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含义应当准确——与张春生、阿喜两位先生商榷

本文认为要准确地把握法治的含义，必须正确处理法治与法律、法制，法治与专制、人治的相互关系，法治的基本内涵与标志是民主政治与法律权威；与专制相结合的法制不是法治，只是人治的形式之一。法治的实现离不开道德的支撑，但将“法律全都转化为道德”的社会不是法治社会。法治需要弘扬优良的法律文化传统，但在中国，没有法治的传统     

《中国古代四大治世精典》评价

湖南省委党校谷兴荣教授编著、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四大治世精典》一书,汇集了大量的中国古代思想家有关安邦治国的论述,将其归纳为集权人治、集权法治、民主法治、民主群治等四个方面。谷兴荣认为,儒家的理论在政治思想上主要是阐述人治社会的有关特征,他们主张把权力集中到帝王和各级官员手中,在他们的理论中毫无民主可言,同时也淡泊法治,重视人治。但特别强调官员乃至百姓的品德,即仁德理论。从逻辑上说,只要各级官员都讲仁德,都有高度的自觉性,官员就不会腐败,社会风气就不会不正。法家的思想是主张实行集权…     

关于民主理论的几个问题

本文较系统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主要观点 ,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的基本内容 ,分析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作者认为 ,在新世纪 ,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基本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从其功能上可以分为人类理想理论、现实批判理论、社会实践理论;各国共产党人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属于社会实践理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统一.     

试论习近平法治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传承与发展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深刻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传承与发展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渊源之一,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为习近平法治思想奠定政治基础,马克思主义民主平等正义理论为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价值支撑,而辩证唯物主义为其提供方法论。习近平法治思想也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进行了发展,创造性地提出了"法治中国"的战略目标,深刻界定法治与改革的关系,提出"德法共治"的战略主张。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法治话语之演进

自1946年创刊以来的<人民日报>上先后出现了六种法治话语.1949年前后,号召树立革命的法治精神.1962年,批判美式"法治"的虚伪性.1975年,批判儒家的礼治,主张法家的法治.1980年前后,批判儒家的人治,要求以法治取代人治.1999年,区别法治与法制,主张从法制到法治.2006年以来,提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六种法治话语,记载了中国政治六十年间的变迁轨迹.     

法律拜物教批判: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的一种解读模式

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的独特性在于它是"法律拜物教批判",是批判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法治理念及资本主义社会法治实践的法律理论,这是英国分析法学家柯林斯的基本结论,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独特性以及把握它的当代价值具有启发意义。法律拜物教把法治看作为不可质疑的教义或必须信奉的原则,看作为国家的最优结构和终极理想,相信依靠法治,权力得到制约,权利得到保障,社会就会成为公平正义的社会。马克思主义法学不是停留在对法律表面功能的认同上,而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下,从整体社会形态的宏观视角出发,以一种冷峻的眼光审视现代社会流行的法律理论、法律观念及法治实践,为法治进程的未来推进提供了独到的见解。     

传播、创新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源——以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本解读为中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源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环境下的传播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在传播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播及其与中国实际的有机结合,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显著特色。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中国首次在唯物史观视域中阐发“阶级竞争”说、“法律”的上层建筑地位及“物心两面改造”等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具有开创意义的经典文本,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研究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本,有助于探讨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起源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带有的传播、创新及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特点。     

论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过程中的中国共产党法治观

中国共产党法治观,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在不断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过程中所形成和发展的法治基本观念,是对为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法治的认知确立和价值判断。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法治建设的价值坐标和价值指引。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领导进行法治建设,是中国共产党法治观形成的重要思维方法。中国共产党坚持围绕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本质要求,发展着中国共产党法治观。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围绕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本质要求,是互相促进、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的整体,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不断实现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和路径。推进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法治奋斗历史经验和法治实践规律的有机结合。中国共产党法治观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法治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结合和彰显。     

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百年历程

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建科学化现代化中国法学的必由之路.在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百年历史进程中,党领导人民创立了毛泽东法律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习近平法治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三次伟大历史 性飞跃.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这三大理论成果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法治领域的实践智慧、理论创新、制度构建,体现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党在各个时期的主要代表在推进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中的独创性、原创性、集成性贡献,凝聚了我国法学研究的优秀成果和思想精华,标记下我们党持续推进法学理论创新的百年历程.     

