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艺文类聚》对建安七子诗的选录

《艺文类聚》由于其独创的体例整合了传统类书与选本的双重性质,因而具备了文学批评意义。对不同作家作品的选录,基本反映了选录者的文学趣味与文学主张。本文拟通过《艺文类聚》对建安七子诗选录情况的考察,发掘其背后的指导思想。     

《艺文类聚》卷四“岁时部”阙文考

《艺文类聚》是一部成书于唐初的重要类书 ,在今天极具文献价值 ,但此书今本并非完璧。今本《艺文类聚》卷四“岁时部”中的“人日”、“正月十五”、“月晦”、“寒食”和“七月十五”五篇 ,已非原书之旧 ,原文已佚 ,现在的内容是后人根据《初学记》补入的。补入的时间最晚在宋代。     

动物意象批评在类书中的生成与传承——以《艺文类聚》子目“雁”为例

《艺文类聚》卷九十一“鸟部中”子目“雁”运用意象批评的方法,辑录各种文献和诗、赋作品,展现了雁意象在先唐时期的生成与传承,反映了《艺文类聚》编者的动物意象批评观念。诗歌中的雁意象最早出现在《诗经》,主要是用作比、兴手法;从汉末开始,雁意象用来表达思乡恋土的情感,这与雁的候鸟特点有关;三国至南朝,雁意象又有孤独寂寞、旅途凶险、追慕舒适生活、热衷功名等多种象征意蕴。赋中的雁意象则被赋予伦理秩序、避世隐居的意蕴。以《艺文类聚》为切入点,考察意象批评在先唐时期的流变,这是一个为古今研究者所忽略的角度。《艺文类聚》所运用的意象批评方法是隐性的、潜在的,在选与不选、选此还是选彼的选编操作中,体现着意象批评的意蕴。     

《安身论》作者小议

《安身论》是研究电古时期文人思想的一篇重要文章。关于此文的作者,成书于唐代的《晋书》与《艺文类聚》的说法不一致。《晋书》卷25系于潘尼,并载有全文;《类聚》卷23系于王粲,并按其“弃其浮杂,删其冗长”(欧阳询《艺文类聚》序)的编写体例,节录此文开头一段。明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采取折衷态度,在《王侍中集》与《潘太常集》都收录《安身论》。王应麟《困学纪闻》十七翁元圻注:“《晋书·潘尼传》载尼著《安身论》,与此文同,《类聚》王粲著,未知孰是。”提出问题、但没有解决。直到当代,《安身论》究竟谁作,似乎仍是一千悬而未决的问题。有的论著从《晋书》之说,如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有的论著从《类聚》之说,如吴云《王粲集注》,凌迅《王粲传论》     

《艺文类聚》编撰人员考辨

传统观点认为,《艺文类聚》是"欧阳询撰"或"欧阳询等撰",这种看法源自《艺文类聚》的书前署名和《旧唐书·经籍志》的著录。而这样的记载只是为了表述上的方便,往往突出了欧阳询,却遮蔽了其他起过重要作用的编撰人员。在短时间内编成一部体例较为完善的大型类书,一定是多人分工主导编撰而成。史书上记载的六位编撰人员均具有良好的资质,且其中四位留下了主导编撰的痕迹。欧阳询、陈叔达、裴矩和袁朗是《艺文类聚》实际上的领修人。     

《古今图书集成》及其索引的编写

(一) 清代陈梦雷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是现存最大、收罗最广、质量甚高的类书。 在我国历代类书中,唐代的《艺文类聚》、宋代的《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号称卷帙浩繁,但比起《古今图书集成》来,却相形见绌。论卷数,《古今图书集成》拥有一万卷,是《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的十倍,《艺文类聚》的一百倍;论字数,它达一亿六千万     

《文选》“杂诗”类文体内涵

《文选》“杂诗”类作品收录标准并非失题或“总杂”,其隐藏的文体内涵是以《古诗十九首》为范式的追认归类。这与《玉台新咏》《艺文类聚》《北堂书钞》等将“杂诗”仅作为诗题或编纂手段不同。萧统正是通过《文选》收录作品与设立类目的内在逻辑,显示其辨体、考镜源流的意识以及对于文学发展脉络的理解。《古诗十九首》的经典地位、对后世诗歌的深远影响正由此显现,也因《文选》的推重在后世得以发扬。     

诗歌语言的指称与非指称——中国诗学语言向度的理论评述之一

1 古典诗学对语言的关注起源于魏晋时期盛极一时的“言意之辨”。作为一种历史的现象,“言意之辨”的实质远远超出了它的字面意义。宽泛地说,“言意之辨’不仅蕴含了语言表达能力论辨,更是一种具有变革意义的哲学方法。由于后者不是本文的主要内容,我们讨论的重点将不得不缩小到前一问题的范围。关于言意的关系.魏晋时期大致有三种不同的观点:言不尽意论、得意忘言论和言尽意论。言尽意论是针对言不尽意论而提出的,其代表是西晋的欧阳建。《艺文类聚》一九《人部》三《言语》保留     

试论欧阳询编纂《艺文类聚》的价值

《艺文类聚》是古代一部百科性质的大型类书．它保存了唐以前丰富的文献资料，开创了“事”与“文”相结合编辑体制，采录文献详实广泛，结构安排灵活多样，寓观点于采录之中等特点对我国的文化发展、古籍整理和类书编辑都有重要的影响。     

