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诗论》"《关雎》之改"义蕴考释——以《关雎》乃《诗三百》之首为考察视角

上博简楚竹书《孔子诗论》,为什么用“改”字来概括《关雎》?这一点要结合《关雎》这首诗在儒家诗教中的特殊地位来考察。从产生的历史语境看,《关雎》是周公取之民间用以教化南民的乐歌,《关雎》为《诗经》之首,体现了周公以礼治国,想从婚姻家庭的角度拨乱反正,以移风易俗的观念。孔子重视《关雎》,体现了孔子“以礼节情”的诗教观。而《孔子诗论》传承了孔子的诗学观念,因此,“《关雎》之改”的“改”字,从文本的主题义来看,就是改正、纠正,即从男女之事转到婚姻之礼。而从文本的主旨义来看,则具有移风易俗,以礼节情的丰富义蕴。     

《孔子诗论》“《关睢》之改”义蕴考释——以《关雎》乃《诗三百》之首为考察视角

上博简楚竹书《孔子诗论》，为什么用“改”字来概括《关雎》？这一点要结合《关雎》这首诗在儒家诗教中的特殊地位来考察。从产生的历史语境看，《关雎》是周公取之民间用以教化南民的乐歌，《关雎》为《诗经》之首，体现了周公以礼治国，想从婚姻家庭的角度拨乱反正，以移风易俗的观念。孔子重视《关雎》，体现了孔子“以礼节情”的诗教观。而《孔子诗论》传承了孔子的诗学观念，因此，“《关雎》之改”的“改”字，从文本的主题义来看，就是改正、纠正，即从男女之事转到婚姻之礼。而从文本的主旨义来看．则具有移风易俗．以礼节情的丰富义蕴。     

论儒家伦理中的“亲亲”之道——以《春秋》为中心

“亲亲”是儒家伦理的基本价值,公羊家常言《春秋》尚质,尤重“亲亲”之情,《公羊传》于此义多有发明。尤其面对现代人所说的伦理困境时,儒家亦常基于“亲亲”之情而予以化解,进而将这种精神落实到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具体设计之中。近些年来,对于“亲亲相隐”的问题,学界颇多讨论,而其重心则在处理情感与国法的关系。然而,这些讨论对经典的征引实嫌不足,尤其于传统法律的理论与实践,皆阙而弗论。本文则围绕《春秋》中的相关史料,并涉及部分法律文献,对此问题重加审视,从而将价值阐释与法律实践结合起来,体现儒家兼顾法意与人情的精神。     

论《春秋谷梁传》的亲亲之义

<正> 亲亲之道在儒家理论中占有核心的地位,儒家的所有理论都是围绕此展开的。“在宗法等级社会里,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是由他在血缘上与天子、诸侯、卿、大夫等的关系的远近决定的,社会关系同时就是血缘关系”(匡亚明:《孔子评传》第199页,齐鲁书社1985年版)。随着封建专制统治的日益稳固,亲亲和尊尊在儒家伦理中的地位,必然要发生巨大的变化,这在《春秋谷梁传》(下简称《谷梁》)中有所反映。《谷梁》是鼓吹君主“在民上”、“大上”的主导地位的。君既处于“大上”的地位,君道自然高于亲亲之道,这在《谷梁传》中是时可发见的。《谷梁》认为,君处于至尊的地     

简书《性自命出》中“道四术”探析

孔子所设定的"为己之学"的问题域,在其后学中得到扩充与发展。郭店简书《性自命出》从"道四术"的角度,揭示了孔子后学对于孔子所提出的"博文"、"约礼"与"自省"等修身进路的继承与拓展。结合《大学》、《中庸》等传世文献,总结起来,孔子后学同时关注三条修身进路:"心术"或精神修炼、《诗》《书》之术或经典学习以及礼乐之术。其中"心术"被认为最为重要,并经孟子的发展,而在传世文献中勾画出先秦儒学最具代表性的形象。     

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的人性论简析

《性自命出》篇以“好恶”和“喜怒哀悲之气”为性 ,其实质是以情论性。人性本无善恶之别 ,人之具有善性是圣人教化的结果 ,其中乐教受到了特别的重视。人性要表现出来 ,不仅需要外物的刺激 ,还需要心的主导作用 ,但心的作用要受到身的限制 ,君子应当做到身心如一。与主张性善论的孟子相比 ,《性自命出》篇是孔子思想更忠实、更全面的继承者     

