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府管制”到“社区治理”——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系的完善与创新

2月19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把人力、财力、物力更多投到基层,努力夯实基层组织、壮大基层力量、整合基层资源、强化基础工作,强化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健全新型社区管理     

数字化转型与财务管控创新研究——基于国家电网的探索性案例分析

传统的财务管控在数字经济情境下面临新的挑战,如何借助数字化转型推动财务管控创新是企业财务转型和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以国家电网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数字化转型助推企业财务管控创新的过程。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构建数据赋能基础、提升数字化财务管控能力、释放数字化财务管控价值3个阶段推动企业财务管控创新。具体体现为：数据结构化、数据协同化和数据资产化构成的数据赋能机制是数字化转型助力企业实现财务管控创新的基础;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强组织协同能力、预算联动能力、精准评价能力和即时激励能力提升企业的数字化财务管控能力,从而实现财务管控创新;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财务价值和拓展生态价值来释放数字化财务管控价值,从而实现财务管控的价值创造目标。本文构建了数字化转型助力企业财务管控创新的路径分析框架,对中国企业在数字化背景下加快推进财务管控创新实践具有启示作用。     

社区治理中基层政府对社会组织的领导逻辑——基于“情境—目标—策略”分析视角

在"情境—目标—策略"分析视角下,基层政府对社会组织的领导逻辑表现为三重逻辑,即面向社团协会的以合法性与关系性策略为主的权力逻辑、面向专业社会组织的以过程性和任务性策略为主的效率逻辑以及面向民间和社区社会组织的以参与性和建设性策略为主的治理逻辑。基层政府对社会组织领导的逻辑限度要求预防领导过程中的价值偏差和"赶超"思想,规避过度控制和社会组织工具化现象,坚持公正和共进原则,共同参与社区治理实践。     

基于电子“信息—协商—决策”结构的公共参与治理创新

随着科技的发展,公民参与的传统领域得到了有效再造,走向了一个电子参与的新阶段,然而真正的电子参与很难实现。通过"知情—协商—赋权"的方式,电子参与可以分解为电子信息、电子协商和电子决策3个层级结构。在此结构基础上,通过完善网络基础设施,实现开放政府数据的自动化;在电子协商过程中使用更佳的公共参与设计原理;利用各种网络竞赛鼓励公民参与和协作,促进电子决策;以及将合作生产整合到推进公民参与的计划中的方法能够实现政府2.0背景下公共参与的治理创新,实现真正的电子参与。     

培育党建品牌 提升企业基层党建质量——基于“品牌化”思维助推基层党建高质量发展的思考

培育党建品牌,是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助推党建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要积极探索企业党建品牌的功能定位、着力点和配套机制,推动党建品牌落地见效。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实现路径——基于舟山市“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的分析

正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一个时代命题:它事关群众民生福祉,事关基层和谐稳定,事关政权长治久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要求,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所谓社会治理,就是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以及个人等诸行为者,通过平等的合作型伙伴关系,依法对社会事务、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进行规范和管理,最终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近年来,很多地     

政府补贴能激励企业创新吗？——基于演化博弈的新创与在位企业创新行为分析

为考察政府补贴激励企业创新的有效性,文章将补贴对象、补贴强度和补贴环境纳入同一框架,分析补贴效果与企业属性、补贴强度和竞争程度的关系。首先以企业创新偏好的异质性为前提构建政府补贴下新创企业与在位企业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产品市场竞争和补贴强度的变化影响企业创新行为选择的机理;然后利用门槛模型和我国143家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补贴强度和产品市场竞争对不同企业创新选择行为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更易对新创企业产生激励作用;只有在补贴强度超过阈值的情况下,政府补贴才能促使不同企业均选择创新;产品市场竞争弱化了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因此,政府除继续加大对企业创新支持力度以外,还应对不同企业实施差异化补贴政策,并针对不同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合理的补贴资源分配战略。     

