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凝聚与居民幸福感研究——基于深圳与厦门的数据考察

目前有关居民幸福感影响机制的研究,多集中在个体特征和经济因素的考察,对社会因素关注不够。基于深圳和厦门的调查数据,从社会凝聚的角度分析其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从社会信任、利他倾向、社会认同、社会参与四个维度进行测量,研究发现:相比个体特征和经济因素,社会凝聚对居民幸福感有重要影响;地区经济富裕程度与居民幸福感存在负相关关系;社会凝聚各因素均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建议政府应将增强社会凝聚力作为提升居民幸福感水平的重要政策目标。     

社会凝聚与居民幸福感研究——基于深圳与厦门的数据考察

目前有关居民幸福感影响机制的研究，多集中在个体特征和经济因素的考察，对社会因素关注不够。基于深圳和厦门的调查数据，从社会凝聚的角度分析其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从社会信任、利他倾向、社会认同、社会参与四个维度进行测量，研究发现：相比个体特征和经济因素，社会凝聚对居民幸福感有重要影响；地区经济富裕程度与居民幸福感存在负相关关系；社会凝聚各因素均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建议政府应将增强社会凝聚力作为提升居民幸福感水平的重要政策目标。     

空气质量、地方政府信任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人民幸福是中国梦的本质要求。空气质量对农民幸福感是否具有显著影响，影响机理如何？基于天津的实地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Bootstrap中介模型分析空气质量、地方政府信任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机理，其结果显示：空气质量对农民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区（县）政府信任、乡镇政府信任、村委会信任也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影响力随着层级的升高而依次提高。地方政府信任各维度对农民幸福感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村委会信任的影响力最大；地方政府信任各维度在空气质量对农民幸福感影响中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要不断优化以农民满意为导向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决策与评价体系，构建完善的民众诉求回应机制，提升农民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强化农民主体地位，提升村庄治理水平。     

经济因素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初探

鉴于以往对个体幸福感的微观研究大多只关心自己感兴趣的变量,甚至只是以双变量分析得出经济收入对幸福感影响的结论,本研究依据多元理论视角,通过建立一个综合性的解释模型,探讨经济因素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经济收入并非是影响幸福感的主要因素,精神/感情生活满意度、积极乐观的心态、家庭成员间的和谐相处和人际协调对提升幸福感更具积极意义.从经济因素制约机制看,绝对收入决定论、相对经济地位认同的作用不大,而欲望理论和家庭压力论对家庭幸福感的负面效应却更大些.     

三江源地区民众幸福感有效提升的基本策略研究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改善,民众幸福感问题成为大家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影响民众幸福感的指数及其因素相对较多。三江源地区自然条件较差,经济发展欠缺,这个地区的广大民众如何和全国人民一起致富奔小康、获得幸福、感受幸福,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本文基于国家战略和维护民族整体利益,研究三江源地区民众幸福感问题,了解他们的生活质量与生存现状,评估他们的心理状态与预期,从而为加强青海地区社会管理创新、提升社会管理水平、满足民众情感需求、促进青海社会和谐稳定建言献策。     

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农村留守妇女幸福感研究——以安徽省为例

德性是幸福感的源泉,农村留守妇女自身道德素质提高、人格完善、自我价值实现的过程,也是农村留守妇女幸福感提升的过程.幸福有助于德性的养成和提高.因此,我们在关注农村留守妇女幸福感提升问题的时候,不仅要注重改善其生活的客观条件,也要关注她们自身德性的提高.通过对安徽省农村留守妇女生活现状调查数据的分析,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视域下,从家庭生活、职业生活、个性生活三个方面探讨了当下农村留守妇女幸福感的现状及幸福感较低的原因,并为促进农村留守妇女幸福感的提升提出了合理可行的建议.     