《美人晨妆》诗作者考辨

以《昭明太子集》五卷本、六卷本、《艺文类聚》、《初学记》、《文苑英华》等对《美人晨妆》诗考订,其作者应为昭明太子萧统,而非通常认为的简文帝萧纲。后人因树立文学典范的需要,将不符萧统形象的女性题材的诗歌都划归萧纲名下,这不仅造成了对萧统诗歌认识的偏颇,也影响到梁朝文学派别的划分。     

关于《楚辞·招隐士》的几个问题

王逸《招隐士序》其义明顺,它强调的是淮南小山在共时性的心理时空平台下招屈的创作依据;代屈原而“章”其“志”是《招隐士》得入《楚辞》而《吊屈原赋》等与屈原相关的作品不得入之重要原因;从屈原幽隐山中的悲凄身世和时人对隐士的认识与接受等角度考察之,屈原被称为“隐士”没有任何问题,《招隐士》所招对象为屈原不容置疑;以《文选》、《艺文类聚》等否定淮南小山的著作权,似得而实失。     

古代类书概说

类书是辑录古典文献资料，按类或按韵编排，以供寻检和征引的一种工具书．它是一定时代、一定范围的知识总汇，相当于今日的百种全书．《不列颠百科全书》在介绍世界百科全书历史时，列举了我国古代《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20余种古代类书．英学者李约瑟在其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我们经常查阅的最大百科全书是储今图书集成》．”足见类书是多么有用的一种工具书．类书源流和发展我国古代类书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现按朝代先后顺序简述之．三国来王应因《玉海》卷五日：“类事之书始于《皇览》．”可见，《是览》是我国类书之鼻…     

《黄侃手批说文解字》字词关系批语辨析

文章类聚考察了《黄侃手批说文解字》字词关系批语,认为它们是黄侃“字体分类”的广泛应用,反映出以《说文解字》为基点的研究理念,揭示了汉字的制造和汉字的使用两个层面的矛盾,体现了汉语字词关系的复杂性。     

关于宋玉《舞赋》的问题

关于宋玉《舞赋》的问题 ,历来学者大多视其为伪托之作 ,认定其是对傅毅《舞赋》的“简节其词”。本文驳斥了这一观点 ,分别以对汉赋、傅毅赋的模仿创作方式的寻根溯源 ,对宋玉《舞赋》与傅毅《舞赋》的比较研究 ,以及对作为认定宋玉《舞赋》乃“伪托之作”的所谓铁证《艺文类聚》的可信度的质疑 ,来考证宋玉《舞赋》并非“伪托之作” ,而理应是宋玉亲作。     

唐宋明清四朝类书举要疏证

中国类书始于三国《皇览》,成形于唐代之《艺文类聚》,经宋之《太平御览》、《册府元龟》,至明之《永乐大典》、清之《古今图书集成》,则日臻完善。     

从文献的保存角度看汉赋文学特征的生成

汉赋讽谏、抒情、体物的三大特征与汉赋在不同时期被不同选本选取的标准有着很大的关系。今之所见汉赋,主要出自《史记》《汉书》《后汉书》《文选》《艺文类聚》等,正是这些文献构成了后世所见的汉赋格局。两汉时期,以《史记》《汉书》为代表的选本,重视对讽谏性作品的选取,与汉代赋学批评强调赋之政治讽谕功能有关;魏晋南北朝以《文选》为代表的选本在肯定《史》《汉》所选汉赋篇章外,突出了对抒情赋的选取;唐代以《艺文类聚》为代表的选本,由于其类书自身"事类"的特征而侧重于对体物赋的选取,这些体物赋的大量选取突出了汉赋的体物特性。不同时期对汉赋选取角度的不同,塑造了汉赋的三大特征,这三大特征只和被保存下来的汉赋文献有关,并非汉赋本原面目的呈现。     

令狐德棻文献整理的特点及其贡献

令狐德棻是陕西唐代一位大史学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文献资料工作者.他是隋唐时期第一个提出“搜求散乱遗书”、设史馆整理、编写文献资料的人,他利用自身的本职工作及所掌管的文献资料,一生主编了《周书》、参编了“唐八史”、尤其是参编了大型类书《艺文类聚》、现存完整的目录《隋书经籍志》等,具有学术严谨、工作致细的作风和特点,所主编和参编的文献对于后世进行学术研究、古籍整理等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此乃一大贡献.     

“人祀”与“坛神”——鄂西土家族的祖先崇拜

“人祀”即以人为牺牲,杀人祭祀。它产生于人类一定的社会阶段,随着生产的发展,在一定的社会阶段消灭。 春秋时代,“临沂厚丘间,有次睢里社,常以人祭。襄公使邾子用鄫子处,相承雇贫人,命斋絮,祭时缚着社前,如见牺牲。魏初乃止”(《艺文类聚》卷三十九·礼部《伍辑之从征记》)。战国时西门豹冶邺的故事也属于“人祭”的范畴。屈原在《招魂》里也反映过南方民族     

试论《艺文类聚》中的“类目注释”

本文结合目录学和文献学的有关知识,论述《艺文类聚》四个子目中运用的类目注释,指出了其所属的类型,详细分析了主要子目与附属子目下资料的编排情况。     

竹林七贤在唐代的传播与接受——从唐人所撰史书、类书及蒙书的角度

从唐人所撰史书、类书、蒙书三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竹林七贤留给了唐人丰厚的记忆。《晋书》所揭示的是初唐史家对竹林七贤的钦慕、同情与理解。以《艺文类聚》与《初学记》为代表的唐代类书,则汇集了大量与竹林七贤相关的文献资料,同时也体现了唐人的价值观、审美观,而《蒙求》一书则可见唐代士人在启蒙时期便对竹林七贤事迹耳熟能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