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形势的变化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世界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自上世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形势已经并继续发生深刻复杂广泛的变化。如何科学准确地把握这些变化,成为制定对外战略和政策的重要出发点;如何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推动世界新秩序的建立,成为冷战后各国面临的新的历史任务。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任务,就是改革不公正、不合理、不平等的世界旧秩序,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作用,为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世界新秩序不断地做出积极的贡献。     

孟德斯鸠与现代世界秩序的生成

当代世界秩序正在剧烈的转变之中.为了构想未来新世界秩序的蓝图,需要更彻底地理解现行世界秩序.孟德斯鸠是这一秩序最重要的理论构造者.他认为,为了避免专制主义的普遍统治,欧洲的君主国应当向共和国转型,而新生的现代共和国应当以商业贸易为重,并设立联盟以确保和平.孟德斯鸠的这一理论构想,已为当代各国普遍践行.这一秩序的弱点是容易为奢侈和贫富分化所腐蚀,孟德斯鸠没能为各国之间在财富上的巨大不平衡提供补救.     

产业结构变迁和世界秩序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世界秩序

世界产业结构格局及其产生的国际经济关系是世界秩序的深层结构。由其产生的近现代世界秩序经历三个时代。早期殖民主义全球化时代 ,新生工业结构向农业世界扩张 ,推行世界的同质化 (即西方化 ) ;以电力为中心的新产业结构出现之后 ,世界进入各工业大国争夺世界的“全球割据时代” (世界大战与冷战 ) ;而当资本内在扩张力量通过信息技术等冲破冷战格局之后 ,世界进入“新全球化时代”。全球性产业体系的生成过程 ,正冲破各国完整独立的产业体系 ,形成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渗透与竞争 ,给全球带来了总体上和平与发展的希望。但各国间相互依存程度上的不对称性 ,导致了南北冲突与局部动荡。社会主义不再通过对抗资本主义进行封闭式发展 ,而是作为世界市场中的新生力量 ,充分吸收资本主义的积极因素 ,不断扩大自身力量 ,解决资本主义制度无法解决的问题 ,显示自身的优越性 ,逐步取代资本主义     

论辽朝的世界秩序

从东部欧亚区域史的视角,研究契丹族建立的辽朝与宋、西夏和高丽以及西域地区高昌回鹘,东、西喀喇汗王朝,伽色尼王朝等权力结构关系的变化,显示了辽朝世界秩序的形成、内涵及其特征。这种以辽朝为主导的东部欧亚政治、经济的制度规范以及社会性文化的认同,与费正清教授的东亚“朝贡体系”理论具有不同的历史形态,体现了辽朝建构的东部欧亚世界秩序,即以辽朝为世界秩序中心、以宗藩关系为基础、交邻体制并存的多元复合型的东部欧亚世界秩序。辽朝与宋朝、西夏和高丽以及内亚诸王朝的关系,即辽朝视野下所建构的世界秩序,也体现了包括辽朝在内的以多元一体为格局的中华民族对于塑造东部欧亚区域历史文明形态和推动世界秩序进程的能力和影响力。     

奥古斯丁和康德论应该与能够的关系

应该与能够的关系问题是伦理学的基础性问题.奥古斯丁的"我应该,我却不能够"与康德的"我应该,我便能够",是应该与能够关系的两种不同的类型.这种不同的关系类型根源于奥古斯丁和康德从不同的立场以不同的方法对人性做了不同的诊断,因而两种关系类型体现了不同的、属人的关系,展示了人的不同地位和处境.     

