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工业时代危机的应对——日本核泄漏引发的警示

目前人类社会正处在工业时代与后工业时代的过渡时期,后工业时代的优越性已经为我们所领略。但人类在享受后工业时代带来的便利和利益的时候,却忽略了历史的惯性作用。后工业社会是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产物,受历史规律的制约,它仅仅是一种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人间天堂。它自然继承了前两个社会阶段的所有矛盾,这些矛盾关系再经由后现代社会时代特征的催化,必将会带来比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更加难以解决的危机。此次日本的核泄漏危机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证:我们不仅要应付工业社会的各种危机,还要感受后工业时代危机已到来的紧迫。寻求一种适应后工业社会生产关系的社会文明形态已成了当务之急。     

后工业社会的特征研究——基于哲学的视角

哲学视角的特殊性体现为两个方面,即观察问题的高度性和分析问题的深度性。基于哲学视角对后工业社会的研究,可以概括为三个内容:第一,后工业社会表现为商品符号化,其背后是社会总体消费层次的升级;第二,财富资本化,积累性≠财富=流动性成为后工业社会基本财富观念和投资逻辑,投资经济+定价经济成为后工业社会经济运作中的主体模式;第三,货币霸权化,背后是美国霸权的强制性逻辑和暴力化事实,当今世界依然并将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处于政治-经济学时代。     

美元的霸权性及其对全球利益博弈的影响

国际利益博弈源于国家之间需求的碰撞,自1970年代起,全球发展进入后工业社会阶段,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其表面的"美金→石油美元"转换后面,是美元信用来源的"实际财富抵押→暴力抵押"的转换;该转换带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格局,即"美元/全球资源资产"与"美元/美国国债"的双跷跷板结构。美元成为世界利益博弈的核心。2012年,美元进入第三个"17年大周期升浪"和临近"5年升值小周期",世界由此进入"美元升/全球资源资产贬"的格局之中。     

浅论赫尔德的自然历史观

由于坚持历史主义的原则来考察历史,赫尔德批判了启蒙精神企图将整个历史纳入同一性体系中的错误做法,而承认历史中的每个时代都有其自身的价值。在此基础上,赫尔德将富有“个性”的时代构成的整个人类历史置于“进步”的链条当中,并采用自然原因和人的自然本性来说明历史的进步。从这个角度来看,赫尔德坚持的是自然历史观。而从进步的归宿来看,赫尔德认为整个人类历史不可遏止地朝着理想的社会状态即“人道”前进,因而其自然历史观又具有目的论的性质。     

战略性新兴产业信息资源保障体系建设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我国确立后危机时代国家竞争优势的产业体系,其本质上是科技和市场双驱动的产业。从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构成、分布及集群发展现状来看。各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存在很强的同构性,因此也具有更多的共性信息资源需求。进一步分析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服务主体即政府决策者与管理者、企业经营者、科技创新人员的信息资源需求,同样可以发现,他们的信息资源需求存在更多的共性。     

评辛亥革命后的阎锡山

辛亥革命后的近40年,阎锡山虽然在某些方面和某些时期,做了一些有利于时代发展进步的事情,但基本上来看,却是与民主革命尤其是与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断发展这一历史走向相悖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矛盾的多样性和斗争的复杂性。     

论后疫情时代的社会发展

人类遭遇的每一次危机都是社会发展系统自我检视和自我修正的良机。后疫情时代既是社会历史发展在疫情危机下的阶段性表现，也是发展的新环境、新起点。虽然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不会因疫情而改变，但在新旧常态交织的后疫情时代，发展的互联性、高风险性、即时性、反思性等特征尤为明显。对这些发展特性的深化认识，是我们在变与不变中把握发展机遇、破解发展问题的总抓手。我们还需要重新审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之间的关系，明确后疫情时代发展的思路和走向，以求真、求善、求美的实践达致社会发展的理想目标。面对新冠疫情的现实威胁，世界各国必须凝聚发展共识，协同打好全球抗疫战，争取以更为稳健、更有韧性的发展构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疫后世界。     

新文学当代形态的形成

文学当代性，是文学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出现最新质的性质，是立足于当代而言的文学时代性。20世纪中国新文学的当代性，在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中产生，在中国社会现代q化进程中体现着当代社会的思想意识，并已在社会和思想的开放格局中，体现着当代世界的文学意识。从新文学当代性的角度来看，承认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划分及其存在价值，不仅仅是因为可以根据社会发展新阶段的出现而划分出一个有别于以往历史阶段的文学历史新阶段来，而且因为它反映着新文学的当代形态，不断出现构成新文学发展的最新质，体现着文学随时代发展而发展的当代性。新…     

现代化理论的研究及评价

经典现代化理论是对18世纪以来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理论阐述;后现代化理论则是探索工业化以后的发展;生态现代化是一种利用人类的智慧去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进步的理论;再现代化就是一个工业社会的创造性破坏的时代,创造性破坏的行为主体不是革命,不是危机,而是西方现代化的胜利;第二次现代化指从工业时代向知识时代、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的转变过程。     

公民有序参与:政府治理危机的化解之道

政府治理陷入危机实际上是风险社会的一个表现,其核心是社会资本的高度离散。当前中国所处的是以工业化为特征的现代性风险与以全球化为特征的后现代性风险混合在一起的双重风险社会,化解政府治理危机的关键在于以推动公民有序参与为契机来构建新型公共治理结构,将政府治理危机化解为增强政府社会资本的机会。     

