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数字化的就业技能结构效应研究

以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融合为特征的产业数字化快速发展,衍生出多种新型就业形态,对就业技能结构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分析产业数字化对劳动力就业技能结构影响机理基础上,文章基于国家统计局2021年颁布的数字经济产业统计分类标准构建了产业数字化综合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测算出2011～2020年中国各地区产业数字化水平,构建固定效应基准回归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从省际层面实证检验了产业数字化对就业技能结构的效应。结果表明产业数字化提高了中高技能劳动力就业比重,降低了低技能劳动力就业份额,优化了就业技能结构。其中,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互联网发展水平在产业数字化对劳动力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中发挥了调节作用。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互联网发展水平均正向调节了产业数字化对高技能劳动力就业的促进作用,减弱了产业数字化对中等技能劳动力就业的正效应。异质性研究表明东部地区产业数字化对就业技能结构影响显著,而中西部地区影响并不明显。进一步拓展分析发现地区外包水平会强化产业数字化对高技能劳动力就业的促进作用。因此,建议加快产业数字化进程、提升全社会劳动力数字技能水平、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提高FDI和外包质量,发挥产业数字化对就业技能结...     

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和创业增长的影响

文章从理论层面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创业增长的影响及其机理,并利用2010～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有效优化三次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和产业间的协调程度。(2)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激活劳动力市场创业热情,无论是生存型创业还是机会型创业均呈现出显著的增长效应,且数字经济发展对机会型创业的影响大于生存型创业。(3)影响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通过促进科学技术创新和社会分工深化助力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创业增长。文章认为,应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强化科学技术创新能力,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协同发展,以不断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切实促进创业增长。     

数字经济发展与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重要举措。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和实现更高质量就业是我国“十四五”期间的两大重要目标，数字经济如何助力高质量就业实现？文章基于工资议价视角，从理论上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者就业质量的影响，并使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借助OLS和Ⅳ-2SLS等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发展能够促进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提高了劳动者就业稳定性、就业收入水平和权益保障水平，该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处理后仍成立；第二，机制检验发现，社会就业机会增加与信息搜寻成本降低是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劳动者就业质量的两个重要渠道；第三，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者就业质量的促进效应存在个体异质性，对农村户籍、高受教育水平以及使用移动上网的劳动者群体更显著，但不会对依靠亲属、朋友或熟人介绍寻找工作以及无法上网的劳动者就业质量产生显著影响。     

数字经济赋能劳动生产率的收敛效应——基于人口红利转变的视角

文章基于人口红利转变的视角，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劳动生产率收敛的影响。研究发现：（1）在研究时段内，数字经济总体上并未引发生产率悖论问题，不仅加速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且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收敛。（2）数字经济赋能劳动生产率收敛的强化效应主要源自产业数字化及其对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3）从劳动力就业的角度来看，数字经济产生的就业创造效应和就业替代效应可以通过优化劳动力就业结构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收敛。（4）伴随人口红利的转变，数字经济对劳动生产率收敛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单门槛效应，当人口红利水平越过门槛值后，数字经济赋能劳动生产率收敛的强化作用呈现出明显的边际递增特征，即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消解人口红利衰减对劳动生产率收敛的潜在冲击。文章认为，在人口红利转变的现实背景下，数字经济发展在抬高劳动生产率收敛水平的同时，也能促使区域劳动生产率加速向自身平衡增长路径上靠拢，从而有利于推动区域实现高质量协调发展。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劳动力成本影响效应

传统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成为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使用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采用文本分析法刻画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的劳动力成本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劳动力成本之间呈倒“U”型曲线关系。在区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不同阶段后，研究发现只有在数字化转型初期，高管股权激励和高新技术企业才会对数字化转型的劳动力成本影响效应产生调节作用。进一步机制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初期的劳动力成本提升效应，主要通过引进高技能劳动力的路径来实现，并且数字化转型的劳动力成本影响效应具有明显的行业异质性。在经过替换关键变量、排除企业策略性披露行为、倾向得分匹配法、外生事件冲击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研究的政策启示包括：我国企业应制定前瞻性数字化转型战略规划，扎实推进企业技术和生产管理模式的全面数字化，避免在转型初期面对转型阵痛而产生短视倾向；劳动者应努力提高自身劳动素质，适应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就业环境和劳动力需求变革；各级政府应重视对低技能劳动者的劳动技能教育和数字技术培训，助推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进程。     

