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与控制:从告示看清代清水江流域社会秩序的建构

目前清水江流域保留大量的明清时期的碑刻告示,揭示了当时地方政府与民间社会之间复杂的交互关系:告示并不简单表现国家权力自上而下的扩张,它往往是地方政府与当地民众共同协商的结果,体现了官民间相互配合共同治理社会的模式。通过对清代告示所展现的清水江流域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秩序之间的互动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古代国家如何将法律落实到广大乡土社会,以实现国家对民间社会事务的管理与控制的过程,揭示了中国古代社会依附于国家的现实,从而有助于我们对基于西方社会学"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下的"国权不下县"、"基层自治"的传统观点进行再认识。     

表彰抑或利用:唐代德政碑刻立的政治意图

唐代德政碑的刻立,里面夹杂着各种复杂动机。对于申奏刻碑的百姓而言,他们有的是发自内心为良吏奏立德政碑,有的则是受地方官员驱使。由于朝廷重视基层百姓对地方官的评价,因此,耆老、百姓等记录官员治绩的"状",以及耆老对地方官的评价也就成为申奏刻碑的重要依据,这成为他们被地方官利用的价值所在。对属下官吏而言,他们为州刺史、县令或藩镇主帅立碑,带有巴结逢迎的目的,因为地方长官手中握有辟署权、荐举权等,双方之间有着一定的利益关系;有的属下官员则借助德政碑来表达对碑主的知遇之恩;此外,在为长官申奏刻立德政碑的同时,碑阴题名也能间接为他们自身带来政治声誉。对碑主而言,德政碑可以为他们带来良好的政治声誉,从而为考课带来好处。中晚唐时期的节度使还可以借朝廷的德政碑,获取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对唐朝天子而言,刻立德政碑,可以为天下官员树立良吏典范,从而达到巩固政权、维护秩序的目的;当中央势弱之时,天子又借助德政碑来笼络强藩。可见,唐代德政碑刻立的背后,隐藏着复杂的政治动机,而不仅仅是出于表彰美政或善政这样简单的理由。     

公众视角与地方治理：宋代地方官员德政的书写及功用

宋人对传统中古良吏的德政书写模式产生质疑,其多以地方士民的视角书写地方官员的德政事迹,使得德政书写呈现出走向公众视角的书写特点。这些德政事迹逐渐成为士人交流的话题以及交际圈的展示。地方民众会向上表达地方官员的德政,甚至诣阙颂德请留,从而使其由一种政治情感上升为政治舆论。官方对于德政事迹的回应因事而论。德政在地方治理中具有教化及塑造榜样的作用,使得地方发展得以赓续,减少政权更迭对于地方发展的阻滞。而德政事件所带来的名与利会使得地方制造德政事件频发,这也引起中央对于地方德政事迹的警惕。     

地方文教与传统宗族社会结构的变迁——以清代衡阳地区为个案的考察

清代以士绅为主体的衡阳地方精英积极参与本地区的文教事务,同时这一时期也是地方宗族社会的发展成熟期。宗族组织在正式形成之后,需要借助政治文化优势来扩大其生存发展的社会空间,因此士绅参与地方文教与其宗族的利益紧密联系起来。宗族组织通过与正统儒家文化结合实现了彰显地位和权威的目的,但是参与主体的流动不定,又反映出了地方社会权力结构的不稳定性。清末新政的实施使得士绅被纳入到国家政治体系,其行为主旨与宗族的传统利益诉求逐渐发生偏离,致使王朝正统性象征在民间社会中的地位发生动摇。     

我国古代乡土权威的基层社会治理功能

一直以来,学界对于中国古代乡村社会治理的一致观点是自治,这一点是客观事实,但公权力同时也在通过其代表对基层社会进行间接统治。而公权力的代表就表现为各式各样的乡土权威,他们以不同角色和不同模式发挥着对基层社会进行治理的功能。通过对乡官和老人这两类我国古代最典型的乡土权威进行考察,对乡土权威在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功能进行分析,揭示出公权力与民间权威相互结合与博弈的社会治理机制,即公权力对乡村的有效统治和民间权威对乡村的有限自治。     

