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婚姻的推迟与补偿

中国女性推迟结婚,结婚率下降和初婚年龄的提高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文章使用1990、2000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依据年龄别初婚频率、曾婚比例及婚姻推迟、补偿和补偿指数指标,分析女性1930～1985年出生队列婚姻推迟和补偿情况,以及1965～1980年出生队列婚姻推迟和补偿的城乡差异。结果表明,1930～1985年出生队列,各年龄曾婚比例下降、婚姻推迟,婚姻的推迟和补偿存在城乡差异,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女性婚姻具有推迟效应。1930～1970年全国出生队列婚姻推迟得到完全补偿,1975～1980年婚姻推迟最终虽未完全补偿,但补偿指数较高,终身未婚比例很低。1985年出生队列补偿指数比之前的出生队列明显降低,终身未婚比例增加,晚婚转变为不婚的可能性增加。     

婚姻匹配理论及其实证应用新进展北大核心CSSCI

婚姻匹配问题(即谁与谁结婚问题)是婚姻经济学中的重要问题,婚姻匹配问题的研究自延迟匹配机制提出以来已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近年来随着实证工具、方法和微观数据的不断完善,婚姻匹配的实证应用越来越多。但从现有的研究来看,运用匹配理论对婚姻问题进行系统性、理论性的探讨在中国仍然较少,相关实证研究更少。本文首先论述8种主要的婚姻匹配模型及其在实证研究上的应用及各类模型的适用条件及改进空间。其次阐述各种婚姻匹配模型在估算婚姻收益及其影响因素、结婚率及其影响因素、婚姻市场的正向匹配及其成因、彩礼和嫁妆、结婚和离婚等多个领域的实证应用最新进展。最后介绍婚姻匹配模型在中国婚姻市场的相关应用研究。决定婚姻匹配的因素众多,有诸如收入、教育水平、年龄、宗教、外貌等因素,但以往的研究较多使用对数线性模型对婚姻匹配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直接利用匹配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是婚姻经济学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从实证和理论角度利用婚姻匹配模型对影响婚姻形成的因素进行研究有利于理解中国婚姻市场的稳定,中国婚姻匹配模式的变化,婚姻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婚姻与心理福利的性别差异性分析

文章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6)数据,比较了不同婚姻状况、婚姻质量的群体心理福利的差异,并分析了婚姻状况、婚姻质量对心理福利的影响机制及其性别差异,探讨了家庭代际支持、个体社会经济地位对婚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单身群体的心理福利比婚居群体差,心理福利也因婚姻质量而差异显著,但单身女性的心理福利好于婚姻质量差的女性,婚姻质量差的男性心理福利好于单身男性。回归分析结果也证实婚姻特别是高质量的婚姻对心理福利存在保护功能。婚姻状况对男性的影响较大,婚姻质量对女性的影响较大。另外,代际支持和个体地位也是影响心理福利的重要因素,对婚姻特别是婚姻质量具有替代或强化作用。     

同质婚、交换婚与当前中国社会的婚姻壁垒北大核心CSSCI

婚姻壁垒是测量不同社会群体通婚难易程度的重要指标。当前中国社会不同群体间的婚姻壁垒究竟有多高?以往研究虽有涉及,但未重点讨论并进行定量测量。文章利用2012~2013年"社会发展与社会建设"全国调查数据,测量不同教育水平、社会阶层地位和收入水平群体间的婚姻壁垒状况。对数线性模型和序列逻辑斯谛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教育婚姻壁垒最高的是男大女小的传统婚配年龄组;阶层婚姻壁垒的强度随着阶层地位的提升而增加;收入水平越高的男女双方结婚的概率越高,相比中等收入及以下群体,中高收入和高收入群体内部通婚概率更高。婚姻壁垒高高竖起,各类同质婚而非交换婚是当前社会婚姻匹配的主要模式,社会不平等通过婚姻壁垒得以塑造和延续。     

