国哲学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王守仁的哲学思想,从总体上看,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无须疑问,但能不能由此而全盘否定“知行合一”说呢?我认为是不能的。在哲学史研究中,绝对的肯定和绝对的否定都是错误的。在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中,到底哪些是其精华,哪些是其糟粕,它在人类认识发展史上起过什么样的作用,等等,这些问题是值得我们进一步认真探讨的。我想就此谈点粗略的见解。一知行关系问题,是我国古代哲学中认识论方面的一个重要问题,它所要解决的乃是人们的认识、知识和人们的行动之间的关系问题。自春秋时期的伪《尚书·说命》第一次把知行作为一对哲学范畴,提出了“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命题之后,对我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到了宋明时期,知行关系问题成为哲学战线上激烈争论的中心问题之一,相继形成了一些较为系统的学说,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两宋时期程颐、朱熹的“知先行后”说和明代王守仁     

孔子德论与中国哲学认识和把握世界的基本理路

孔子的“德”直接来源于“道”。如果说在孔子哲学中“道”是宇宙人生的外在之理,那么,“德”就是人把握了外在之理以后所形成的内在之性,“行”则是把人的内在之性实现出来的路径。从外在之理(“道”),到内在之性(“德”、“仁”),再到内在之性的对象化(“行”),是中国哲学认识和把握世界的基本理路。     

价值认识的本质

国内哲学界关于价值问题的讨论,在许多方面都涉及到对价值认识本质的理解。本文试图联系西方哲学的某些价值观点,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价值认识本质的几个科学规定。 价值认识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自从有哲学以来,就有关于价值认识的哲学思考。到了近代,休谟最先对“事实”和“价值”作了区分。他指出,关于事实的知识和关于价值的     

实践模型论纲

(1) 我们的哲学所讲的“实践”,在认识论上,是指与人类个体群体的“知”相对应的“行”;在历史观意义上,则是指人类个体群体的生产(劳动)行为及其所决定的人类其他一切活动,包括阶级斗争、科学活动、艺术创作等等。实践具有多层结构。它在宏观上展现为人类群体的生产行为及一切社会行为;在微观上呈显为人类个体的“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马克思恩格斯全     

论黑格尔的“概念的认识”

一、概念认识的涵义黑格尔认为，哲学所考察的只是关于事物的本质规定即概念，因此，哲学是一种“概念的认识”，但这种规定并不是由我们任意作出的，也不是我们拿一些外在的范畴套在事物头上，毋宁说认识是事物自己对自己的规定。在认识过程中，事物才建立起自己的存在，深入自己的本质，并获得认识自己的方法。所以，概念的认识有三层涵义：第一，认识过程是认识对象本身形成的过程。在黑格尔看来，“哲学不似别的科学可以假定表象所直接接受的为其对象”，这就是说，并不是先有对象，然后才有认识。相反，认识与对象是同时形成的。认识既…     

《史记·殷本纪》中一条史料的辨正

《史记·殷本纪》说:“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欢,殷道复兴。”《尚书·无逸》也说他“知稼穑之艰难”,“闻小人之劳”,“不敢荒宁,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因此他“享国五十有九年”。总之,旧史对武丁皆是赞美颂扬之词,这是由其书作者的阶级立场决定的。而昔时为其注疏正义者,也多从字义、音训、史事考证等方面着手,未能用考古发掘所得丰富资料及甲骨卜辞中有关记述加以辨正。本文拟以殷墟科学发掘所得之资料及卜辞中有关内容,对“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欢”予以辨正。看看武丁到底修什么“政”,行什么“德”,“修政行德”的内容是什么?是否“天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