从“组织性覆盖”走向“包容性发展”——中国共产党引领社会组织发展的路径创新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图景下,中国共产党必须突破传统的发展范式,创新社会组织的现实路径,即从"组织性覆盖"转向"包容性发展"。"包容性发展"的主要策略可概括如下:其一,在思想意识层面上,认同社会组织的发展理念;其二,在实践行动层面上,把握社会组织的发展要点;其三,在运行方式层面上,整合社会组织的发展资源。     

外部危机情境下研发创新对组织韧性的作用机理研究——基于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实证分析

面对美对华科技的打压和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等逆境冲击,企业能否实现研发创新和组织韧性同向改进和协同发展事关高科技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本文利用797家A股高新技术企业的经验证据,考察了研发创新对组织韧性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研发创新对维持组织稳定性和提升组织灵活性有显著正向影响,研发创新促进了组织韧性的提高;企业社会责任对研发创新和组织韧性的促进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研发创新与企业社会责任齐头并进,更有利于形成共生利益相关者关系,并最终成为组织韧性的助推器。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与沉淀性冗余相比,非沉淀性冗余资源在研发创新对组织韧性的促进方面效应更显著,本文从实证角度肯定了外部危机冲击下研发创新对组织韧性的积极影响,对高新技术企业推进研发投入长效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面子工程”还是“真才实干”?——基于政治晋升激励下的国有企业创新研究

国有企业CEO同时具备"经济人"和"政治人"特征,这意味着仅从薪酬激励设计角度研究国有企业创新犹如管中窥豹,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时代背景下,国有企业CEO政治晋升激励可能是影响国有企业创新活动的另一机制。本文采用2007~2014年间国有上市公司CEO变更数据,研究了国有企业高管政治晋升激励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政治晋升激励使得国有企业CEO更加专注有效的研发投入,在降低研发投入量的基础上,提高了企业创新产出。其次,我们探讨了国有企业政治晋升激励可能存在的"面子工程"和"真才实干"两种机制,发现政治晋升激励不仅提高了企业创新投入产出率,而且提高了创新产出的价值增值能力,支持了政治晋升激励下CEO创新"真才实干"假说。最后,我们进一步研究了薪酬激励、在职消费对创新的政治晋升激励有效性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相对于低薪酬激励,高薪酬激励时国有企业CEO创新的政治晋升激励有效性更高;相对于高在职消费,低在职消费时国有企业CEO创新的政治晋升激励有效性更高。     

“新吉利”的“双塔型”组织——“无为而治”是李书福的无奈之举还是管理创新？

吉利和沃尔沃“联姻”迎来一周年,沃尔沃的持续盈利和吉利集团的高负债率可谓喜忧参半,“吉”“沃”的婚姻幸福吗？     

创业企业如何构建联结组合提升绩效?——基于“结构—资源”互动过程的案例研究

在资源约束条件下,构建适宜的联结组合能使创业者从关系组合带来的资源组合效应中获益并收获成长。但已有研究大多拘泥于探讨联结组合结构特征对绩效的直接影响,未能从资源组合角度挖掘联结组合结构与绩效间的内在机理。本文基于资源依赖理论的联合依赖与非对称依赖的双重视角,建构联结组合"结构—资源—绩效"的影响机制。利用嵌入式单案例研究发现:为了克服初创期较弱的联合依赖和较高的非对称依赖,青春期创业企业建立追加式资源组合增强联合依赖,创业企业绩效较低。从青春期到成长期,创业企业建立互补式与追加式并举的资源组合以降低非对称依赖,创业企业绩效较高。从成长期到发展期,创业企业建立大范围的互补式资源组合替代追加式资源组合以降低两种依赖,创业企业绩效最高。     