从孔子易学观的转变看《周易》文本的性质

对《周易》文本性质的界定,学界常用一句很通用的话概括,即《周易》本为卜筮之书。这句话对《周易》性质的界定似乎不全面,也似乎降低了《周易》的地位与价值。《周易》具有卜筮和德性之二重性已得到学界公认,孔子晚年易学观发生重大转变,原因是孔子发现了《周易》的"德义",但这其中的逻辑关系要分析清楚,即《周易》的"德义"是本已有之还是经孔子的德性解释之后才具备的。如果《周易》的"德义"是本已有之,而不是经过孔子的解释才具备,是孔子晚年发现了《周易》其中的"古之遗言",那么称《周易》本为卜筮之书是不全面的,起码应该称《周易》不只是卜筮之书,或者称《周易》是穿着卜筮外衣的有决策之用的体现文王与周公"德义"思想的教化之书。     

性情交涉中的孔子情感论

在《论语》一书中,孔子罕言“性”,但这并不表明孔子不重视人性。事实上,孔子的思想对后世人性论的发展方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春秋时代,论性者往往“以情释性”,而此情又是“喜怒哀悲”的自然之情。孔子则推崇“仁”。“仁”是一种道德情感,但又来源于血缘亲情的自然情感,因而具有沟通天人,连接天命与自然人性的特点,更具伦理价值。本文分析了孔子之“仁”的内涵,揭示出“诚”的情感是“仁”之本体,“仁”是在“诚”基础上的美善合一。同时说明,孔子重视情感教育,以体现于“诗”、“礼”、“乐”中的中正平和、真诚恻怛的感情来涵养塑造美好人性,起到化性成善的作用,并进而向“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的理想境界与和谐社会不断进步。     

中道──“周文”所显现的上古伦理精神──中西文化研究系列之一

先秦儒学以中庸为至德，认为古圣相传之道即一“中”道。此说于史可谓确然有据。《诗》、《书》崇尚情文中和的德性理想和温恭平和、宽柔敦笃的人格风范；周礼本亲亲以成其社会的等级原则，以礼、乐互涵为德性教化之本；《易经》以神道设教，贯通一阴阳和合、刚柔相济的日常生活智慧。这些，都体现了一种文质中道的伦理精神。这种中道精神对先秦儒家的心性之学乃至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至巨。     

论《性自命出》性情化的身体观

儒家的身体观的历史原型无疑是周代的威仪观,但威仪观诞生于儒学创立之前,威仪身体气象之形成并没有同时伴随着内在心性的自觉。孔子创立儒学,摄礼归仁,其身体观本于仁而达于礼,真正意义上的儒家身体观由此诞生。人性论在孔子思想中并没有充分展开,《性自命出》的性情论是儒学史上第一个系统的人性论,它把情设定为人性的内涵,它重视诗礼教化对心性和身体的影响,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其独特的身体观即性情化的身体观,成为孟子心性化的身体观的历史前奏。     

《性自命出》的思想特征及其与思孟学派的关系

《性自命出》是思孟学派的重要文献。它与《中庸》一起最早提出性命合一的天人合一之学。其以气说性虽非其独有,但以情说性却是其最大特色。其以生说性,则揭示了儒学的根本特征,影响了整个儒学的发展。其性之善恶说,实是性善论的初期形态,且已明确提出"性善"说。性的实质内容是情,而情是情感。论者常以情为"实"义,其"实"义亦是指情,即实情。因此,它从正面高度评价了情的地位与作用。其情感说已成为儒家礼乐文化理论基础。它提出心有志有思,由思而定其志,实现其性,已具有主体思想的基本特征。《性自命出》的作者,有三种可能,子思的可能性最大。     

论孔子仁学的尚情特征

仁学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 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指出: “孔子对中国思想之贡献, 即在阐明仁的观念。”那么孔子所阐明的仁究竟包括哪些内涵呢? 孔子论仁, 常因对日常生活行为的体证而发, 并因人因时因地而别。由于孔子对仁之概念并无思辨性的界定, 所以我们无法从知性的角度来严格地把握它; 又因为仁在孔子的学说中是全德之称, 所以根本无界可定。虽然孔子的仁之范畴不存统一之界定, 然而它却显具统一之特征。通观《论语》一书, 便可察见孔子仁之范畴诸多内涵中所共具的尚情特征。孔子仁学所尚之情, 既包括生命的本真之情…     

关于《春秋》叙事的几个问题

不能据《春秋》中的"仍旧"之文来否定孔子在《春秋》叙事笔法上的贡献,与《竹书纪年》比照,就会发现孔子"以义而制异文"的叙事特点。周朝礼乐教化所促成的取法于《诗》而"微言"的风气,至春秋末未减,故孔子修订《春秋》有取于《诗》。史与诗、戏曲"为体则异",但中国古代叙事诗和戏曲也有使用《春秋》叙事笔法者。虽然中国古代叙事源起于史官,但《春秋》叙事实出于对安身立命之儒家伦理的维护,儒家伦理在中国古代没有淡出,《春秋》叙事自然也不会从诸叙事文体中淡出。     

