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金融对数字经济绿色发展影响效应研究

数字经济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的新机遇,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也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基于我国2013—2019年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绿色金融对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的支持效应。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是实现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的有效路径,且对产业数字化绿色发展的贡献作用更大;绿色金融对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中西部地区高于东部地区;绿色金融可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助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产业结构合理化在绿色金融与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之间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即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不断提高,绿色金融对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的推动作用呈“倒U型”关系。因此,建议我国应加快绿色金融数字化转型;构建以绿色金融为核心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充分发挥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实施东中西部地区差异化的绿色金融政策,加快构建东部地区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东中西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命令控制与碳排放权可交易环境政策模拟下的减排效应

环境政策工具主要分为两类,一类属于行政命令控制型,另一类属于市场交易型。模拟研究表明,和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相比,碳排放权可交易环境政策能够促进经济系统潜在总产出的增长,降低碳排放总量,因此能够产生相对更好的减排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全面实施碳排放权可交易环境政策虽然能够降低我国总体碳排放强度,但却无法保证每个省份的碳排放强度都同比下降。山西、陕西和内蒙古等传统高能耗地区,更利于其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而湖北、湖南、四川和青海等省份,其碳排放强度不降反升。     

消费型排放视角的绿色消费及其效应

低碳消费与经济发展道路和经济发展阶段有关,在消费领域其重要特征是优先购买绿色产品和服务。为促进绿色消费,发展中国家应采取有效措施努力降低个人生活中的碳排放量,倡导节制的消费生活方式,优先购买和使用绿色产品。企业和政府要为消费者优先购买和使用绿色产品创造更有利的条件,政府要为企业开发绿色产品提供更多的扶持政策,企业也要积极采用绿色技术和绿色认证标志,为购买者提供独特的绿色价值,使企业的绿色产品成为更加有竞争力的资源。     

碳排放权交易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碳排放交易系统(ETS)如何影响高碳排放行业,如制造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增长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研究话题。双重差分法是近年来识别碳排放权交易与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的常用研究方法。以2014年开始试点的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为准自然实验,研究显示,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能够显著促进我国制造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能够通过筛选外商对内直接投资(IFDI)的质量,进而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积极作用。稳健性检验表明,在考虑双重差分法设定条件、平行趋势检验、反事实检验、更改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等后,碳排放权交易对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作用依然成立。     

中国城乡居民碳排放的动态分解与效率评价研究

本研究基于2000—2020年中国城镇和乡村居民的能源消耗数据,利用IPCC方法和GDIM分解模型,研究中国城乡居民能源消费的碳排放及驱动因素,并进一步构建超效率SBM模型分析中国城乡居民能源消费的碳排放效率。研究发现：第一,在研究区间内中国城镇和乡村居民消费的碳排放均呈现增长趋势,其中城镇居民消费的碳排放增长了72840.98万吨,而乡村居民消费的碳排放增长了48653.68万吨。第二,驱动因素显示,居民生活消费支出、能源消耗量和居民人均碳排放显著促进了城乡居民的碳排放,而居民消费碳强度和居民人均消费水平是降低城乡居民消费碳排放的重要动力。第三,中国城乡居民消费的碳排放效率呈现出较大的差异化特征,其中城镇居民消费的碳排放效率处于下降趋势,而乡村居民消费的碳排放效率则呈现上升趋势。根据以上结论,本研究认为应当从构建低碳发展的政策体系、推动多方位协同减排的长效机制和加强低碳领域的投融资规模等方面,制定降低城乡居民能源消费碳排放的相关对策。     

绿色金融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研究

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绿色金融助力企业转型升级,是金融未来的发展方向。使用2009—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DID双重差分模型,分析绿色金融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政策的实施对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抑制效应;与非国有企业相比,绿色金融政策的实施对国有企业的抑制性影响更加显著;行业集中度的提高,会强化绿色金融政策对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效应;相较于东部地区,绿色金融政策对中西部地区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效应更大;在进行平行趋势、PSM-DID、安慰剂等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     

绿色金融政策对污染企业ESG绩效的影响——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绿色金融政策是具有市场型环境规制特征的金融工具,对我国经济实现绿色发展十分重要。基于我国上市工业企业数据,本文运用双重差分法探讨《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的实施对污染企业ESG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1）绿色金融政策的实施显著提高了污染企业的ESG绩效,且在商业信用高、行业竞争程度低、非国有、金融市场发达的地区和东部省份的污染企业中表现更为突出。（2）绿色金融政策通过强化企业融资约束和倒逼企业提高社会声誉来促进污染企业提升ESG绩效。（3）绿色金融政策带来的ESG绩效提升对污染企业未来主业发展和经营风险降低均有积极作用。本文的研究对绿色金融政策如何引导污染企业转型升级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且为政府在“双碳”目标下完善绿色金融体系提供了相应参考。     

基于SSM模型的湖南省能源消费与碳排放研究

以湖南省为研究区域,以中部地区为参照区,通过搜集湖南省2005—2012年能源消费与碳排放的相关数据,利用调整后的SSM模型,对湖南省能源消费与碳排放的长期动态关系研究的结果显示:湖南省总偏离为正,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增速高于中部地区;能源消费结构处于劣势,加大了碳排放压力;能源消费的碳排放系数大且居高不下。     

