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投入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基于股东责任的中介与调节作用

基于熊彼特创新理论,以201 0—201 9年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规范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分析研发投入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以及股东责任在二者间关系的中介和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研发投入可以促进企业价值显著提升;股东责任在研发投入与企业价值之间起中介作用,企业进行研发投入,可以通过履行股东责任提升企业价值;股东责任在研发投入与企业价值之间调节作用显著。     

中国企业为什么缺乏创造性破坏——基于融资约束的解释

企业研发(R&D)需要长期投入大量的资金,而如果内源融资投入不足或者外源融资渠道不畅,企业的创造性破坏活动就会受到限制。本文以2005-2007年38万多家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为样本,实证考察了内外部融资约束对我国企业R&D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内部融资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并不显著,企业R&D活动更多的依赖外部融资。进一步研究发现,外部融资对企业R&D活动的正向影响对中小规模企业、民营企业以及高技术企业更为明显。我国目前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银行市场结构由国有大银行垄断,银行贷款重实物资产、轻无形资产,导致企业研发创新活动面临较大的资金瓶颈。因此,深化国内金融改革,降低金融机构准入门槛,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完善科技金融服务,有助于缓解企业外部融资约束,增强企业研发创新动力。     

制造业企业期望绩效反馈效果对组织冗余结构的影响及后果北大核心CSSCI

在制造业企业创新驱动背景下,本文对制造业企业期望绩效反馈效果与组织冗余结构的关系进行探索,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产品市场竞争与融资约束的调节作用,以及冗余结构偏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2001-2014年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来检验本文假设,结果发现:对于制造业企业,期望绩效反馈负向影响了企业的冗余结构;产品市场竞争加强了两者间的负向关系,同时该情境效应在融资约束情境中更为凸显;最后,组织实际冗余结构偏离标准冗余结构的程度越大,企业绩效将会越低。考虑了反事实情形和内生性问题,采用基于Kernel匹配得分法为实证结果提供了稳健性检验。本文的研究结论进一步加深了学术界和商业界对组织冗余结构的理论诠释和实践指导。     

融资约束、企业雇佣与企业发展

使用2012年世界银行“中国投资环境调查”的企业数据,考察了融资约束、企业雇佣对企业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融资约束对企业雇佣的负面影响,最终会体现在企业销售增长和企业创新等反映企业发展的指标上。在低雇佣规模企业的子样本组中,融资约束对企业销售增长率、企业自主创新、企业协同创新这3类企业发展指标均表现出显著的负向效应。在高雇佣规模企业的子样本组中,融资约束对企业销售增长率表现出负向效应,但不显著;对企业自主创新和协同创新则表现出显著的负向效应。这说明,融资约束不仅会负面影响企业雇佣,也会通过影响企业雇佣作用于企业的发展。     

CEO权力异质性视角下政府资助对创业板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CSSCI

结合高阶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提出一个权变的观点,即外部政府资助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作用受企业CEO权力水平和企业自身资源禀赋的影响,并选取2010~2013年创业板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政府资助对创业板企业研发投入具有促进作用;对于高权力CEO的企业,政府资助对企业研发投入有更强的促进作用;对于拥有较高资源禀赋的企业,政府资助对其创新研发投入有更强的促进作用;CEO的组织权力、专家权力和所有制权力均对政府资助与研发投入两者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但声望权力不具有调节作用;对于CEO权力水平高或者资源禀赋高的创业板企业,政府资助更有利于激励企业研发投入,建议政府资助政策可以适当向这类企业倾斜。     

高管身份跨界、战略依存与非公企业价值

以我国上市企业为样本,分析了高管身份跨界、战略依存与非公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身份跨界广度对非公企业价值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身份跨界深度的影响却是正向的;结构不确定在高管身份跨界与非公企业价值之间发挥了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高管身份跨界对非公企业研发战略与企业价值之间无实质性贡献,身份跨界的政治战略与研发战略依存的结果是战略的"堆砌效应";高管身份跨界会削弱广告战略与非公企业价值之间的作用关系,身份跨界的政治战略与广告战略依存会发生战略的"侵蚀效应";高管身份跨界有助于强化研发战略和广告战略共同对非公企业价值的正向影响,身份跨界的政治战略、研发战略与广告战略三者依存会诱发战略的"协同效应",促进非公企业价值提升。     

新能源汽车推广政策、融资约束与绿色技术创新

新能源汽车推广政策能否有效促进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对我国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以2009—2020年中国汽车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新能源汽车推广政策的实施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推广政策诱发了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但更偏向于实质性绿色技术创新。推广政策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激发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同时,投资者的乐观情绪可以强化融资约束在推广政策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间的中介作用,而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只能加强推广政策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此外,推广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具有高研发投入的企业和地处高市场化环境下的企业中更显著。本文从投资者情绪和企业社会责任的调节视角,为中国新能源汽车推广政策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提供了新的文献和经验证据,也为政府精准施策及企业有效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提供借鉴。     