理解中国区域发展和治理模式的变迁:社会发展的视角

中国的经济转型带来社会结构的变化,商会、行业协会、公益组织等各种民间团体大量涌现.通过社会动员、汲取政治资源、与政府合作等参与方式和策略,民间力量逐渐成为区域发展和治理中的重要一极,它改变了政府主导的传统发展模式,同时也促进了地方合作和区域一体化进程.民间力量的兴起对我们理解中国区域治理模式的变迁和未来中国的区域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     

晚清咸同时期士绅政治文化考察——以“团练”议论为中心

晚清地方军事化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一个异象,这一现象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地方社会的政治生态,也影响到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的关系格局,团练则是彼时地方军事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咸同军兴背景之下,很多士绅对于＂团练＂话题的热议,既是士绅阶层对王朝危机的＂救道＂责任感使然,亦是士绅阶层对地方政治参与意愿的体现。＂团练＂话题之兴构成了咸同时期士绅阶层政治文化独特面相。     

唐代祥瑞文化中的生命美学思想抉要

中国古代祥瑞文化源远流长,至唐代更是显现出了新的时代特征。王朝建立之初,统治者就利用祥瑞符命制造社会舆论,起到了笼络人心的巨大作用。唐代祥瑞文化崇尚人性,张扬炽热的生命脉动,体现了对人之价值的敬重,充满生命美学特质。     

明清时期华南地区的城隍信仰研究

城隍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民间神之一.自唐至清,华南地区的城隍信仰经历了一个逐渐繁盛的过程.城隍自宋被纳入国家祀典,经明洪武改制后,即具有民间性与官方性的双重特性.由政府正统化的城隍被华南人民所接受,与该地区原有祭祀城隍的传统密不可分,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央对地方社会特别是对边远地区控制的加强,以及地方社会对中央正统王朝的承认.     

维护国家统一 反对分裂叛乱——读杜甫谴责藩镇割据的诗篇

杜甫是唐代著名的政治诗人。他生活在唐王朝由繁盛到衰落的交替时代,对当时的腐朽政治、社会疮痍和民间疾苦,都有比较深刻的观察。而反对藩镇的分裂,维护国家的统一,则是杜甫诗篇中“善陈时事”,“切中机宜”的最为突出而深刻的政治内容之一。唐代开元末年,普遍设立节度使,即所谓藩镇。肃、代之交,两河诸道数十余州都     

四海一家 华夷同风——古代文学一统观与民族观的交织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尽管经历了多次的改朝换代,但是,大一统王朝却是基本的政治形态,具有很大的稳定性.对比之下,国家分裂、地方割据所占的时间则要短得多,它们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大一统王朝版图内居住着多个民族,大一统王朝为民族融合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各民族的和平共处、友好交往,又构成大一统王朝重要的政治基础.主体民族的凝聚力,各少数民族对中央王朝的向心力,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并且日益增强.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各民族对中央朝廷的拥戴,是中国古代文人的共同理想,也是古代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生动画面.一统观与民族观的交织,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特征之一,这两个侧面相辅相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很难把它们分开.     

从政事堂会议看唐代的宰相政治

从政事堂会议看唐代的宰相政治龚维玲唐朝是中国古代王朝的鼎盛时期，唐朝的繁荣与统治者的开明政治有着紧密联系。研究唐朝的官制有利于我们透析唐朝政治经济的发展，对我们今天的政治体制改革具有借鉴作用。官制是关于国家政权的构成形成及其设官分职的管理制度，它是国...     

网络政治参与视角下的政治稳定研究

当前,网络以其传播速度的快捷性、传递内容的庞杂性以及参与的便捷性成为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载体。网络参与所蕴含的强大聚合功能为各种政治、社会力量在网络上集聚、组织和动员提供了便利,因而网络政治参与带来的网络风险与政治稳定息息相关,关系到国家的政治安全和政权安全。政治发展过程中政治主体需要控制适度的社会动员,逐步推进有序的网络政治参与。治理网络风险需要从单一国家政府层面走向国家与社会和公民个人的合作共治,实现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实现治理资源、技术和机制的有效整合。     