北京市碳排放达峰的思考

确定积极合理可实现的碳排放峰值目标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选择,有利于倒逼经济发展方式向绿色低碳转型。我国明确提出到2030年左右碳排放达到峰值,并要求低碳试点城市尽快明确碳排放达峰时间,推动一部分城市率先达峰。北京是全国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大市,已提出力争2020年实现碳排放达峰的目标。分析和测算结果显示,北京市能源消费总量增速将在"十四五"到"十五五"期间实现明显下降,并有望在2030年达到峰值,境内能源消费结构将得到明显优化,高碳能源逐步由零碳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替代,计入全市碳排放的外调电力碳排放因子也将有所削减,2020年碳排放达峰目标可以实现,碳排放峰值约为1.66亿吨,人均碳排放量7.2吨左右。对比发达国家碳排放达峰先行经验规律和北京市发展总体形势,能耗增量较大是北京市碳排放达峰的首要制约因素,大幅提高非化石能源和外调绿电比重是北京市尽早实现碳排放达峰的主要途径,加快推进政策与技术节能减碳成为北京市实现碳排放达峰的重要保障。     

创新型城市试点能否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水平

绿色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有利于同步推进科技创新与环境保护。基于2003-2018年城市面板数据,运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影响的研究结果表明,试点政策能够有效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水平,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带动效应可持续6年左右。作用机理在于,试点政策具有政府引领效应、人才集聚效应、创新效应及结构效应。但异质性分析显示,试点政策对省会城市、直辖市及副省级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作用弱于普通城市,对科教水平较高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作用弱于科教水平较低城市,且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的促进效果随着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而越来越弱。研究还发现,试点政策对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作用效果不存在显著差异。     

中国绿色金融发展效率的区域差异与动态演变趋势

文章构建涵括绿色投入、绿色产出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DEA-Malmquist指数分析法测度2013—2020年中国绿色金融发展效率。而后借助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Moran指数分析法以及Markov链，揭示八大经济区绿色金融发展效率的区域差异与动态演变趋势。实证研究发现：绿色金融发展效率整体呈上升趋势，且存在显著区域差异；分区域来看，东部沿海经济区绿色金融发展效率相对较高，长江中游、南部沿海与北部沿海经济区处于领先水平，大西南与大西北次之，黄河中游与东北经济区相对滞后。进一步分析区域差异与变化趋势发现，绿色金融发展效率总体差异总体呈增加趋势，区域间差异是产生该差异的主要来源，且各区域绿色金融发展效率存在不同程度的下降或跃升转移趋势。对此，提出多维发力，创新绿色金融体制机制；精准施策，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协同运作，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为推动绿色金融质效变革提供助益。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发展及其绩效评估

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受到广泛关注。从绿色发展的条件、政策与实践着手,选取2000—2014年"一带一路"沿线45个国家的面板数据,结合全局技术和非径向方向性距离函数对决策单元的效率值进行测度,构建能源投入效率、碳排放效率和绿色发展绩效三个指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状况进行量化分析。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开始逐步实施绿色发展政策,进行绿色发展实践,但生态环境问题仍然普遍存在,绿色发展绩效总体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整体水平较低并且地区差距较大。"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亟须提高绿色发展意识,强调经济发展的健康化、绿色化。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碳排放趋势研究与影响因素分析——以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为例

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高新技术产业因低能耗、高附加值的产业特征被国家作为重点扶持产业．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所占比例最高。及时把握该行业碳排放特征,分析其在促进能源节约以及碳排放方面的优势和缺陷,针对性的进行调整,有助于发挥该产业在低碳发展方面的放大作用,促进国家宏观低碳发展战略的实现。研究结果表明：1996—2008年,该产业能源消费量不断增加,能源消费强度降低了170．9％：能源消费以煤炭、石油、电力为主,三者占85％以上,1996到2003年煤炭所占比例从45．2％下降到11．1％,石油所占比例从16．1％上升到23．5％,2004年以后,各类能源结构相对较为稳定;该产业碳排放逐年增加．2003年以后增加速度加快,2003年以前产业增加值增长速度快于碳排放增长速度．2004年以后则基本变为碳排放增长速度快于产业增加值增长速度;提高能源利用强度是实现产业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相对脱钩的重要手段。     

国内外推动工业绿色化金融政策对比研究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与变化，工业绿色化转型引起了世界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各国纷纷出台绿色金融政策促进工业绿色化转型。在“双碳”研究背景下，对比研究国内外绿色金融政策以及成效对我国工业绿色化的发展意义重大。本文分析了工业绿色化转型的动因和影响因素，然后对比研究国内外的绿色金融政策，并进行了国内外绿色金融政策成效对比研究，得出完善绿色金融发展的三点建议：进一步完善我国绿色金融政策体系，为工业绿色化转型提供制度保障。转变国民观念，支持工业绿色化转型。加强国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促进绿色金融迈向新台阶。     