论新刑事诉讼法的中国特色

刑事诉讼法是规范刑事诉讼活动的基本法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国刑事诉讼法自1979年第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颁布以来,经过了1996年和2012年两次修改,特别是第二次修改,使党的主张和人民的意志有机结合,这是中央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重大成果,成为我国民主法治进程中的大事,也使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愈加凸显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这种中国特色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充分体现了与时俱进、改革创新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宝贵品格,二是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新成果,三是充分体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代要求,四是充分体现了强化法律监督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宪政要求。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质就是实现从传统的集权政治向民主政治、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关键是制度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理论的总结与反思

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执政党和政府从中国的法治建设实践出发,在充分吸收法学界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逐步提出并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理论.这一理论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真正指导和影响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理论.本文以1978年以来中国执政党的重要政治文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为主要文本,考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理论的孕育、形成和发展过程.     

关于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思考

推进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中国化,必须紧密结合不断回答当代中国法治实践中提出的现实问题来展开。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立场和现实立场的基本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源泉。推进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必须从中国具体实践出发,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精髓;必须批判地吸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积极成分;必须充分借鉴西方法治经验。     

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政治制度探析

自决制、联邦制、单一制共和国前提下的区域自治制是马克思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三种政治制度形式.中国共产党人以此为理论基础,结合实际,在解决民族问题上提出了富有创造性的理论观点.实行单一制共和国前提下的民族区域自治,要突出“三结合”,即区域因素与民族因素、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的结合;坚持“四原则”,即平等、民主、法制、照顾原则;做到“三不容”,即基本经验不容置疑、基本制度不容动摇、政治优势不容削弱.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集中体现,作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政治制度,是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     

陈独秀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无数共产党人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的陈独秀,在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领袖,是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斗士,更是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先行者。     

培育法治文化的前提:“人治”与“法治”的再认识

中国的法治之路异常艰难,究其原因就在于对从人治走向法治,尚未达到全社会的高度共识。因此,科学理性地辨析人治与法治,就成为培育法治文化绕不开的前提。"人治"与"法治"作为两种不同的治国模式,所指称或表征的主要是一种治国理政的思想原则和观念体系。培育法治文化,需要在观念上尽快形成对法治的广泛共识,需要对人治文化开展强有力的批判,需要切实矫正各种违背法律规则的行为。     

中国共产党人辛亥革命研究述评——以郭真《辛亥革命史》为中心

介绍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辛亥革命研究概况,以郭真《辛亥革命史》为中心,系统梳理当时研究中的基本观点,总结其中若干特色: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中国的历史与现实问题;有明确的学术研究为现实斗争服务的目的;部分论断带有左倾色彩;缺乏学术规范等特色等。指出那时开创的一些好的或不甚好的学术传统,为后来的一些研究者所承袭,因此,对早期共产党人的辛亥革命研究需要采取扬弃的态度,使辛亥革命研究在新时代里有所突破。     

超越“五四”对传统的批判——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

对传统的批判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大历史特征。坚持民主革命的政治立场、弘扬个性、顺应立宪共和的客观要求,是“五四”文化批判的合理诉求,也是近代中国知识革命基本特点的体现。学术与政治的矛盾、政治规范与伦理规范的矛盾,决定了“五四”文化批判的内在紧张关系。在探索真理、推进民主和输入外来文化方面,应当继承“五四”而又超越“五四”,以形成自由、理性、法治与民主的新的文化传统     

瞿秋白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意蕴与启示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以杰出的理论创新活动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瞿秋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构了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理论,较早地阐述了夺取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性以及主体力量和具体手段;阐明了无产阶级文化战线的政治坚守,强调无产阶级文化事业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工作者要始终坚守阶级立场、担当时代使命;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中国化进程,译介和传播了大量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经典著作,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播火者”和“开拓者”;奠立了普洛文化运动的基本规则,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实践要以现实主义为路径、以解放群众思想为价值追求、以服务人民群众为创作导向。瞿秋白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对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文化革命实践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亦具有可资借鉴的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