贵州古代地名蕴含的儒家教化理念研究

教化是中国古代政治家移风易俗、治理国家的重要手段。贵州地名中蕴含的儒家教化理念,在传统中国边疆省份中较具典型性。古代贵州大大小小各种层次的地名之中均蕴含有教化特色的地名,包含有宣传中央王朝威名、祥瑞吉利、儒家忠孝仁义三大类地名。     

从“协调关系”的传播功能看中国古代谏议

在传播学家拉斯韦尔看来,传播的第二项社会功能就是"协调关系".从理论上看,在中国古代王朝政治中,"协调关系"功能同样可以表现为"协调"、"调节"、"说服"、"论坛"、"联系"等几方面,但这些"协调关系"的具体功能在中国古代王朝政治中存在明显的缺失.中国古代谏议传播虽然对政治权力--皇权(王权)有一定的制约、调节.但它只是在专制政治秩序、结构及观念内的有限调节.谏议传播制度总体上并不是君主政治的对立物,而是君主政治的基本内容.     

传统与现代:论革命英雄传奇对民间英雄传奇的历史演绎

主流价值观文学的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艺术审美倾向 ,在很大程度上是与革命英雄主义的完美意识联系在一起的。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新中国建立以后 ,革命英雄主义既鼓舞了人民大众的革命意志 ,同时也以艺术史诗的表现方式凝固了主流价值观的历史地位 ,从而使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一下主流价值观文学革命英雄主义的艺术构造 ,就不难发现它与中国传统的民间英雄传奇有着十分密切的内在联系。尤其是在毛泽东“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思想的引导下 ,广大革命作家在充分发掘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的过程中 ,民间英雄传奇的故事叙事模式更是受到了他们的青睐。当然 ,主流价值观文学对于民间英雄传奇并非机械地模仿或简单地照搬 ,而是借助民间英雄传奇的艺术表现形式 ,来演绎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崇高理想。所以主流价值观文学借用民间英雄传奇的故事模式 ,弘扬了现代政治革命的英雄主义完美意识 ;而民间英雄传奇这一古老的艺术表现形式 ,也在现代革命英雄事迹的包装之下得以发扬光大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公民有序政治参与路径探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命题,它赋予了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新的时代特征和发展动力,使马克思主义国家政治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理论进入了新发展阶段。在新时代背景下要从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多元化社会治理和传统政治文化等方面深入剖析公民有序政治参与路径在发展中存在的困境,积极发展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构建国家治理现代化扎实推进与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发展互为促进的良好格局,不断巩固和发展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和实践成果,为早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努力探索。     

民间故事、地方传说与祖先记忆——以广府地区族谱叙事中的罗贵传奇为中心

族谱叙事中的罗贵传奇,是明中叶以来民间社会广泛流传的珠玑巷移民故事由民间故事形态向地方传说形态的转变过程中演绎出的一种用于诠释地方宗族祖先来源记忆的典型性叙事模式。在宗族主义、地方主义和族群主义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地方社会在族谱叙事中竞相增添和删改罗贵传奇的特殊情节与关键细节,演绎出符合各自需要的叙事文本。因而,广府地区族谱叙事中的罗贵传奇被深深地打上了地域性、宗族性与族群性的社会烙印。     

惩治和预防相结合的唐代廉政机制

廉政建设是中国古代王朝统治者们面临的共同课题,王朝的兴衰成败无不与此密切联系.唐代作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发展的辉煌时期.其惩治和预防相结合的廉政建设机制是维持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手段之一.对此机制的深入研究有利于吸取其中精华部分,为今者所借鉴.     

中国传统政治智慧及其现代价值

中国传统政治智慧有理想主义型、权力至上型和调合型三种类型,而与古代国家治理直接相关的是调合型政治智慧。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为了实现和谐社会的理想目标,首先将人们分别纳入不同的等级结构中,赋予不同等级身份的人以不同的本分要求,同时对人们因恪守本分而暂时得不到满足的利益给予相对合理的补偿,这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和治国方略所蕴含的基本政治智慧。传统政治智慧有较强的问题意识,对国家治理作整体思考,善于利用补偿杠杆调节社会矛盾,注重预防政治风险和保障文明传承,其政治理性的运用有许多地方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