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测算及其决定因素——培育出口竞争新优势的微观视角

本文从质量(quality)视角入手分析中国企业出口行为及其决定因素。借鉴新新贸易理论最新进展,我们首先放弃单位价值(unit value)等同于质量的假设,采用2485个产品层面回归反推方法,测算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然后匹配海关数据和工业企业数据,分析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决定因素。结论发现,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产品质量差距扩大;生产效率、研发效率、广告效率、政府补贴、融资约束缓解、市场竞争均会提升产品质量;但研发投入、广告投入并没有明显效果;企业出口空间分布特征也会反作用于产品质量;外资对本土企业产品质量影响不利,但提升了外资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从政策层面看,提升企业效率、促进金融市场发展、增强市场竞争均有益于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但对外资作用应审慎对待。     

商业信用融资对缓解企业风险的作用机制研究

为考察商业信用融资能否缓解企业风险,以中国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为研究样本,从规模与周期双重角度实证检验商业信用融资对企业风险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商业信用融资规模通过影响企业融资约束和库存持有,对企业风险产生非线性影响;立足市场交易角度,商业信用融资周期与企业风险呈现负相关关系;并且企业所有制不同会使商业信用融资规模和周期对企业风险的影响产生异质性。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供应商集中度越高,商业信用融资规模对企业风险的影响越明显。     

财务柔性对新兴制造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基于竞争战略的双重效应

在剖析财务柔性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中引入企业竞争战略,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财务柔性与研发投入强度之间正相关关系显著,企业竞争战略的不同维度对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存在差异;企业竞争战略的不同维度对财务柔性与研发投入强度关系的调节作用存在不同作用机理。     

中国制造业的空间集聚与出口:基于企业层面的研究

本文运用Ellison和Glaeser(1997)构建的EG指数或γ指数,量化了中国制造业的空间集聚程度,并进一步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和GMM模型讨论了制造业空间集聚、融资约束、全要素生产率等因素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的影响。γ指数测算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的空间集聚程度明显在加深,越来越多的制造业行业不断向东部沿海有限的几个省份或区县集中,成为了高度集聚或非常集聚的行业。计量分析结果发现,中国制造业的空间集聚显著推动了企业出口;"生产率悖论"的现象在本文得到了验证,即生产率越高的企业,出口强度反而更低;但本文并没有发现"融资约束悖论"在中国的存在,本文的经验研究结果表明融资约束越弱的企业,出口强度更高。企业的所有制结构、资本密集度、经营规模、劳动成本以及经营年限等都是影响企业出口行为的重要因素。     

逆全球化升温对我国科技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投入视角下的实证分析

使用2013—2019年科技型与非科技型企业相关数据,采用Stata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平行趋势检验、回归分析和稳健性检验,探讨逆全球化升温背景下我国科技型企业创新投入会产生何种变化。结果表明,我国不同企业在创新投入方面存在差异。相较于非科技型企业而言,科技型企业的创新投入力度更大,说明我国对科技企业的创新发展更为重视,逆全球化升温会增加我国科技型企业对创新的投入力度。逆全球化升温对不同类型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从企业规模视角来看,大规模企业面对不断升温的逆全球化趋势创新投入力度增加更多;从融资约束角度来看,低融资约束企业拥有更充足的资金,创新投入力度更大。     

上市公司投资支出与融资约束敏感性研究

从分析融资约束的影响因素入手,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度量融资约束的指标体系,实证检验融资约束对投资支出的影响程度,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单一指标对实证研究造成的偏差,并将融资约束引入投资的多元回归模型,建立投资与融资约束的联系;研究其敏感性,分析在内部现金流量和投资机会有所变化时投资-融资约束敏感性的差异.实证结果表明,融资约束对投资有制约作用,公司受到的融资约束越大,投资支出就会越小;投资机会和内部现金流量对融资约束的制约作用有影响,托宾Q大于1和内部现金流量为负的企业投资-融资约束敏感性更弱.     