奥古斯丁与阿奎那美学思想比较分析

从审美经验和艺术观点两个角度比较奥古斯丁和阿奎那的美学思想。奥古斯丁区分美感和快感,强调审美体验是虔诚心灵认识上帝的一种方式,审美过程是一种内省直觉的心理过程。奥古斯丁一方面指责世俗艺术,另一方面要求艺术为信仰服务。阿奎那指出只有人类具有发现和欣赏美的能力,美感是最高层次的快感,具有不假思索、无需推理等审美直接性特点。阿奎那对艺术的地位与作用进行了维护,尖锐批判艺术道德主义。     

文明融合与世界秩序的价值取向

对和平与安全的谋求、商贸交流与人员交往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着文明融合的进程。文明融合主要体现在英语成为一种世界性语言、宗教信仰的国际性和多元性更加明显以及市场经济和现代民主观念被普遍接受等方面。文明融合有助于世界秩序的良性发展,它对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世界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及国际社会的合理与公正具有积极作用。一般而言,文明融合可以采取文明间的交流与互补、文明的适应以及文明的转型等三种模式。     

奥古斯丁和康德论应该与能够的关系

应该与能够的关系问题是伦理学的基础性问题。奥古斯丁的＂我应该,我却不能够＂与康德的＂我应该,我便能够＂,是应该与能够关系的两种不同的类型。这种不同的关系类型根源于奥古斯丁和康德从不同的立场以不同的方法对人性做了不同的诊断,因而两种关系类型体现了不同的、属人的关系,展示了人的不同地位和处境。     

奥古斯丁自由意志概念的辨正

“自由意志”是奥古斯丁思想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人们一般以善恶的选择来理解奥古斯丁自由意志概念，并得出奥古斯丁自由意志概念具有内在矛盾的结论。其实，奥古斯丁自由意志概念的本质内涵不是‘选择”，而是“自愿”。自愿是理解奥古斯丁自由意志概念的基石。     

神圣与世俗——奥古斯丁与董仲舒的历史价值取向比较

奥古斯丁与董仲舒是中、西方古代史上杰出的思想家,他们各自都有庞大的思想体系。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比较两人历史的价值取向可以看到：中世纪的奥古斯丁由于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因此对上帝充满了无限的敬爱,他认为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上帝之城与地上之城相互斗争,上帝之城最终取得胜利的历史,因此是一部圣史,世俗历史毫无意义可言;西汉的董仲舒刻意解决的是如何继续有效地巩固统一的帝国,所以,他表面叙述的是人间历史由天意而展开,实际上则是偏向于世俗历史的拯救。     

百年变局下的世界秩序：解构与重构

百年大变局下的世界秩序面临转型与重塑的双重任务。从历史上看,世界秩序在形成、解构与重构的过程中离不开权力、文明、制度因素的影响。从现实中看,当今的世界秩序正在遭遇霸凌主义、民粹主义等西方传统政治思潮的冲击,面对这种原教旨式思潮运动对现存世界秩序的震荡,西方社会政治思潮中的世界政府设想虽然为秩序的重构提供了一定借鉴并发挥了一定程度的积极功用,但因其具有的乌托邦色彩并被西方大国注入了政治强权成分而逐渐失去应有的价值功能。对此,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国家正在通过重新认识自身历史传统遗留下来的国家间政治思想为世界秩序的重建提供一个新逻辑和一条新路径。即以重视礼的秩序为特征的王道理念,以无外性、包容性为内涵的新天下主义以及以强调和谐共存、和平共处为国家间相处之道的共生型秩序观。但这三种具有中国本土特性的国家间政治思想在给世界秩序重建提供新的选择之时,也需要在保持其本源性特质的同时不断同新的国际现实进行磨合调试。唯有如此,才能为百年变局下世界秩序的重建提供具有东方智慧的中国方案。     

奥古斯丁的宗教幸福观及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奥古斯丁是为基督教进行哲学辩护的第一人,在他的基督教观念或思想中存在一些积极的理性因素,对构建和谐社会起到启示的作用。本文试图以奥古斯丁的幸福就是拥有上帝这一命题为导引,阐明基督教对社会所起的正功能。     

