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稽古录》看司马光的帝王论

司马光的《稽古录》共三十六条“臣光曰” ,概括出“人君之道有一 ,其德有三 ,其才有五” ,是司马光帝王为政思想的集中表述。司马光提出人君五才论 ,是在考察了历朝历代帝王之后 ,根据才能的高下 ,分为创业、守成、陵夷、中兴和乱亡五类君主。五才论重点在于论述如何守成。司马光为帝王推出了一整套守成的方案———“仁、明、武”修心三德与用人治国之道     

“天命论”是《水浒》宣扬的投降主义的基石

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天命论”,是现在的和历史上的剥削阶级用来迷惑.人民群众,巩固其反动统治的理论武器。从孔老二宣扬“畏天命”,汉儒董仲舒鼓吹“天人感应”,到叛徒林彪高喊“受于天”,古往今来,反动派莫不如是。 《水浒》的哲学思想基础,是“天命论”。宋江稿修正主义、投降主义,都是靠鼓吹“天命论”来实现的。一部《水浒》,从开头第一回,中经第四十二回,到结尾的第一百二十回,到处充斥了“天命”、“ 言”、“谴告”之类的说教。情节发展的关键所在,无不贯穿了“天命论”这条黑线。 第一回“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开宗明…     

试论孔子的唯心主义思想被阐释为宗教儒学的可能性

对于儒学是否具有宗教性这个问题的回答要回到儒学的源头,考察孔子关于天的观念以及对待天命鬼神的态度.得出孔子是否相信天命鬼神的结论需要确实史料的有效支撑和对史料的正确解释,孔子在<论语>中的相关论述和朱熹对孔子的解释表明:孔子是相信天命鬼神存在,重视鬼神祭祀的唯心主义者,他在日常生活中区别鬼神与人事,积极引导人们关注人事、道德事、政事而对鬼神采取尊敬且搁置的态度,是因为孔子确信诚敬事人是事鬼的预演与前提,而且人事的正确与否涉及到天道是否能够得到真实的体现.孔子畏命躬行的天命论,敬鬼重祭的鬼神观和以德配命的人道观所体现出的唯心主义思想完全具有被阐发为宗教儒学的可能性.     

后期海德格尔的"命运"思想初探

随着20世纪30年代思想的转折,海德格尔对“命运”、“天命”进行了深入探讨,由此获得的规定则显现并发展在他关于艺术、科技、语言及人的论述中:他的艺术之思表明艺术乃是天命得以展示之所;他的科技之思表明科技乃解蔽的天命;他的语言之思表明语言能为人带来天命的消息;他对人的思考表明人乃是澄明的天命。     

论《左传》的历史观——兼论《左传》神梦巫卜及以成败论人的本质

本文认为 ,《左传》历史观是以“天德合一”为基础的“社稷无常奉 ,君臣无常位”。这一历史观包含三层意思 :一是历史变易论 ,即“社稷无常奉 ,君臣无常位” ,历史是不断的改朝换代史。二是历史不变论 ,即虽然朝代更替 ,江山易主 ,但统治思想和制度—“德”、“礼”却是永久不变的。三是神学目的论与道德目的论统一 ,即历史是天命神意为实现其”美善”道德而进行的有意识的活动。作者通过为其已知的僭主提供神学依据和道德依据演绎了这一历史观。而《左传》的神梦巫卜与以成败论人则是作者对其历史观诠释的必然结果。     

从《书》、《诗》的天命论看古代中国的正统观

所谓正统观,在古代中国,指的是关于天下最高统治权之合法性的观念。“正统”(关于“正统”一词的含义,可参见拙作《五德终始说与历史正统观》,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一词出现较晚,大概是在汉代,但关于天下最高统治权之合法性的思想,据可信的资料,则可以追溯到殷商时代,《书》、《诗》中的天命思想是其代表。一研读今文《尚书》,可以看到,在商代,就有王朝合法性的意识形态,那就是最高统治的合法性可以溯源于天和天命的思想。《盘庚》三篇是关于商朝迁殷过程中商王盘庚对部众的几次训话,以文告的形式保存…     