上博简《关雎》七篇诗论研究

论文考释了上海博物馆藏《诗论》简有关《关雎》七篇的记载，指出：《诗论》之“ ”即孔子，简文主要是孔子之论；孔子与毛《序》论《诗》都强调礼义教化，其论《关雎》《甘棠》《燕燕》之义或相同，或相合，但论《 木》《汉广》《鹊巢》《绿衣》却各不相同，很难从《诗论》简文里找到毛《序》为子夏所作的直接证据；简文对好色、求福、有爱、有恶、溯本的“民性”，看不出有明显的否定倾向，强调的是利用，是“反纳”和“喻”。     

清初《易》学的变辙——从顾炎武到潘耒

潘来晚年究心《周易》之学,此学虽师承于顾炎武,然其治《易》之路径与模式则殊不同归。潘氏《易》学除讲求修己治身之实用性以外,尚包含世俗教化、伦理规范等“资治”内涵。这种新型《易》学体系的建立,奠定了潘耒在清代《易》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直躬”的故事——《论语·子路》“叶公语孔子”章人物辨析

《论语·子路》"叶公语孔子"章,体现了孔子"亲亲相隐"的观点。该章涉及了直躬、孔子、叶公三位主要人物。其中,直躬之"直"是心直口快的率直,直躬之"證"是直来直去的告知;而孔子之"直"则是来自内心那种率直的人性之爱,因此对于亲人的过错不宜轻易公诸于众。直躬故事的叙述者叶公既不是"儒学的挑衅者",也不是"孔子的好学生",对于《韩非子》和《吕氏春秋》们的"故事新编"不必确信。     

试论《关雎》与圆

人们一直把《关雎》当作婚歌来读。其实,《关雎》是成妇礼祭仪上,对新妇的赞歌,由乐人以丈夫口吻所喟。本文试图从新的释读结论出发,对《关雎》中所体现的美学精神作一点探索。《礼记》中以“温柔敦厚,诗教也”括尽诗旨,以为教化之义。这是汉儒对孔子诗学理论的绝对化,却为我们寻绎《关雎》与诗教的文化联系、认识诗的审美内涵提供了现成的角度。一、中和:“完善”的“圆”性美感《易经》阴阳爻象的含义中包蕴着关于“和”的最古老的思辨哲理,从而成为古代美学思想中一个核心内容。“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孔子最早地把“中和”美的文艺思想概括在对《关雎》的评述中。尽管在孔子的时代,独立的文艺观和美学观还没有形成,尽管“中和”思想更多     

苏格拉底、柏拉图与孔子的“亲亲互隐”及家庭伦常观

孔子明确主张"亲亲互隐",但它本身即包含有"亲亲互谏"之义."亲亲互隐"有一定范围,在公共事务领域,孔子又主张"不隐于亲"."亲亲互隐"不是不要公义是非.孔子只是不鼓励因私人领域中的问题,亲人间相互告发,而主张以宗教伦理精神,通过感化来协调家庭、社会关系.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也非常重视家庭伦常,尤其强调孝敬父母.在柏拉图所构建的新神观念体系中,敬畏神灵即要求孝敬父母,"孝敬父母"是神为人类制定的最为普遍的律法.在此整体思想框架中,苏格拉底非难游叙弗伦"子告父罪"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孔子与苏格拉底、柏拉图都重视家庭伦常和孝道,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都认同"亲亲互隐"的价值观念.     

《春秋》《左传》十二公文本的生成及蕴意

《春秋》《左传》有十二公,《史记》《汉书》有十二本纪,中国早期史书形成以十二为体的传统,人们多认为与孔子和《春秋》有关,但各家围绕孔子和《春秋》所作的种种解释或多或少有不通之处,根源是十二之体非《春秋》所创。十二之体最早生成于"《左传》原本"的十二公,源自史官所熟悉的历法数字十二及月令文献的十二月体。左丘明以十二表达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历史哲学,借这一"天之大数"赋予史书以神圣性和权威性。《左传》十二公也说明其作者就是与孔子基本同时的那个左丘明。"《左传》原本"是孔子教授《春秋》的参考资料。因为《左传》只记载十二公的历史,故孔子重点讲授这十二公《春秋》,所以,只有这十二公《春秋》流传、保存到今天。     

先秦伦理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

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伦理思想是伴随我国周代的政治文化之发展而产生与发展的.西周的宗法伦理,包括血缘的"亲亲"之情,以及因血缘而展开的宗法体制.孔子、孟子、荀子的伦理思想正是围绕着这个核心的体系,围绕着春秋、战国时期政治局势的变化而产生,并前后相继,三者内在的逻辑关系即是由"亲亲而爱私"发展为"仁仁而尚贤",再发展为"贵贵而尊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