数字经济对产业升级与就业调整的影响

文章基于数字经济影响产业升级与就业调整的理论分析,利用2011～2019年中国30个省的统计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产业升级与就业调整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不仅能够推动产业升级,而且有利于提升就业水平。在产业内,数字经济能够提升高技术制造业的就业占比,同时减少低技术制造业的就业占比,劳动力由低技术部门向高技术部门转移;在产业间,数字经济有利于提高第三产业就业占比,降低第一、第二产业的就业占比,劳动力从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数字经济显著提升高学历劳动力的就业占比,不利于低学历劳动力就业。当前产业升级与稳就业总体能够协同推进,但存在短期的失业问题,公共政策应注重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提升劳动力的数字技能,保障低学历失业群体的基本权益。     

平台经济对就业结构的影响

文章利用2014～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和验证平台经济发展对多层面就业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1）平台经济发展对产业、行业和技能层面就业结构有显著影响。（2）平台经济对就业结构的影响存在“U形”关系。拐点前,平台经济显著降低了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就业的比值、高技术行业就业占比及高技能与低技能劳动者就业的比值;拐点后,显著提升了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就业的比值、高技能行业就业占比和高技能与低技能劳动者就业的比值。（3）平台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人力资本存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4）产业结构升级和人力资本存量在平台经济影响就业结构的机制中起中介作用。文章认为,应合理促进平台经济发展,积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市场配置,实现劳动力自由流动,建设多元化包容的人力资本关系,切实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数字经济发展、工作技能与工作变动

数字经济不仅会对劳动力的技能需求产生调整作用，而且会通过就业创造效应和替代效应引发劳动力的工作变动。本文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数字创新四个维度综合衡量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引入CLDS微观数据库标识工作变动，进而基于宏微观数据匹配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工作变动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劳动力工作变动的概率。在使用Heckman两阶段回归解决样本选择偏差问题、采用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之后，结论仍然具有稳健性。从工作技能视角看，相对于工作中主要使用非常规工作技能的劳动力，使用中等常规技能和高等常规技能的员工更易发生工作变动。异质性分析发现劳动力的性别、教育水平、就业方式以及所处区域等特征均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拓展分析表明随着数字经济渗透率以及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劳动力发生工作变动的概率呈下降趋势。基于研究结论，建议继续高质量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针对不同特征劳动力群体，根据劳动力市场新需求，引导劳动力及时提升自身工作技能水平，实现更高质量的充分就业。     

数字经济对劳动力迁移的影响——基于职业流动方向的视角

文章基于2012～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生产数字化与生活数字化的双重视角，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迁移及其职业流动方向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可以吸引劳动力迁入，且迁入后的职业流动方向受生产数字化和生活数字化水平的影响。其中，生产数字化会推动劳动力流向技术型职业，而生活数字化会推动劳动力流向服务型职业，同时减少劳动力流向生产型职业的可能。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男性、中青年和高学历劳动力迁入，生产数字化有助于吸引中青年和高学历劳动力流向技术型职业，生活数字化显著降低了中青年、高学历劳动力流向生产型职业的可能性。文章进一步利用2012、2014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当前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提升外来和本地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公平性，但在缩小二者之间的工资和生活幸福感的差异方面尚未表现出显著的影响。文章认为，在积极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同时，需要加强劳动力的数字技能培育，充分保障迁移劳动力的就业权益，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就业性别平等——现状、挑战与应对方略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妇女发展水平全方位提升,经济活动参与权达到历史新高度。但不容忽视的是,我国职业性别隔离程度也不断加剧,阻碍女性晋升的“玻璃天花板”现象比比皆是,性别薪酬差距持续拉大,传统性别角色观依然在许多领域存在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当下中国就业领域的性别平等依然任重道远,而数字化进程并未使上述问题得以自行缓解。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性别平等具有“双刃剑”作用,在数字化直接创造出大量适合女性就业创业岗位的同时,数字经济部门本身的职业性别隔离现象却日益严峻,两性之间的数字技能鸿沟不断深化,技术替代人力凸显了女性就业脆弱性,组织结构扁平化加固了“玻璃天花板”,而且性别歧视甚至内隐于数字技术之中,成为一种自带歧视意味的数字秩序。总体而言,伴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无论是行业间的横向性别隔离程度,还是行业内的纵向性别隔离程度,都呈现加剧趋势。在发展过程中涌现的新问题,仍须依靠“发展”本身来解决。从长远来看,在促进性别平等和向女性赋权方面,数字变革拥有无限潜能。未来仍须加快构建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平等保护政策体系,完善促进就业性别平等的法律体系,营造性别平等的社会文化生态,大力发展性别平等化的数字教育,...     