论清华简与先秦时期的命论

清华简《命训》的命论与殷商以来的天命思想以及西周以德配天的思想是一致的,与先秦儒家命论也有相似之处,但《命训》的命论最终是为统治者服务的,这与儒家命论有根本差别.《心是谓中》的命论与前诸子时期"命定义"之"命"有相似之处,与儒家命论也是类似的,但其"身命"并不涉及道德观念,而儒家注重的就是道德观念.墨家的"非命"论否定了《命训》和《心是谓中》中的"大命"和"天命",而肯定了"小命"和"身命".《治邦之道》否定了关于治国方面的命定论,是对西周末年以来质疑神权政治思想的直接继承,这与孔孟的命论有所距离,而与荀子思想有相似之处,与墨家的"非命"论和黄老学、 法家的观点都是一致的.庄子的顺命观则与三者均不同.这三篇文献的共同点在于强调人可以改变命,体现了战国精神.     

用脚步与情感丈量历史——刘向阳《唐代帝王陵墓》简评

刘向阳同志的新作《唐代帝王陵墓》由三秦出版社出版了 ,关心他的人与他同感欣慰。偶然因素使我成了该书出版后的第一个读者。研读之余 ,感触颇多。该书在结构布局上极为严谨。唐十八陵作为陕西境内唐代帝王陵的通称 ,为大家所熟知 ,这也是该书研讨的主要内容 ,故列 18章予以专     

夏目漱石的“非人情”艺术主张及其中国文化思想渊源

夏目漱石是日本近代文学巨匠。他不仅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 ,还撰写了《文学论》这部文艺理论著作 ,推动了日本近代文论的发展。漱石在文论研究和自身文学创作中提出并亲自实践了他的许多艺术主张 ,如“余裕”、“非人情”、“写生文”等 ,这都使其当之无愧地成为日本近代最杰出的集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于一身的文学大家。漱石的文艺主张同他的小说一样 ,受到中国文化思想的影响。下面 ,以“非人情”为例 ,通过分析其与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暗合之处 ,探讨漱石文论的中国文化思想渊源。　　漱石在《文学论》第二编第三章里使用了“非人…     

先秦"民本"思想检论

先秦民本思想的发展可分两个阶段:夏商西周依附于天命论的阶段和春秋以来儒家的理性思考阶段。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对民本思想所做的革新性发展,从民众本身所具有的力量论述了民众对于国家政治的安定、经济的富足和军队的强大的决定性影响,从而赋予民本以理性化思考,并使之从一种近于宗教信仰的政治信条丰富为具体的惠民措施,使民本思想焕发了新的生命力。     

苏轼“寓意于物”论与儒道佛思想

苏武在11世纪提出了“寓意于物”的美学思想。他在《宝绘堂记》中说:“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他认为留意于物,滞留于执求物欲,贪得无厌,会招致祸患。寓意于物,寄托情意于物,不是停留于意欲占有此物,就能使人怡悦,而不会产生祸患。他在这里借对于书画艺术的审美态度而泛论人生态度。从审美学的角度来看,则可以看到,苏轼提出的“寓意于物”论,涉及了审美态度最重要的特征:它是非物质功利占有的、寓寄情意、使人怡悦的观赏态度。苏轼这种观点,比康德早了七百多年,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苏轼关于“寓意于物”的这一美学思想,是…     

孔子天命观与儒士的个体解脱之道

孔子几乎继承了殷周时期对“天”理解的全部意义，但他对于天的理解并非含混或者矛盾的。孔子生活于上层贵族无力维护礼乐文明的社会环境中，卿大夫势力集团的衰退和士人阶层的兴起同步展开。孔子对天命的改造不是就“天”和“命”的内容展开，而是就其对儒士阶层体仁实践相关联的意义而进行。孔子对天命观的改造集中在两方面：一方面将天命进一步下落，落实到个体知识分子身上；另一方面强调知识分子本身对天命的自觉体认和担当。对儒家知识分子而言，孔子的天命观赋予他们以自我觉醒的类似于宗教情感的神圣意味，同时认识自我完成的有待性，从而在世事困窘中获得超脱的生命态度。这两点成为后来儒士个体自觉与个体解脱的基本依托。     