“竞合”如何影响创新绩效：中国制造业企业选择本土竞合与境外竞合的追踪研究

本文区分本土竞合与境外竞合,基于国家统计局2009年10月至2011年8月对全国40个城市制造业企业进行的问卷调查数据,并结合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和2009年及2018年专利数据构造出的时间断点追踪数据,重点研究了竞合对企业创新绩效提升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首先,总体来看,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竞合"战略有助于其提升创新绩效。具体来说,企业与本土竞争者的合作有助于其提升创新绩效,而与境外竞争者的合作对其创新绩效的提升无显著作用。其次,企业研发强度负向调节竞合战略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研发强度对境外竞合战略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关系无显著调节作用,对本土竞合战略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关系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再次,市场竞争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市场竞争程度高时境外竞合战略反而会降低企业创新绩效。最后,企业的境外非竞争性合作会削弱其竞合战略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结合实证研究的基本结论,本文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如何利用竞合战略促进创新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资产泡沫、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研究了资产泡沫发生、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理论方面,本文构建了符合我国经济典型事实的熊彼特经济增长模型。模型中,企业家在为研发筹集资金时面临融资约束。由于融资约束的存在导致资本市场的资金供过于求,发生资产泡沫可促进企业平均的研发投入增加,研发成功的概率相应上升。实证方面,本文采用FF-TVP-SV-VAR和TVAR模型以及我国2000-2016年的月度数据分别对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进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资产泡沫发生可以促进技术创新,但该效应依赖于融资约束。此外,本文识别了融资约束的两个门限值。低于下限值时,资产泡沫可通过技术创新效应促进经济增长;高于下限值时,资产泡沫的技术创新效应较弱,因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作用。     

政策不确定性下的企业双元创新抉择：“探索”还是“利用”？

选取2016—2021年我国A股2944家上市企业的数据,检验了地方主要官员变更所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研发投入及双元创新行为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地方官员变更会降低企业研发强度,并提高企业在探索式创新方面的投入占比。相比市委书记,市长的变更对企业创新行为选择的影响更为显著,且市长的学历和专业背景对其影响具有显著调节作用。经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产权性质和规模具有调节效应,显著影响了市长变更对企业探索式创新行为选择的作用效果;且市委书记和市长同时变更会带来更大的政治冲击,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也会随之加剧。     

打破刚兑、债券利率市场化与企业研发决策

2015年3月，高层针对债券市场连续“爆雷”现象明确表态“按市场化原则清算”,打破了债券市场一直以来的刚性兑付惯例.随后，市场对信用风险重新定价，AA级债券利率实现市场化.本文以此为契机研究发现，发债企业在打破刚兑之后减少了研发活动.本文认为，债券利率市场化加剧了企业发债时的融资约束，进而促使企业调整研发决策.实证结果为此提供了证据：第一，打破刚兑后，发债企业的债券融资减少、债务成本提高；第二，当企业面临严重融资约束、融资可得性较差、债务成本涨幅较大时，打破刚兑对研发开支的影响更显著.进一步研究显示，企业会策略性地调整研发开支，如维持既有研发进程、减少启动新项目、资金分配集中化，最终使创新产出更加聚焦.本文从债券视角拓展了证券价格信息领域的研究，并为金融市场化改革措施提供了政策效果检验.     

财务策略对新技术采用决策的影响

假定未来随机出现的技术创新会造成现有新技术价值的下降,给出新技术价值估计和采用决策模型,进而分析杠杆融资时新技术的投资(采用)决策.研究结果表明,财务危机和融资约束会延缓新技术的采用;债务融资对新技术投资门槛值的影响依其融资水平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由于财务策略的作用,随着技术创新速度和创新程度的增加,企业可能加快对新技术的采用.     

企业数字化、政府补贴与企业对外负债融资——基于中国上市企业的实证研究

企业数字化和政府补贴是否可以相互补充,通过消除信息不对称以促进企业的对外负债融资,这一问题在数字化经济背景下十分重要但缺乏研究.本研究采用沪深两市制造业企业A股主板上市公司2008-2018年的数据,研究企业数字化和政府补贴对企业对外负债融资的影响.研究表明,企业数字化可以促进其对外短期负债融资,而获得来自政府的研发或非研发补贴则可以促进企业的对外长期负债融资.与此同时,数字化可以正向调节两种政府补贴对企业长期负债融资的正向影响,而研发补贴则可以加强企业数字化对企业短期负债融资的促进作用.本文丰富了企业数字化相关的文献,同时扩展了政府研发补贴,特别是其信号效应相关研究.此外,本文的研究发现还为政府的政策制定与企业的数字化战略设计提供了重要启示.     

政府补助能否促进企业的ESG表现？——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与媒体关注的调节作用

本文采用2010—2021年中国A股主板上市企业的数据，运用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实证分析了政府补助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政府补助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ESG表现，且媒体关注对其直接效应以及中介效应的前半路径具有正向调节作用。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补助对企业ESG表现的提升，在非国有企业、CEO与董事两职分离的企业以及制造业企业中的作用效果更为显著。研究结论有助于政府进一步引导企业提升ESG表现，拓展ESG的前因影响研究，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