产业智能化与区域就业质量——基于中国省域静态面板和空间面板视角

以智能技术和产业融合为表征的产业智能化改变了企业生产模式选择，并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冲击。在分析产业智能化对劳动力就业质量影响机理基础上，利用中国除西藏外30省份（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产业智能化对劳动力就业质量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第一，产业智能化显著提升了区域劳动力就业质量，且在缓解内生性、替换关键指标及模型误设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第二，分维度考察发现，产业智能化显著提升就业报酬并改善了就业环境，与“素质教育”类就业能力形成互补关系，但对就业保护力度的影响不明显。第三，基于不同地区资源禀赋条件，研究发现产业智能化对高技术密集度以及高劳动者维权力度地区就业质量的提升效应更显著；第四，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分析表明，就业质量不存在显著的空间关联性，但产业智能化对就业质量会产生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政府应助推产业智能化关键技术研发，促进职业教育体系深化改革，并加强区域间智能技术的合作与交流，以期形成产业智能化协同发展机制，助力高质量就业的实现。     

“一带一路”倡议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基于2011～2019年我国27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发现“一带一路”倡议能够直接提升就业质量，同时就业结构优化能增强“一带一路”倡议对就业质量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政策效应具有异质性和空间溢出性，相比“一路”地区、内陆地区和东南地区“，一带一路”倡议对“一带”地区、边境地区和西北地区就业质量的提升作用更强，且就业质量在空间上存在内生交互效应。扩展性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对第三产业的“就业-产业”结构偏离度有显著的改善作用，对第二产业的“就业-产业”结构偏离度的影响不显著，同时对第一产业的“就业-产业”结构偏离度有不利影响。上述研究结论有助于从多方面理解“一带一路”倡议于就业层面上的影响，并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诸多有益的理论参考。     

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价格扭曲的影响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成为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新路径,通过降低劳动力价格扭曲和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的途径实现质量型“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从市场分割和劳方谈判力量视角构建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劳动力价格扭曲的作用机制,并基于中国城市层面数据,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指标,利用生产函数法测算了劳动力价格扭曲,探讨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价格扭曲的影响。实证分析发现,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降低劳动力价格扭曲。从分地区层面来看,内陆地区的影响幅度较大;从城市规模层面来看,人口规模小于或等于500万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价格扭曲具有显著的降低作用;从时间层面来看,2012年之后的降低作用持续显著。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将会通过降低市场分割和增强劳方谈判力量的渠道降低劳动力价格扭曲。面板分位数模型分析发现,在劳动力价格扭曲程度越大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价格扭曲的降低效果越好。     

人口城市化与产业结构变迁——基于湖南省的实证检验

本文从城市化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关系出发运用基于VAR模型的动态计量经济方法对湖南省人口城市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城市化对于产业结构具有长期效应。产值结构上表现为城市化对第一产业具有持久的负向影响,但对第二产业具有长期稳定的正向影响,对第三产业的影响具有时滞性：就业结构上表现为对第一产业有着长期的负向效应,对第三产业具有持久的正向效应,但与第二产业长期关系不显著。整体来看,城市化在促进湖南经济的发展、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此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数字科技赋能劳动力就业：内在机理与微观证据——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数字经济时代，发挥数字经济新优势，释放数字科技对劳动力就业的赋能效应是稳定民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分析数字科技赋能劳动力就业的内在机理，运用Probit模型、IV-Probit模型、KHB模型、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科技对劳动力就业产生了显著的赋能作用，能够促进劳动力实现就业，并且在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工具变量法、更换变量衡量方法、调整样本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稳健；进一步的中介机制结果显示信息流动效应、人力资本赋能效应和就业渠道拓展效应是数字科技赋能劳动力就业的重要中间路径，人力资本赋能效应所占比重最大，信息流动效应次之，就业渠道拓展效应所占比重最小；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科技对高学历劳动力就业的赋能效应较强，对低学历劳动力就业的赋能效果较弱；对未婚群体就业的赋能效应较强，对已婚群体就业的赋能效果较弱；对中年群体就业的赋能效应较强，对青年群体就业的赋能效果较弱。结合研究结论，建议未来应当充分发挥互联网、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在劳动力就业过程中所起到的加快信息流动、提升劳动者工作技能、拓宽劳动者就业渠道的功能，积极搭...     