彻底砸碎套在妇女身上的精神枷锁《女儿经》

反动通俗读物《女儿经》以唯心主义“天命论”为思想基础,拼命鼓吹“三从四德”,宣扬“烈女节妇”。在这些反动思想的压抑、欺骗和毒害下,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出现了“令女断鼻”“奉姑尽孝”这些骇人听闻的悲剧。今天,我们要彻底批判《女儿经》,彻底砸碎几千年来孔孟之道束缚妇女的精神枷锁,就必须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剖析妇女受压迫的历史根源,认清《女儿经》的思想渊源和阶级实质。 (一) 《女儿经》大约出笼于我国明代,它所反映的思想却不是明代统治阶级的独创。在原始社会中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阶级,没有压迫,原始社会的最初阶段是母…     

老子哲学思想探微

在先秦诸子的哲学思想中,老子是第一个创立了哲学体系,阐述了辩证法思想的。他把哲学从对人生与政治的思考和讨论中扩展到整个宇宙,正如有些论者所说的,老子的整个哲学系统的发展,可以说是由宇宙论伸展到人生论,再由人生论延伸到政治论。本文仅就老子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试作一点分析,以求教于专家。 (一) 在老子的哲学思想中,“道”是最高的实     

明朝治理边疆思想的时代特征

明朝的治理边疆思想既有对以往封建王朝治边思想的继承,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在取代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元朝之后,边疆局势与其他王朝有许多不同之处,治理边疆理念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明朝统治者不仅从“天命论”的角度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而且提出“华夷一家”的理论,这是对元朝“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标志着民族融合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层次,中华整体观念已深入人心,同时也为清朝的治理边疆思想奠定了基础。     

司马迁天人思想的模糊性

“究天人之际”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目的之一,为的是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说明人在世界上的地位。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带有明显的中介过渡性质,即模糊性,因之很难以“非此即彼”的判断方式下结论。本文的出发点是,无需乎去追求其是否是天命论或否定天命论,而是在不同层次、不同问题上找出其属于这个或那个的程度如何,然后从总体上把握其基本的属性。     

论为政以德对传统中国政治合法性的塑造和影响

西周政治家们用德来解释为政的资格问题，为现实中君权易位和王朝更迭寻找正当性说明，这是为政以德理念形成的源起。为政以德理念从三个层面对政治提出了具体的合法性要求，即以德配天的天命合法性、德政仁政的民心合法性和德化天下的文化合法性。为政以德是兼具规范和经验因素的合法性理论，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追求中“和”的精神。道势两立、君师分离传统在中国的确立，使为政者无法掌控对“德”的解释权，这是为政以德不致落空的一个关键。为政以德理念引导政治符合德的要求，也起到了规范和约束政治权力的作用。     

韩愈的道统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中华道统思想源远流长,但真正建立起“道统”论的,则是唐代韩愈。韩愈站在时代的高度,面对外来佛教文化及本土道教文化的挑战,以弘扬儒家圣人之道即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为己任,正式提出了儒家道统思想。经韩愈倡道统、批佛老、兴儒学的努力,使儒学再度复兴,并在宋末以后占据了社会文化的主导地位。韩愈的道统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龚自珍的德教方法及其现代价值

龚自珍是清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他对于道德教育非常重视。在长期的德教实践中,他提出了“各因其性情之近”的因材施教、“语而不论,论而不辨”的身教示范、“人外无诗,诗外无人”的情感教育、“心无力者,谓之庸人”的意志锻炼法和“以教之耻为先”的自我教育等德教方法。透过这些方法,我们可以窥见龚自珍对我国传统德教所做出的重要理论贡献。这些理论贡献,对我国近代的道德教育曾产生过重要影响,即使在当代,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值得我们认真研习、汲取。     

《三国演义》主题再探

本文辩驳了关于《三国演义》主题的诸家之说，探讨了《三国演义》与传统宇宙哲学“天命论”的关系，认为对天命的理解与阐析构成了全书的情节内核，对天命的困惑与欣慰，构成了全书的感情基础，而更重要的文化意义在于，《三国演义》以艺术的方式探索了反天命的可能，提出了反天命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