中世纪基督教哲学中的奥古斯丁主义与托马斯主义

在中世纪基督教哲学中,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思想传统,即奥古斯丁主义和托马斯主义。 前者源于柏拉图哲学和新柏拉图主义,代表着一种神秘主义的倾向,强调基督教信仰中的“奥秘”成分, 对理性采取一种贬抑态度;后者源于亚里士多德主义,代表着一种理性神学的方向,力图借助形式逻辑对 基督教的基本教义进行论证,用理性来充实基督教信仰。这两种思想传统不仅对于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 而且对于近、现代的西方宗教思想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西塞罗的国家定义对奥古斯丁的影响

从思想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西塞罗的国家定义是一个重大的创新.奥古斯丁吸取了西塞罗国家定义的基本框架,从定义人民入手界定国家,用"神的正义"替换西塞罗的"自然正义",从而完成了他自己的国家定义,为批判希腊罗马社会、构建基督教的理想社会奠定了理论基石.     

论奥古斯丁对学园派的批判

学界普遍认为伊壁鸠鲁学派、斯多亚学派和怀疑派是晚期希腊哲学的主要流派,并按这种划分将中期学园派和新学园派纳入怀疑派。这样的处理方式无法真实再现学园派自身的历史,也无法厘清怀疑主义与不可知论之间的差别。新学园派的思想原则应该是真理不可知而不是怀疑一切。     

西洋正义战争学说简述——从奥古斯丁到维多利亚

分析梳理正义战争学说从古代希腊罗马世界到早期现代世界的发展简史可以发现,决定该学说从成形到成熟有两个关键历史时期,即古代晚期的基督教崛起和早期现代基督教国家的海外扩张。正义战争学说从古代晚期开始脱离希腊罗马"异教"精神的支配,而逐渐变成一个纯粹的基督教神学—政治学说,继而出现了对"战争理由"的道德—政治追究、对"敌人"的罪人化、对战争作为"惩罚"行动的确认,以及最终指向的战争的司法化与作为正义战争担纲者的基督教帝国。     

奥古斯丁的“情感”理论

从《上帝之城》、《论创世纪驳摩尼教》及《论“山上宝训”》、《论三位一体》这几个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出,奥古斯丁对于情感的态度是存在着矛盾的：早期他认为情感是人性的一种不自愿的反应,因而情感本身并不导致罪的发生;而后来则认为情感是一种承担着意志的赞同的真实的情感。至于第一推动（primus motus）,在奥古斯丁看来,它是灵魂的情感部分的反应．所以他把它们看作是最初的情感而不是情感发生的前件。     

和谐世界:人道思想与世界秩序的综和

对于进入转型期的人类社会而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关于建设和谐社会的思想富有启迪。中国的先哲追寻"仁"的人道思想与"礼"的现实秩序之间的平衡,人生哲理与社会机制的综和。这是一条仁礼之道。以"仁"为核心的人道思想着力解决身心、人我、天人之大和谐,以适应建构和谐世界急需的道德要求。"礼"则内含实现世界和谐秩序的重要原则。两者的最终价值取向都是"和"。贵和思想涵盖"和而不同"、"和而不流"、中庸之道,最终归结为"中和"之和谐世界的最高境界。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派关于世界秩序范式的争论

世界秩序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学派，从未间断过对它的探索，并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和维度，提出了各自对世界秩序范式的设想。理想主义把集体安全原则作为全部秩序设想的核心；现实主义崇尚以均势秩序维护世界和平；新自由主义则认为制度创造秩序，国际合作与国际制度是世界秩序的核心，需要发展促进合作和有助于解决冲突的国际机制安排，建立以多元行为体相互依赖与合作为基础的世界新秩序。在世界秩序重构的变革时代，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学派的世界秩序范式进行梳理和研究，是建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参考内容。     

论建国初期党的单位化组织理念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化理念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建党理论。这一理念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进而成为中国共产党主要的领导方法和执政方式。然而,新中国成立之后,基层社会又体现出单位化走向,并最终形成为单位制度。一般认为中国社会的单位化始发于1950年代中后期单位制度确立之后。文章认为早在单位制度形成之前,基层社会的重组已然体现出一种单位化走向,新政府成立以来的城市社会实际上是一种单位化的重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