晚婚还是不婚:婚姻传统与个人选择

中国的初婚年龄不断推迟,但终身未婚率目前仍然很低,具有晚婚普婚的特点,与欧洲婚姻模式中终身未婚率高的特点明显不同。中国社会重视家庭中的代际义务关系,相关社会政策尽力维护婚姻收益的专属性和排他性,这些都强化了婚姻价值,有利于维系普婚模式。但现代社会中,社会流动加剧,人们的价值观更加多元,特别是消费主义思想对年轻人影响很大,对传统婚姻、家庭、生育观念造成较大冲击,影响到人们对生活方式的选择,这导致人们做出不婚选择的风险加大。随着经济进入减速转型时期,个人在婚姻市场找到合意配偶的难度加大,更有可能选择不婚。分析预测中国婚姻模式的变化趋势,必须理解个人婚姻决策的过程,特别是普婚模式和不婚模式下决策的差异。     

女性家庭经济贡献对婚姻冲突的影响——婚姻承诺的调节作用北大核心CSSCI

本研究旨在检验婚姻承诺在女性家庭经济贡献与婚姻冲突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中的测量工具包括:婚姻承诺量表和婚姻冲突量表。被试为763位来自北京市区的已婚女性。分析表明,婚姻承诺可以调节收入高于丈夫的女性的婚姻冲突。研究结论是:婚姻承诺对相对高收入女性的婚姻冲突具有调节作用。     

婚姻支付、初婚年龄与生育决策北大核心CSSCI

彩礼和嫁妆是我国传统的婚姻习俗,日渐高涨的彩礼和嫁妆推动了婚姻支付的不断攀升,也对我国居民的婚姻和生育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基于CHARLS 2018的微观数据实证研究婚姻支付对我国居民初婚年龄和生育的影响。通过运用工具变量并进行2SLS回归,发现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婚姻支付对初婚年龄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生育决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家庭能够负担得起更高婚姻支付的个体在婚姻市场的竞争力更高,更容易完成婚姻的缔结,在做出生育决策时也会更多地考虑代际支持以及父代“多子多福”期望的影响;而无法承担高额支付的个体则要面对初婚年龄推迟的风险,在做出生育决策时则会面临更多的生育成本的压力。辅助因变量回归结果表明婚姻支付会显著降低晚婚的概率,同时会显著增加生育多孩的概率,与2SLS回归的结果基本一致;将工具变量加入Heckman两步法中的Heck-IV估计结果也证明了模型的稳健性。分城乡回归发现婚姻支付对城乡居民初婚年龄和生育的影响具有异质性,相较于城市居民,婚姻支付对农村样本的婚育影响更大。未来应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大力推动移风易俗的建设、降低家庭的婚育成本等方面入手,控制婚姻支付的合理区间,从而积极应对婚姻支付对初婚年龄和生育决策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推迟退休年龄策略研究

在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的情况下,为改善我国城镇养老金收支均衡状况,有必要对养老金替代率、退休年龄等进行参数改革。利用"五普"数据,对未来50年我国城镇人口老龄化状况进行预测;考察人口老龄化对城镇社会统筹养老金收支均衡的影响;设计推迟退休年龄的几种方案,进行了静态比较分析,并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我国妇女生育推迟与近期生育水平变化

随着我国时期生育水平的下降,我国妇女的平均生育年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呈现上升的趋势。在这样的情况下,传统的时期总和生育率的估计受到进度效应的影响,人们从这一指标中难以对我国近期生育水平的变化形成正确的认识。本文利用多来源可靠数据,对我国近期的总和生育率以及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进行了估计,发现去除进度效应影响后,生育水平的时期估计值有了大幅度上升,2007²012年的生育水平大约在1.7至1.8之间。研究进一步重构了19642012年的生育水平大约在1.7至1.8之间。研究进一步重构了1964¹985年出生队列的部分年龄别生育率,发现年轻队列的峰值年龄别生育率较低,但在较高年龄时会出现年龄别生育率相较之前队列升高的现象。文章进一步探讨了我国生育政策对于妇女生育行为的影响以及政策变动可能带来的时期生育率的变化。     

