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着”的平行虚化及成因

“在”和“着”演变轨迹大体上是平行的，都经历了动词-介词-动态助词-语气词不断虚化的语法化过程，句法位置和语用影响为它们的平行虚化提供了条件，而两者之间出现的差异是“在”和“着”原始意义的制约造成的。“在”和“着”的兴衰更替是语言系统自我调整的结果。     

“自然”的人与“文化”的人——体质人类学和族群研究

在人类学研究过程当中，能否尝试以一种“整体观”的新思维来考察人类的发展过程？这是本篇文章重点讨论的问题。笔者强调从人类的“自然性”和“文化性”这二重属性上理解人类的本质。最后，笔者阐释了“体质是自然的体质，也是文化综合体的体质”这一命题。     

论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与台湾共产党“左”倾错误

共产国际六大形成的“第三时期”理论，认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总危机已经到来，工人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出现世界性的革命高潮，是实现世界革命的有利时期。在这一理论直接指导和影响下，台共党内出现严重的“左”倾错误，结果招来日本殖民者疯狂地镇压，酿成了台共覆灭的悲剧，作为“第三时期”理论制定者和指导者的共产国际对此应负主要责任。     

自然辩证法“消解”与本体论边界意识——对当前哲学界辩证法“对立论”话语的反思

当前哲学界在辩证法问题上存在着“对立论”的流行话语，他们的观点是：恩格斯的自然证法是从脱离人的自然界出发，因而是无视人的；马克思自然观的出发点是被人的目的性活动中介过的“人化的自然界”；马克思从不赞成“自然辩证法”，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历史辩证法，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对立的。对此，重返文本与勘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可以清楚地认定，在承认自在自然的辩证法基础上，恩格斯理解辩证法绝非“无人的视野”，马克思一直支持与赞同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将此与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型作为思考的背景，树立本体论的边界意识。     

“国家权力”的“地方”运作——以清代湘西苗疆“边墙-墟场”结构为例

清代湘西苗疆“边墙”的完成是“国家权力”切实进入该地的一个重要表征。依托“边墙”而设的墟场,在为民苗交往提供一个合法平台的同时,又在“国家”与“地方”的互动过程中起到了有效的折冲作用,形成了清代“国家权力”的“边墙-墟场”结构及其“地方”运作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家”与“地方”的对抗性紧张,促进了湘西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民族融合。     

论孔子的“礼孝”思想

关于“孝”,孔子曾对学生解释道：“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 祭之以礼”。孔子的“孝”思想是以“礼”为形式的。孔子的“礼孝”思想提出了一套较为全面、内涵丰富的“孝”的伦理准则。     

“新民”与“新国”：关于梁启超民族主义的内涵

作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奠基者，梁启超民族主义充满了理性的色彩，少于种族和情绪的冲动，更多的是对国民性的深层思考和重新建构，通过对具有理想人格的“新民”的设计，而使中国终达至“新国”的目标，即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现代民族国家，它为最上之团体，具有优先性。“新民”与“新国”及其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构成他民族主义的主要内涵，这一思想也成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主流。     

“人性的小庙”与现代性——对沈从文“浪漫传奇小说”的解构批评

沈从文在1930年前后创作的一批“浪漫传奇小说”，在沈从文文化观念的形成过程中非常重要，它们强烈、浪漫地表达了沈从文“理想的人生形式”，可以说是沈从文文化观念的内核。创作这批“浪漫传奇小说”，是沈从文寻找湘西苗族文化“传统”、建设湘苗文化主体性的一种努力。沈从文通过对汉语中心霸权的颠覆和改写，获得了苗族文化的自我认同和肯定，“发现”、重塑了湘西苗族的“人性”，以此建立起他的“人性的小庙”，并且，沈从文试图从湘西苗族文化的特殊性中发展出普遍性，用以对抗汉族和西方的文化普遍主义（现代性），以“人性的小庙”作为边缘文化反抗“现代性”的抵抗性话语。     

“后学”与新启蒙主义的话语对抗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学”成为了中国新保守主义的一种话语资源。一些学者使用“后学”的话语理论，提出“中华性”的建设方案，对新启蒙主义的现代性立场进行解构，以本土文化的重建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后学”的新保守主义文化姿态以及自身存在的悖论，引发了新启蒙主义者的强烈不满，导致了“后学”与新启蒙主义的话语对抗。“后学”与新启蒙主义是新时期知识分子面对现代化、西化与民族化的错综问题，所做出的两种重要的回应姿态。在全球化的时代，如何建立中华的文化形象，有效推进现代化的文化进程，以化解内外的文化、精神困境，是“后学”批评家和新启蒙主义者必须共同谋划的问题。     