大学生综合幸福感结构验证与影响因素分析

以《综合幸福感问卷》为工具研究大学生综合幸福感。发现大学生幸福感在性别、文理科方面无显著性差异;独生子女大学生的幸福感高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学生干部的幸福感显著高于非学生干部;城市学生幸福感高于农村学生;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幸福感有显著差异;经济因素主要影响主观幸福感;运动能提高幸福感,但过量运动反而会导致幸福水平下降。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回归作用的依次是运动时间、是否贫困生、年级、生活支出、性别、是否学生干部．对心理幸福感有显著回归作用的依次是是否学生干部、年级、运动时间和城乡来源。研究发现SWB与PWB都是幸福感的有机组成部分,二者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     

经济增长时期的国民幸福感——基于CGSS数据的追踪研究

为回应有关中国国民幸福感的争论,评估过去10年宏观经济和政策变化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分析近10年国民幸福感变化趋势。研究基于5个时点、44166个样本,发现中国国民幸福感在过去10年内一直处于上升趋势,不同政治身份、户口类型、年龄、收入、婚姻状况、民族等群体的幸福感在过去10年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经济增长可能是幸福感提升的动力;如果经济收缩,那么幸福感也可能随之下降。要确保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尚需对幸福感进行更多、更细致的追踪和研究。     

新农村文化软实力建设视域下辽西地区农民幸福感的建构

辽西地区受自然条件的制约,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当地农民的幸福感水平受多重因素影响也相对较低。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与农民的幸福感呈明显正相关。因此,在农村文化软实力建设范畴下,解析当前辽西地区农民幸福现状,通过抓文化载体建设、完善制度建设、创新文化推进战略等举措,为辽西农民幸福感的重新建构提供现实可行的路径选择,对于提升农民群体幸福感水平与建设和谐新农村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基本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基于可行能力理论的分析框架

本文借鉴可行能力理论的分析框架,采用山东省居民生活状况实地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基本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以功能性活动为中介变量考察了这一影响机制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基本医疗保险对于提升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参保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险需求满足度评价越高,其幸福感提升越明显;社会参与、社会信任和休闲参与三个功能性活动要素,在基本医疗保险影响居民幸福感的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作为抵御健康风险和不确定性的重要公共产品,基本医疗保险是居民更好融入社会的基础性保障条件,有利于形成积极的情感和认知体验,进而提升其幸福感水平。因此,在相应决策中要加强对参保居民的需求分析,重视提升制度实施的改善感和获得感,进一步关注政策实施所产生的可行能力效能。     

社会救助中的民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研究——基于上海浦东新区的实证调查

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是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社会救助作为托底民生保障的基础,对精准扶贫、促进共同富裕有重要作用。借鉴国内外已有的测量方法,结合中国实际和上海浦东新区社会救助政策实践来设计民生三感测量工具,以上海浦东新区作为案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社会救助对提升获得感有积极正面作用,而具体社会救助项目对民生三感的影响呈现差异化特征。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三者之间的关系是：获得感是基础,对安全感和幸福感均有直接作用;安全感是中间层次;获得感通过安全感的部分中介效应对幸福感产生积极影响,安全感对幸福感的作用大于获得感。因此,要提高民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应当关注救助效果,重点提升就业救助,提高救助项目分布的科学性并重视通过提升安全感来提高居民的最终幸福感。     

农民政治认同的影响因素与提升路径

农民政治认同不仅是农村社会政治稳定的保证,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基础。目前我国农民政治认同的基本状况是:对我国的政治制度、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执政党及政府有较强认同;对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的认同是分层次的;农村社会中一些不和谐现象影响农民的政治认同。农民政治认同主要受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因素影响。提升农民政治认同,需要改善农民生存状态,切实保障农民权益;规范基层政权的政治权力运作;保证农民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推动农民政治心理的现代性变迁。     

大庆市民幸福感的调查与分析

大庆是一座以石油、石化为支柱产业的新兴城市,先后获评全国综合实力20强城市和中国十佳魅力城市。大庆市的快速发展使大庆市民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大庆市民的幸福指数也在逐年上升。党的十八大后,为了全面了解大庆市民的幸福指数和影响大庆市民幸福感的主要因素,课题组进行了大庆市民幸福感的相关调查分析,并提出了大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缩小城乡差距、强化文化建设、树立正确幸福观、提升幸福感的建议。     