后危机时代:走向资本市场的宏观调控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对经济学研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经济人不能只有个人理性,应当是既有个人理性,又要有社会理性。这就是说,经济人假设必须创新。社会理性在经济生活中可抽象为社会经济人。根据社会经济人假设,政府实施的宏观经济管理是代表社会理性运作的,宏观经济管理是政府的重要职责,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分为宏观调控与微观规制。接受危机教训,避免悲剧重演,从后危机时代起始,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宏观调控必须是虚实一体化的宏观调控,必须抵达虚拟经济领域,即必须进入到高度证券化的资本市场。这其中包含的最重要的经济思想创新在于,宏观调控的核心由此要从货币总量调控走向资本市场调控。据此创新,当前,中国宏观调控资本市场的要点在于:迅速恢复股票市场的保值功能,尽快实现国债基准利率,积极推进企业债券市场扩容,坚决防止新生的金融衍生品市场泛滥。     

科技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第一生产力──对“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再认识

马克思曾经说过：“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1]也即生产力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表现形式。通过对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在各个时代,生产力的最活跃的因素都在变化,例如：农业时代,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应该是土地;工业时代,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应该是机器;而在当今这个知识经济时代,科技当仁不让成为第一要素。在现代社会中、社会生产力的构成是一个全面渗透科学技术的体系。没有任何一个产业部门可以脱离科学技术而得到发展,因此科技日益成…     

"都+V+的+N"结构的限制探析

汉语的"都+V+的+N"结构是一个负载了语义、语用和语法特征的结构体.这一结构属于有标记结构,不能进入从句平面.该结构特定语义、语用和语法特征,对其中的动作事件"V+N"产生了规定和限制,该动作事件如果是非完结性事件或特定性的相对小事件,则更容易构成合法的结构.     

市场经济条件下广东文化战略思考

一、广东文化建设所面临的形势和战略目标社会历史发展现在正处在什么时代？将会过渡到什么时代？这些时代有些什么特征？对广东的文化建设提出了什么挑战？这是我们制订文化建设战略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从时代的划分来看，社会历史的发展，主要可分为三个时代，一是“前工业时代”，二是“工业时代”，三是“后工业时代”。在文化学领域，则有人把这三个时代分别表述为“政治时代”、“经济时代”和“文化时代”。也有人把“文化时代”叫做“信息时代”。这三个时代分别代表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     

知识经济若干理论问题综论

从知识经济(“KnowledgeEconomy”的直译)这一概念的出现来看,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重大变迁。在此之前,人类已经经历了两场大的革命。一次是农业革命,一次是工业革命。知识经济的兴起,则将在人类历史上掀起一场新的革命。这场革命,将以无比巨大的威力,把人类带进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知识经济时代。这是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所面临的一场最伟大的革命。工业革命导致了资产阶级与它的对立面工人阶级各自地位的确立与发展;这场革命,将导致如同美国著名的管理学家彼得·F·德鲁克(PeterF·Drucker)所讲:知识社会的产生及其该社会所依赖的知识工…     

后危机时代赣与苏、浙、粤技术政策取向的比较研究

国际金融危机既催化了广东、江苏、浙江外向型初级加工业的困窘,亦催生了其顺应工业化进程的新的技术政策.后危机时代,与已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的广东、江苏、浙江相比,江西正在由工业化的初期进入中期,其社会结构的二元性特征仍然比较明显,整体经济未与外向型初级加工业形成同构性,因此,在技术选择上没有必要简单仿效广东、江苏、浙江的做法,而应在坚持"两条腿走路"的前提下,逐步提高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进入工业化后期的普遍适用高新技术创造条件.这种技术政策上的"双轨制"是一个帕累托改进.     

调整结构 提高效益

效益与结构是工业经济这个系统中两个密切相关的子系统。效益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结构的合理化程度。本文在分析1979年以来我国工业经济效益变化特点的基础上,剖析不合理的结构对提高工业经济效益的制约作用,从调整结构的角度探讨提高效益、走出困境的途径。 一、1979年以来我国工业经济效益的走向及其特点 1.工业生产增长速度与工业经济效益出现相背运行的趋势 从经济增长速度来看,我国工业总产值从1979年的4681亿元增长到1990年23851亿元,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2.1％。这的确是一个很值得骄傲的速度。但是,我们对经济增长的评判,不能仅局限于速度本身,而要进一步分析支撑经济增长速度的各种要素的构成。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主要是资金、劳动的投入量和经济效益的增幅,即投入×效益=速度。     

“后危机时代”:城市转型与经济发展路径创新——以南京为例

随着多数经济指标逐步企稳回升,中国经济发展正在进入一个持续时间较长的"后危机时代".本文以南京为例,分析"后危机时代"的城市转型和经济发展的新路径,应继续加大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进一步通过城市创新力的提升,驱动城市转型、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城市经济均衡发展.     

社会结构的双重性与社会利益结构的演变

人类社会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具有双重性结构即职能性结构和利益性结构。社会的职能性结构,又称功能性结构、技术组织管理结构。社会的利益性结构,则指的是人们的不同社会地位和社会权利,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诸方面。在社会的职能性和利益性的双重结构中,利益结构更与人们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社会利益结构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从总的趋势看,人们的社会利益将经历一个从统一到分裂再到统一的历史进程。     

后危机时代中国产业政策法律化的战略思考——以日韩产业政策法制化发展经验为借鉴

后危机时代是指危机已经触底进而处于复苏的阶段。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目前各国经济开始有所复苏,但复苏的基础仍不牢固。在后危机时代要实现化危为机,就在于如何实现我国产业政策的法律化,从而更好地契合经济发展的需要。从日韩两国产业政策法制化发展的历史溯源,可以让我们有所启发,从而在WTO规则的制度环境中,考虑如何在后危机时代实现我国产业政策法律化的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