自然与社会：从偏离到回归——论卢卡奇的“钟摆论”思想

卢卡奇在总体性问题上基本符合马克思的思想，但在主体-客体关系问题上，却没有摆脱唯心主义的窠臼。这样导致他在对自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的思考中总有失偏颇，像一个钟摆，时而摆向自然，时而摆向社会，割裂了二者的辩证统一关系：（1）早年提出了“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2）晚年强调“自然存在对社会存在”的基础作用。文通过马克思的自然、人化自然、自觉自由活动来阐明自然-人-社会的辩证统一关系。     

行政法上“控权论”的哲学审视

关于行政法是否存在或有必要构筑其理论基础,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但对于什么是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以及什么样的行政法理论基础才是目前中国行政法所需要的问题,则是一个虽久经讨论却仍不过时的重要问题。其实,作为一种理论基础,其存在与否以及如何定位,都有赖于理论背后的哲学基础,否则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丧失了“合法性”。作为行政法上的理论基础,“控权论”可以从“本质—表象”、＂工具性—目的性“和”应然—实然＂这三个维度进行审视和考量。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况,找出其与“控权论”的对接与暗合之处,以期对中国行政法理论基础的选择乃至重构有所启发和裨益。     

初论绩效管理的理论基础--兼论系统论在绩效管理中的应用

本文通过对绩效管理的理论基础的探讨 ,重点分析系统管理理论对绩效管理的指导作用 ,并将其具体应用于绩效管理体系的建立。     

人力资源管理理论本土化问题论析——基于高校人力资源管理学科教学的思考

目前,人力资源管理学科发展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如何促使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的本土化。解决这个问题,要将西方的理论、观点、方法与中国的历史文化、客观实际相结合,经过消化、吸收、改造、创新,从而建立起一套科学系统、具有自身特点的人力资源管理理论、观点和方法。要消化、吸收、改造西方的管理理论、观点、方法,必须以对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相关理论的深入研究、深刻理解、全面把握为基础。同时,对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事业单位自身实践中形成的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的思想、方法,更应当注重研究、提炼和总结。建立本土化的人力资源管理理论,是一种精神生产活动,这就需要建立起一支高素质的从事这种精神生产活动的队伍。     

泰罗科学管理中的人本管理分析

泰罗科学管理理论产生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人们对该理论的评价也褒贬不一,很多人批评其建立在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之上,“胡萝卜加大棒”式的管理严重摧残了人性;其实泰罗科学管理理论中的管理职能化思想和人力资源开发思想,就闪烁着人本管理的理性,也给后来的管理以积极的启示,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公平理论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

系统地介绍了公平理论,从分析组织行为和员工行为的相互影响出发,指出公平对员工满意度和组织目标的实现,有着积极的作用。并对公平理论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应用,提出了具体建议。     

中西人性论与人性管理的比较研究

人性与管理关系密切.中国传统主导人性论强调人的社会属性和道德属性,主张在管理中应塑造人性,其人性管理为"塑造论",注重德治;西方主导人性论偏重于人的认知属性和自然属性,主张在管理中要适应人性,其人性管理为"适应论",注重法治,两者都是片面的、不科学的.完整的科学的人性管理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人性论基础之上的,是德治与法治、"适应论"与"塑造论"的有机统一.     

马克思主义对古希腊人学思想的批判继承

古希腊哲学家初步探讨了人的自然属性、精神属性(理性),天才地猜测到了人的本质的社会性。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对古希腊人学思想的批判继承,主要就是围绕人性论展开的。马克思主义通过对古希腊“自然人性论”、“理性人性论”、“社会人性论”的批判继承,从而拨开了自古希腊以降的关于人的本质的种种迷雾,建立了关于人的本质的科学理论。     

试论行政管理的现代化

行政管理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保证。行政思想的现代化是行政管理现代化的前提 ;行政体制现代化是行政管理现代化的基础 ;行政管理法制化是必然趋势     

浅论先秦儒家的人性观

许多思想家都对人性提出过精辟论述,以此建构对人生和社会的一系列理论.而先秦儒家作为中国传统法思想的渊源之一,其对于人性的阐释对了解和分析中国社会、当代中国人的思想无疑有一定借鉴和指导意义.本文旨在对先秦孔子、孟子和荀子的人性的观点进行一些粗浅的分析,鉴古思今,希望能对我国现在所经历的变革有所启示.     

人力资本理论对人力资源理论形成和发展的作用

人力资本理论的产生发展,确立了人力资源在组织中的重要地位,形成了人力资源开发理论,使人力资源理论发展成为完整的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