绿色投资、碳排放强度与经济高质量发展——采用空间计量模型的非线性关系检验

绿色投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的影响,不仅会随着投资规模的增长而发生变化,还会因投资领域和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从而会存在非线性关系和投资种类的异质性.采用2003—2019年中国省级区域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和半参数面板空间滞后模型的分析表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和碳排放强度均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和空间溢出效应;绿色投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U型"或"N型"的非线性影响,对碳排放强度则具有"倒U型"或"倒N型"的非线性影响,目前总体上表现出从抑制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向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转变的趋势;不同种类的绿色投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具有明显异质性,相比环保投资和生产性绿色投资,绿色企业融资的增加更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碳排放强度具有中介效应,即绿色投资可以通过影响碳排放强度作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区域联动机制,有效利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的空间溢出效应;另一方面,要持续加大绿色投资规模和领域,并对各类绿色投资实施差异化策略以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充分发挥绿色投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的作用,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的共赢.     

绿色金融、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基于一般均衡模型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在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进程中,“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使得绿色金融促进经济绿色发展成为国家战略。为进一步考察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文章建立了一个基于内生增长理论的一般均衡模型分析框架并进行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一方面考察绿色金融的合理规模和政策干预的合理边界,另一方面验证绿色金融、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模型分析认为,银行更看重厂商抵押品和现有产出水平的贷款评估模式会造成对环保厂商技术进步潜能的忽视和信贷资源的错配,为解决错配问题的政府干预存在政策锚不明确的问题,所以有绿色金融非理性扩张的可能。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支持技术进步在绿色金融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且绿色金融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理论上存在绿色金融规模的最优值,而该最优值约为36.03%。虽然大多数省份和全国水平仍低于最优值,但存在部分省份超出的情况,绿色金融非理性扩张已应给予关注。     

工业企业结构差异与CO_2排放强度实证研究——基于省级动态面板数据

文章根据1999～2009年间28个省市的能源消费数据,估算了28个省市11年间的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在此基础上引入广义矩估计法,对碳排放强度与工业企业结构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外商、港澳台投资企业对碳排放强度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而私营企业同碳排放强度的变动关系不明确。另外,文章认为:能源强度、能源消费结构和重工业对碳排放强度有显著影响,且都与碳排放强度呈同方向变动;而轻工业、企业规模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则同碳排放强度反方向变动。     

数字普惠金融与科技型企业绿色创新

“双碳”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传统金融的重要补充，对科技型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影响。近年来，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在企业创新中占据重要地位，数字普惠金融可以弥补传统金融市场的不足，为面临融资约束的企业绿色创新提供充足资金。国家应当完善数字普惠金融体系构建，增强数字普惠金融对科技型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相关部门应当制定多元化的产业政策，加快科技金融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此外，监管部门应当在提高数字金融风险甄别和防控能力的基础上持续完善监管政策，使数字普惠金融在国家监管的框架下有序健康发展。最后，科技型企业要与金融机构形成良性借贷关系，让数字普惠金融持续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发展。     

中国农业农村碳排放趋势测算及实现碳中和政策路线图研究

农业农村无疑是中国实现“双碳”目标的“主战场”之一。采用生命周期评价法（LCA）测算中国农业农村碳排放情况可知，中国农业碳排放总量已于2014年达到峰值，但农业碳排放结构未发生根本性转变。其中，水稻田碳排放占比最高，牲畜养殖碳排放总量变动不大，农地利用碳排放增长很快。中国农村碳排放总量在波动中于2017年达到峰值。农村生活条件的改善推动了农村人均生活能源消费量持续上升，但在农村人口持续转移背景下农村能源消费总量出现了下降，农村能源消费结构优化也对农村碳排放达到峰值起到重要作用。针对实现农业农村碳中和面临的技术瓶颈和推广约束，在法规、组织和政策方面支持不足，政策目标冲突和农户经营顾虑等多个难题，可采取由技术路线、区域路线和制度路线构成的农业农村碳中和路线图：大力发展和广泛应用固碳减排技术，建立权责明确的区域生态补偿机制，探索促进农业农村实现碳中和的多层次法规和政策。     

中、日、韩绿色金融制度比较研究

中、日、韩在推进绿色金融的发展思路、追求目标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对绿色金融也给予了高度重视,其中中国政府在绿色金融的发展中显示了强有力的推进作用,日本的民间金融机构占主导地位,韩国则是民间主导和市场牵引共同发挥作用。为了推进绿色金融的健康成长,需要中、日、韩的共同努力：在促进绿色增长的初期,政府的资金筹集与提供、政策的引导和保障是必不可缺少的;在形成了比较稳定的绿色金融市场时,则应通过市场机制诱导绿色金融市场向长期稳定方向发展;地方政府要不断开展环境保护活动,相应的金融机构也要出台以环境保护为主题的绿色优惠利率贷款等金融商品,以此活跃和带动本地区的稳定发展。综合考虑环境、产业、金融等诸方面,中、日、韩应建立合理的区域经济结构,形成资源共享、非歧视性的经济合作模式,并在借鉴发达国家金融商品经验的基础上,开发适合于各自国情的绿色金融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