人口集聚与碳排放:基于空间溢出效应视角的经验考察北大核心CSSCI

在实施“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背景下,新型城镇化和城市群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要求中国经济在集聚效率与节能减排之间进行平衡和协调,探讨人口集聚与减排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空间集聚理论分析人口集聚对人均碳排放的非线性影响,利用中国2000-2019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面板模型进行系统而稳健的实证检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首先,人口集聚与人均碳排放之间呈现“倒N”型曲线关系,当前大多数省份仍然处于减排效应的第一阶段,发挥城镇人口集聚的节能减排效应仍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人均碳排放、人口集聚和经济发展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临近省份的人均碳排放增加会加剧本地排放水平提升,人口集聚和经济发展的空间扩散效应有利于提高发展效率、促进全局减排。人口集聚对人均碳排放的影响主要以能源利用和经济发展为作用渠道,能源结构、能源强度和能源价格的非线性机制决定了人口集聚与人均碳排放的“倒N”型曲线关系。应推动以人口集聚效率提升为特征的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以大城市为辐射中心、以周边县城为重要载体的联动机制,进而助力人口集聚与节能减排的协调发展。     

环境规制、行业异质性与就业效应——基于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基于生产的局部均衡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于企业劳动力需求的规模效应、替代效应和治污与减排效应,并利用中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各项影响途径,以分析在多重机制的综合作用下环境规制对于总就业及就业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与总就业之间呈“U”型关系,随着环境规制的增强其对就业的影响由负向转为正向,而我国目前仍处于“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依据污染程度和技术水平划分就业结构,发现行业的异质性导致U型曲线的形态及位置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水平、分行业实施差异性环境政策并促进行业技术升级对于实现环境治理与就业的双赢具有重要意义.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就业：传导路径与结构变化

网络基础设施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其建设将对经济体系的诸多领域产生影响。通过以“宽带中国”战略作为准实验，在探析政策对城市就业影响的基础上，基于2010-2020年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DID）、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PSM-DID）、事件研究法等评估该政策对城市就业的影响及传导路径。研究发现：“宽带中国”试点政策显著提高了城市就业水平，相较于非试点城市，政策推行使城市就业水平平均提升3.55%，该结论经过平行趋势、时间安慰剂、异常值敏感、剔除直辖市、倾向得分匹配以及政策排他性检验后依旧成立。“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可以通过缓解劳动力配置扭曲与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作用于城市就业水平，缓解劳动力配置扭曲的促就业效应大于城市创业活跃度的效应。同时，“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在不同地理区位、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城市规模以及互联网普及程度间存在差异性。“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可以推动就业人口由低技术技能向高技术技能、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流动，促进城市就业结构高级化转型。该结论明确了城市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就业效应，为我国在建设“网络强国”中稳定居民就业提供有益启...     

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就业效应研究

面对国际环境不确定性上升和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稳就业和保就业成为保障经济平稳运行的重要任务。文章从理论上分析了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对就业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并对此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制造企业的服务性业务收入占比与就业规模呈倒U形关系,但对就业结构具有优化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开展混入式融合的企业和国有企业中,服务性业务收入占比对就业规模的影响变为U形,但对就业结构的影响不显著。服务性业务收入占比增加不仅会对知识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企业的就业规模产生更为显著的影响,还会对这类企业的就业结构产生更大的优化效应。机制分析表明,更高的服务性业务收入占比会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提高市场份额对就业规模产生先增后减的非线性影响,还会通过增强数字技术应用和优化劳动力配置渠道优化就业结构。进一步研究发现,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能够有效实现稳就业目标。文章结论揭示了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对于拓展就业空间、优化就业结构、促进就业稳定的积极作用,对推进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和实现稳就业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数字鸿沟、教育人力资本与劳动力收入北大核心

数字鸿沟阻碍了信息和机会的平等获取,是现代社会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深入分析数字鸿沟对劳动力收入的影响有助于充分理解数字化时代的不平等问题,并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依据。本文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从数字鸿沟的相关理论与实证分析两方面考察教育人力资本协同作用下跨越数字鸿沟对劳动力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跨越一级、二级数字鸿沟能够显著提升劳动力收入,教育人力资本可以加强互联网的增收作用,相比于低教育人力资本个体,高教育人力资本个体互联网技能溢价更高,高、低教育人力资本个体会形成收入差距,结论在采用互联网普及率和家人上网等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后,从小时工资、收入异常值以及收入样本选择三方面变换收入测度方式后依旧具有稳健性。分位数回归表明跨越一级、二级数字鸿沟对中等及高收入群体的增收效应具有统计显著性。建议继续加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农村地区的互联网可及性和渗透性;着力打造高质量教育体系,持续提升教育人力资本积累的广度和深度;加强“互联网+人才”的示范性作用,通过促进互联网技术与人才的结合从而推动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竞争力,加速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