结构趋同与“优势企业扶持”政策的创新激励效应——来自于地方政府同质化竞争的解释

基于优势企业扶持策略在我国战略新兴产业中难以形成足够的创新激励这一现实观察,本文从地方政府同质化竞争的视角对此提供了解释,并在静态博弈框架下考察了结构趋同形成的完整过程。结论表明,只要中央政府在新兴产业上释放较强的绩效信号,由于地方政府产业偏好的存在,同质化竞争下的结构趋同就会在偏离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形成且表现出固化特征,从而切断了优势扶持—规模经济实现—资本形成加速—创新投入增多的优势企业扶持政策的创新激励路径,也造成产业政策的低效。     

动态能力、技术范式转变与创新战略——基于腾讯微信“整合”与“迭代”微创新的纵向案例分析

本文力图拓展动态能力的理论内涵,将其界定为企业在技术范式转变时期应对混沌、复杂环境的整合与重构能力。据此架构了一个基于动态能力、技术范式和创新战略行为之间半交互影响的理论框架,用以分析技术范式转变时期企业动态能力对其创新战略行为的支撑机制和作用机理。依托这一理论框架,文章尝试打开近期移动互联网业界热点问题——"微创新"的黑箱,对腾讯微信的"整合"与"迭代"微创新战略进行了深度纵向案例研究。研究发现微信微创新战略成功的机理是,在强大的动态能力支撑条件下,抓住了技术范式变化的战略机遇,通过有效的组织学习和知识管理,以及强大的跨界(跨地域、跨行业、跨企业)虚拟整合能力,将从组织内外部搜索、学习到的分散的技术知识,基于用户信息体验消费对创新活动进行快速、反复、精确迭代,领导竞争对手、合作伙伴、先导顾客进行开放式的协同创新,并通过有效的微创新质量控制,降低创新失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成为支撑移动互联网时代第三方服务的平台级产品,最终实现颠覆式创新和价值创造。本文的理论贡献在于:丰富、升华了动态能力的理论内涵,从技术范式的高度对互联网企业微创新战略的内在机理进行了开拓性分析,阐释了技术范式转变时期动态能力对创新战略的动力支撑机制,为处在技术范式变革中的互联网企业开展创新活动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创业企业如何实现商业模式内容创新?——基于“网络—学习”双重机制的跨案例研究

商业模式内容创新意味着创造新价值或增加新价值创造活动,是创业企业实现快速成长的重要途径,但我们对于"创业企业如何实现商业模式内容创新"仍知之甚少。本文以企业网络理论为基础,从商业模式内容创新事件入手,横向比较与纵向分析相结合的归纳式跨案例研究方法探索了上述问题。本文发现商业模式内容创新是一系列事件的递进式组合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横向跨案例分析表明,创业企业所嵌入网络结构通过促进以知识获取为核心的获得性学习影响商业模式内容创新,而网络行为依赖以知识创造为核心的试验性学习作用于商业模式内容创新;纵向跨案例分析显示,与网络理论强调的"结构—行为—绩效"逻辑不同,网络结构和网络行为在商业模式连续性内容创新事件中存在着互动关系,在创业企业成长阶段,与基于网络结构的知识获取机制相比较,基于网络行为的知识创造机制是诱发商业模式内容创新的更重要途径。     

“引智”学习、组织信任及企业技术能力提升——基于珠江钢琴1987～2012年的纵向案例研究

通过一家钢琴制造企业的纵向案例研究,试图破解中国企业在中西方文化差异及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通过“引智”学习方式设计、提升外国专家对企业的信任水平以利于专家知识向企业内部转移.研究发现:为实现企业战略目标,企业“引智”学习方式实时更迭发挥了重要作用.企业先后选择了以问题为导向、以项目为导向的学习和组织内部前馈式学习,帮助企业实现了解决技术问题、改造现有产品和开发高端产品3个阶段的战略目标;企业通过“问题导向 项目导向 组织内部”的学习方式设计,构建起从低水平到高水平的组织信任;通过选择与信任水平相匹配的“引智”学习方式,能够显著提升企业技术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