城镇居民婚姻匹配和家庭收入变动:1991—2009北大核心CSSCI

文章利用1991-2009年的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考察婚姻匹配对第一阶段（1991—1997年）和第二阶段（2001-2009年）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绝大多数分位数上,同质性婚姻匹配对家庭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在多数分位数上婚姻匹配对第二阶段家庭收入的影响系数大于第一阶段,说明随着市场化过程的深化,同质性婚姻匹配对家庭收入所起的作用逐渐增强。此外,跨期的家庭收入变动分解结果表明同质性婚姻匹配是家庭收入跨期差距的重要原因;尤其在低收入分位数上,同质性婚姻匹配对跨期收入差距的贡献更大。     

农村婚姻移民的社会适应及性别差异初探——来自吴江的实证研究

目前国内关于农村婚姻移民的社会适应研究还处于空白。本文利用《2010年吴江市居民生活质量调查》研究中236份婚姻移民的数据,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从主观感知、经济层面、社会关系、文化适应等方面探索农村婚姻移民的社会适应状况和性别差异。实证研究发现,婚姻移民的主观适应感较好,其总体经济适应程度要低于本地居民,在社会关系、文化等方面也仍有少数人未能融入当地生活;社会性别因素对社会适应的主观感知没有显著影响,但在社会适应的经济、社会关系、文化等不同方面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从性别角度看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

本文主要运用了文献法,从性别视角对农民工流动的相关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着重描述了婚姻状况以及城乡收入差距对男女两性迁移决策的不同作用。对于婚姻状况对女民工的影响主要从未婚与已婚两个变量支进行考虑,在此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证实传统性别分工对劳动力转移的重要作用;在承认女民工在流动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同时,本文也尝试提出了一些不同于主流思想的一些观点,即女性具有比男性更强的迁移动机,这主要体现在收入差距的解释变量中。     

中国女性未婚生育现状及其婚姻进度效应

未婚生育状况及其婚姻进度效应是了解第二次人口转变的重要观察点,对于理解中国婚育转变和制定相关政策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当前国内研究主要将生育置于婚内讨论,鲜有关注婚前生育。文章基于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中国1980年以后出生女性的未婚生育现状,利用事件史分析方法和倾向值匹配方法考察未婚生育对女性进入初婚的影响。结果表明约6.5%的女性曾经历未婚生育事件,其中超过九成的未婚初育是计划内怀孕的结果,随着出生队列推移,未婚生育女性的比例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婚姻登记制度对婚龄的限制、传统事实婚姻惯习、计划生育对男孩偏好和多孩偏好的强化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女性的未婚生育。从婚姻进度效应来看,未婚生育对女性初婚主要呈现出促进效应,且这种婚姻促进效应随着出生队列的推移有所增强。婚姻登记制度、相关落户制度等社会制度因素与子女中心主义、合法性诉求等个体观念因素的共同作用带来了未婚生育的婚姻促进效应。中国第二次人口转变在未婚生育领域表现出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发展轨迹,传统观念和行为与现代化建设之间的冲突、错位与磨合是引发中国未婚生育及其婚姻促进效应的主要动力。在中国,生育和婚姻尚未出现“脱...     

中国婚姻挤压研究与前景展望

针对建国以来婚姻挤压情况及其发展趋势进行全面的考察与分析 ,讨论各人口学因素对婚姻市场均衡的影响情况。研究表明 :受 70年代以来生育率下降与 80年代以来出生性别比持续升高的双重挤压 ,使原本就存在的男性婚姻挤压矛盾趋于激化 ,预计在 2 0 1 0年后将经历几十年严重的男性婚姻挤压。因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所存在的巨大差异而引发的婚姻挤压矛盾的地区间转移将不可避免 ,并对社会稳定等构成严重的威胁。     

初育年龄推迟对女性收入的影响

推迟初育年龄的行为是否为女性带来经济收益?已有研究未能就此达成充分共识。家庭制度环境是理解生育时间对女性劳动力市场收入影响的关键因素,不同的制度环境形塑了生育行为发生前后女性的人力资本投入情况及其对职业生涯发展和长期经济收入的影响。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9期追踪数据,应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在中国特殊的家庭环境下,初育年龄推迟对女性劳动力市场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一定年龄范围内晚育有利于女性收入水平的提高;城镇户籍、受教育水平更高、初育行为发生在近期的女性能够收获更多的经济利好。这些结论从经济理性的视角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女性生育年龄不断推迟的人口学现象提供了另一条可能的解释路径。     

