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金融监管,防范金融全球化风险

金融全球化极大地促进了各国经济和金融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也给各国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和风险。中国监管面临的问题是信息披露机制不健全、现行监管法律体系不健全等。应当进一步完善现行法律法规,建立风险预警系统,培育中国特色的金融监管模式。     

金融腐败与金融风险的传染机制及其治理对策

当前我国金融腐败、金融风险形势依然复杂,如何做好金融反腐和金融风险处置是一个重大课题,而厘清金融腐败与金融风险的关系和传染机制,是金融反腐和金融风险处置有效衔接、一体化推进的前提条件。一般认为,金融领域的腐败与风险在表现形式、内在原因、治理策略方面遵循着不同的逻辑,进而表现为在金融风险分析中缺乏对金融腐败的关注,而在金融反腐中又对其可能引发的风险处置问题有所忽略。为此,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范式,探究金融腐败与金融风险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而揭示金融腐败与金融风险之间的传染机制,在破除“金融精英论”、推动金融监管改革的背景下提出治理对策。     

试论金融创新与金融风险防范

20世纪 50年代以来 ,各种金融创新层出不穷 ,从金融工具到金融市场再到金融制度都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一方面给人们带来了便捷的服务和高额的回报 ;另一方面又带来新的金融风险。世纪之交的几次金融危机和多宗金融企业破产案都与其有直接的联系。本文在分析金融创新的发生、发展极其对金融业影响的基础上 ,结合金融风险防范的一般理论 ,提出了如何处理金融创新与风险防范关系的几点建议     

基于政府金融审计的政策取向研究

为研究政府审计对我国金融风险、金融监管、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的免疫作用,对现行审计政策、金融审计进行定性研究,对金融审计发挥“免疫系统”功能取得的积极作用以及存在的问题和挑战进行具体分析。研究表明,一方面,政府金融审计与金融监管具有紧密的相关性;另一方面,运用政府审计政策,能够发挥国家审计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环境下的“免疫系统”功能,来防范和化解我国的金融风险,促进金融业安全发展。     

论金融科技监管权的本质及展开

我国理论界多将金融科技监管权视为一种斟酌市场因素的行政权,忽视了金融科技监管权的多元特性。我国深受德国等大陆法系行政立法的影响,强调对金融机构行为合法性的监管,但其并不适应于金融科技监管之需求。金融科技监管权缺乏合适的理论支撑,导致实务中陷入“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恶性循环。英美立法认为金融科技监管权脱胎于市场自律规则,主张以“金融风险”作为监管客体,这就形成了金融科技监管权与传统行政权的本质区分,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不再是“命令与服从”的管制关系。相应地,金融科技监管权是以“风险监管”为双方共同目标的特别行政权。基于此,在借鉴先进立法经验基础上,我国应当在既有监管规则框架内引入原则监管理念,形成“规则+原则”的二元风险监管机制,确保我国金融科技监管权“收放自如”,实现法律规范与市场发展之间的平衡与促进。     

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对地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

本文从理论层面剖析金融资源错配对宏观经济、地方财政、金融部门、非金融部门、房地产部门和对外贸易六个维度的金融风险影响,并基于中国2011—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综合指数法构建地方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量化分析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对地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有助于显著降低地方系统性金融风险,而且金融配置效率对六个维度的金融风险影响存在显著异质性;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能够有效抑制相邻地区系统性金融风险,金融资源在区域间的流动促使邻近地区能有效缓解金融资源错配引发的金融风险。     

对防范金融会计风险的思考

金融机构在经营发展过程中会面临各种风险,金融会计核算信息不真实、财务核算存在漏洞、会计内控制度建设滞后等是金融会计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金融会计面临的风险也日趋多样化。建立规范化的现代金融会计核算和监督检查体系,已成为金融机构防范与化解金融会计风险、确保金融企业稳健运营的重要举措。     