中国居民幸福感的总体趋势与群体差异——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1990-2007)

中国居民幸福感不足现象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政府的施政导向和发展理念也随之转变.利用世界价值观念调查(1990,1995,2001,2007)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3,2005,2006)的数据,对居民幸福感的总体趋势和群体差异这一基础性问题进行分析可以发现:第一,从总体趋势上看,中国居民幸福感并没有呈现明显的上升或下降趋势,而是在波动中演进.第二,女性、已婚、高收入、高教育程度,在政府机关工作和具有党员身份都是有利于幸福感提升的重要因素;年龄和幸福感则呈现U型关系;同时,下岗失业和离退休也是影响居民幸福感的负面因素.为提升中国居民幸福感、促进社会和谐,应在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健全社会保障等方面下功夫.     

主观幸福感研究的新方向

主观幸福感的早期研究首先着重描述不同类别人群的幸福,特别是在年龄、性别、收入、教育等人口因素方面进行比较。在主观幸福感研究的第二阶段,理论模型得以探索,而且强调如性情、目标实现、适应和社会比较等变量。第二阶段的研究还包括主观幸福感测量的改进和验证。目前最尖端的第三阶段研究包括主观幸福感的理论探讨,以便清晰地认识影响不同测量的各种心理过程;以及探索多重测量和纵向设计方面的理论模型。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现状分析和对策研究

主观幸福感是个体对自我需要得到满足和理想实现的心理体验。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标准以财富为第一位,其次是家庭美满、身体健康、生活如意以及社会和学校认可等。中国当代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处于中上状态。影响当代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客观因素是人际交往、经济状况、文化背景、专业学科及家庭教养方式等;主观因素则是人格特质、主观效能感及价值观。高校应从创建高尚的校园文化、和谐的人际关系以及利用社会实践提高应对能力等方面创设影响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客观环境;同时,也要从树立科学人生观、价值观和幸福观,加强心理健康教育等主观变量方面多维度进行引导,使大学生树立积极的幸福观。     

幸福感、幸福取向:和谐社会的主体动力、终极目标与深层战略——以南京为例

本文基于居民幸福感、幸福取向是和谐社会的主体动力、终极目标与深层战略的判断,运用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理论及方法,建构了城市居民幸福感测评指标模型,在大样本的"南京居民幸福状况调查问卷"调查分析基础上,对当代城市居民幸福感水平、特征及其多元影响因子进行了实证研究,进而提出了提升城市居民幸福感的主导型战略与可行性路径.     

幸福感视角下的企业社会责任研究

企业社会责任是现代企业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幸福感是公众对生活满意度和个体情绪状态的一种综合评价。本文拟把幸福感引入企业社会责任研究范畴,在对企业社会责任与幸福感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因子分析法,量化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程度,并建立起企业社会责任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模型,以检验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与公民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本研究对进一步完善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履行机制,构建和谐社会、幸福社会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从幸福感到幸福指数——发展中的幸福感研究

幸福指数是衡量社会和谐的重要指标,是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幸福的哲学源自快乐论和实现论,在心理学则表现为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社会幸福感三种形态,在40年发展中经历了调查比较、理论解释、测量发展、社会应用4个发展阶段.现代走向显示出:相关因素从经济转移到非经济因素,心理机制从特质论转移到建构论,测量模式从各自为阵走向系统化理论化,幸福干预从实验开始走向实践.进入新世纪后,幸福指数成为关注的中心,表现出宏观国家幸福指数、中观社会学幸福指数和微观心理学幸福感模式,现代幸福学相关研究将创造一个幸福的世界.     

"上山下乡"与知识青年的阶层分化及生活幸福感研究

本研究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3和2006年的调查资料,比较分析了知青和非知青在阶层分化、收入分配以及生活幸福感等方面的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知青和非知青在阶层分化和收入分配均没有显著影响,但知青比非知青的生活幸福感程度要低;另外,在知青群体内部,返城时间是他们的阶层分化和生活幸福感差异的重要因素,这也是知青和非知青生活幸福感差异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