1990～2020年中国的婚育推迟：变化趋势与典型特征

基于1990～2020年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对中国不同人群婚育推迟的变化趋势与典型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平均初婚年龄不断提高,初婚推迟在城乡普遍发生但并不同步,2000～2010年城市初婚推迟快于农村,2010～2020年农村初婚推迟加快,导致城乡差距先拉大后缩小;受教育程度提高显著推迟人们的初婚时间,其中,高等教育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其在推迟男女两性初婚时间的同时,降低了男性终身不婚的可能性;中国育龄妇女生育率曲线的峰值向右向下移动,城市育龄妇女生育峰值年龄推迟更快;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年龄不断提高,2000～2010年生育推迟速度快于2010～2020年;各孩次平均生育年龄均不断推迟,其中,一孩和二孩生育推迟更明显;不同受教育程度的育龄妇女均表现出生育推迟趋势,且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推迟越明显。     

中国婚姻挤压研究的回顾与评述

通过对检索文献的分析,从婚姻挤压的现状、原因、测度和影响等几个方面对我国学者就婚姻挤压研究取得的成果进行了综述,回顾了主要的研究成果,指出了研究的不足之处,并对未来研究做出展望,笔者最后建议从人口安全与和谐社会这两个角度研究婚姻挤压问题。     

婚姻状态和死亡率:审视中国的Farr-Bertillon效应——基于1990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

西方绝大多数工业化国家无配偶人群(包括未婚、丧偶、离婚)的死亡率比同龄有配偶人群的死亡率高出2-3倍,这种现象被称为Farr-Bertillon效应。在社会科学中很少有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国家均有效的效应。我国与西方国家有着不同的家庭结构和家庭观念,是否存在Farr-Bertillon效应尚不清楚。本文利用199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对婚姻状态和死亡率的关系进行研究。在15-59岁年龄段:30岁之前有过结婚经历而后丧偶或离婚的人群的死亡率比未婚人群高得多;我国相对死亡比高于西方工业化国家;离婚和丧偶对男性的影响更大,这与西方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对未婚人群,在青年段对男性的影响更大,中年段对女性的影响更大,这与日本的研究结果一致。毕竟在亚洲地区,相对于新郎,更看重新娘的健康因素。然而在大多数西方工业化国家,未婚男性相对死亡比始终高于同龄的女性。在60岁及以上年龄段:有配偶人群比无配偶人群的健康状况更好。婚姻对女性老年人健康的保护作用强于男性老年人。上述研究表明中国存在Farr-Bertillon效应,几乎在所有年龄段未婚、离婚或丧偶状态对健康状况都构成潜在的不良影响,但具体表现与西方国家有差异。     

主观幸福感、婚姻满意度与当代青年的生育安排北大核心CSSCI

近30年来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一直处于更替水平以下,随着"三孩"生育政策的出台,生育问题研究再次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青年阶段是生命历程中生育行为发生的关键时期,如何鼓励青年生育对于提高生育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基于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提出生育安排的概念并根据定义测算生育安排指数,借助普通最小二乘回归模型和二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探究主观幸福感、婚姻满意度对青年生育安排的影响。研究发现:主观幸福感和婚姻满意度会显著正向影响青年的生育安排,对未来的信心程度和男性做家务频率的增加具有明显促进青年生育安排的作用。将数据根据性别、是否接受高等教育和年龄组进行分组回归,发现主观幸福感会显著提高女性、接受过高等教育和低年龄组青年的生育安排指数,婚姻满意度对促进男性、接受过高等教育和低年龄组青年的生育安排作用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主观幸福感会显著增加青年二孩生育安排的可能性,婚姻满意度能够显著增加三孩生育安排的可能性。因此,为了提高生育水平,国家应当制定鼓励青年生育的相关福利政策,提升青年的主观幸福感;在家庭生活中,丈夫应积极分担家务劳动,减轻妻子在生育和养育子女过程中的压力,增强婚姻满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