金融科技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与路径研究

金融科技的发展已成为时代潮流,中国在金融科技领域已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科技发展的根本目标,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传统金融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以金融科技创新为手段,改善传统金融业务,发展新的金融服务,以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同时,金融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在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面临一些问题和风险。发展金融科技要提升监管的科技含量,管控金融风险的传播,加强金融科技研发,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     

对金融科技企业发展的思考——以蚂蚁集团暂缓上市为例

近年来,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愈发引人关注,金融科技的应用在提升金融服务效率、拓宽金融服务范围和降低企业运营成本的同时,也导致了一些金融乱象.本文将结合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暂缓上市这一热点事件,以蚂蚁集团为例,根据学者广泛关注的四个问题为视角,来展开对金融科技企业发展问题的思考和研究.问题如下:1、金融科技的发展是否彻...     

“金融二元主义”框架下民间金融的风险解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实行差异化的信贷管理,这种"金融二元主义"引致的国有金融资金供给与民营企业信贷需求的制度错位,为民间金融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随着社会经济体量的增大,民间金融风险日益凸显,其风险产生的根源在于民间金融的"关系化"与非市场化。对此,政府可通过建立以契约为基础的金融市场,构建中国特色的草根金融体系和建立透明动态的利率管理机制等金融市场化手段,进行有效化解。     

基于互联网金融框架的科技金融创新及发展机制研究

虽然我国科技企业的整体实力更加雄厚，科技创新的巨大潜能正在加速释放，但传统金融思维下的科技企业依然存在缺乏核心资产抵押能力、知识产权及科技成果难以评估等问题，而互联网金融的发展降低了金融中介的专业性，使得金融供给能力得以提高，更多、更分散、更多样化的金融服务需求得以覆盖，也催生了新的交易方式和风险管理手段，如依托大数据金融支撑的商业银行融资等，为科技金融的发展机制注入了新的元素和理念。     

互联网金融创新与监管双赢：规避和管制的博弈分析

一方面,互联网金融需要突破;另一方面,监管层必须严格防范过度创新可能造成的风险。因为新的金融产品、交易方式和管理办法可能带来更多的金融风险,监管机构不得不采取动态管制措施以约束金融机构过度创新,从而形成金融管制和金融创新的交替上升过程,双方在监管—违规 (合规) 创新—罚款 (监管)的均衡路径上重复博弈,因而的确存在“双赢”的可能性。当互联网金融适度创新水平低于临界值,创新活动出现高风险时,互联网金融适度创新的临界值与过度创新的罚金正相关,与监管成本负相关;当监管力度大于临界值,监管有效时,监管力度的临界值与互联网金融企业的额外收益、适度创新成本正相关,与适度创新的社会收益、过度创新的成本和罚金负相关;当互联网金融的适度创新水平和监管力度均等于临界值,意味着互联网金融创新与监管“双赢”。当前亟须构建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完善互联网金融创新制度、规则和法律建设,做好风险预防和对高风险产品的监管。     

科技创新网络与金融网络的链接机制——基于苏州科技金融实践

"科技金融"可以解释为金融推动科技创新网络的一种链接机制。政府通过财政资金嵌入金融交易结构,可以增信科技型中小企业,降低金融机构的风险和交易成本,从而促进科技创新网络与金融网络的链接。构建财政资金的风险分担与补偿机制不仅是政策性金融的一种市场化运作,也是提高财政资金运用的杠杆效应的一种金融创新,在推动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过程中财政资金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苏州科技金融实践提供了可资借鉴和进一步研究的范例。     

民间金融领域立法及其走向

民间金融在我国长期以来处于“地下”状态,被制度所边缘化。这与我国一直以来对待民间金融的抑制政策不无关系。而这种抑制并没有能够使民间金融的发展放慢脚步,反而由于民间金融长期处于制度所无法控制的隐蔽状态．造成近年来民间金融事故发生。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以金融制度的改革为基础,引导民间金融的健康化、规模化、实体化发展,将成为促进我国金融市场有序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