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省际人口迁移与东部地带的经济发展:1995～2000

本文主要考察了 1 995～ 2 0 0 0年间中国省际人口迁移与东部地带经济发展的关系 ,发现省际迁移人口 (外来劳动力 )已成为推动东部地带经济发展不可替代的重要因素。正是大量外来劳动力的迁入 ,弥补了东部地带本地劳动力供给的不足 ,推动东部地带的GDP增长了 1 0 %以上 ,对东部地带GDP增长的贡献度几乎达 1 5 %。而且在东部地带 ,越是省际人口迁移吸引中心 ,迁入人口规模越大 ,迁入的外来劳动力对推动迁入地经济发展的作用和贡献就越大。     

产业协同集聚与城镇化耦合的经济增长效应北大核心CSSCI

分析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和城镇化耦合互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机理,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和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化特征,利用GMM估计方法和门槛回归检验产业协同集聚和城镇化耦合的经济增长效应。结果表明: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和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呈现波动上升,至2018年多数省市产业协同集聚和城镇化已建立初步耦合机制。产业协同集聚和城镇化耦合协调度与经济增长存在倒U型非线性关系。产业协同集聚和城镇化耦合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伴随产业结构高级化呈现“弱—强—弱”特征。当产业发展水平跨过门槛值,产业协同集聚和城镇化耦合的经济效应具有大幅跃升。     

1953年以来东北三省人口跨省迁移研究——基于普查存活比法

东北三省人口负增长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人口外流被认为是东北人口大幅减少的主要因素,但现有研究对东北人口跨省迁移规模的估计方法相对有限,关于迁移流动对东北人口规模和结构影响的认识尚不清晰。本文使用1953年以来的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利用普查存活比法系统测算1953-2020年东北三省净迁移人口规模、性别年龄结构的特征和变迁,评估人口迁移对东北三省人口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东北人口净迁移经历了人口大量净迁入、净迁入萎缩、人口波动净迁出、大量净迁出四个阶段。各阶段净迁移人口年龄结构特征可依次概括为：劳动年龄人口及随迁儿童大量净迁入、劳动年龄人口及儿童净迁出、老年人口净迁出和全年龄人口净迁出。新中国成立初期人口净迁入提高了东北人口增量和人口红利,1982年后人口迁移对东北人口存量削弱作用逐步增强并在2000年后成为东北人口变动的主导因素。劳动力外迁消减了东北人口红利,老年人口外迁降低了老龄化程度、延长了东北人口红利,但这两种作用已逐步消失。黑龙江人口变动受人口净迁移影响最大,吉林次之,辽宁最为有限。当前,东北三省均已进入以人口净迁出为主导的人口负增长阶段,应从振兴经济、改善民生、引导观念等多方面着...     

产业集聚与结构高度化对北京人口规模的影响:膨胀还是收敛?

人口增长过快、规模过大一直是困扰北京的一个大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本文利用2006~2013年北京16个区县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从产业集聚和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视角分析产业对北京人口规模增长的影响。研究认为,第二产业集聚对北京人口规模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而第三产业集聚对北京人口规模增长具有抑制作用,特别是第三产业中现代服务业的集聚对北京人口规模增长的抑制作用更大;产业结构高度化对北京人口规模增长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在产业结构高度化程度不断加深的条件下,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集聚对人口规模增长的抑制作用将强于第二产业集聚带来的促进作用,两者共同作用下北京人口规模将趋于收敛。本文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已有研究对该问题的定性分析结果,为政府通过产业政策调控人口规模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和调控方向。     

人口学视角下的产业集聚综述

20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产业集聚研究热潮。随着研究的深入,相关研究也不再囿于区域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的藩篱。从人口学视角考察产业集聚也是一种新的学术探索,通过对国内外学者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产业集聚要求有一定规模的人口(劳动力)作为基础,但是人口质量的作用更显著,且通过两种途径影响产业集聚:一是不同专业技术知识和特长的劳动力或技术人才组成的专业化人才市场,为产业集聚提供必要的优质人力资本;二是教育机构、科研机构和高素质人才对高科技产业集聚的影响。与此同时,制造业向某一区域集聚的同时伴随着较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这点在国外经验性文献和中国的现实数据中都得到佐证。     

外来劳动力对城镇就业替代差异分析——以湖北省不同规模等级城市为例

对湖北省不同规模城市进行外来劳动力对城镇就业替代实证分析发现,外来劳动力对本地劳动力替代的范围和水平有明显的扩展。外来劳动力在金融保险业已经占据主导位置,在采掘业、制造业等行业外来劳动力对城镇劳动力就业具有较高的替代水平。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和社会服务业随城市规模的增加,替代水平迅速增加。     

产业集聚发展对工资变化的影响——基于中国制造业的实证研究

文章在一个简单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利用2001～2008年两位数水平的制造业数据和拓展的C-D函数,实证考察了中国制造业集聚发展对工资变化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集聚发展对工资变化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但影响方向、程度、机理不仅与行业特性高度相关,而且与产业集聚度高低及其变化方向和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程度也有明显的关系。     

雾霾污染对人口迁移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人口普查和1%抽样调查资料的分析

文章将雾霾污染卫星遥感数据与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相结合,采用网络自相关和空间重力模型等方法,实证揭示了雾霾污染对人口迁移的影响。结果表明,(1)人口迁移存在明显的网络自相关效应,迁出地之间的空间集聚最为明显。(2)雾霾污染对人口迁入和人口迁出均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雾霾污染每提高1%致使人口迁出和人口迁入分别下降0.297%和0.355%;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等因素是人口迁移中最显著拉力,高校生数量和气候等因素为人口迁移中最显著推力。(3)稳健性检验和异质性分析表明,雾霾污染对人口迁入和人口迁出均表现为显著的负向影响。基于此,雾霾污染并非当前人口迁移的关键动因,提高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仍是地区人才竞争中有力的杠杆,但随着"十四五"时期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不断推进,雾霾污染将发挥更大的制约作用,应尽早关注雾霾污染给人口迁移带来的潜在挑战。     

上海人口迁移新态势

上海是我国最大的综合性城市,它的发展与人口迁移的历史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改革,开放以来的十年,上海在人口迁移方面更出现不少新情况和新问题,了解这些新动态,对指导上海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有重要现实意义。一、进一出一进的循环是上海人口迁移的最大特点。回顾1950～1989年的人口迁移历史,上海有18年为人口净迁出,有22年为人口净迁入;     

新时期传统经济特区生产服务业协调发展与产业升级研究——基于深圳市产业—就业结构的实证

经济特区在国际产业转移和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新时期传统经济特区外向型发展模式面临巨大压力。生产服务业有着较强的就业吸纳能力,能实现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外向型发展模式为代表的传统经济特区深圳为例,实证分析了生产服务业产业—就业结构协调发展,发现深圳生产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是劳动力转入产业,各细分产业有较大差异,但对劳动力转入有一定要求,存在供需结构性矛盾。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生产服务业产业—就业结构协调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人口集聚、人力资源匹配与产业升级

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及城市间竞争日趋激烈，人口持续向大城市及大都市圈集聚，人力资本作为核心生产要素之一在城市经济发展中愈发关键。准确识别人口集聚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并分析其背后的作用机理，对于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产业促进作用，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为此，文章试图采用中国267个地级市2006～2019年的市级层面数据，研究人口集聚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及其背后的人力资源匹配中介机制，为人口集聚的产业促进效应提供一个新的理论注解。通过构建“人力资本-产业结构”系统耦合协调度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人口集聚能够促进产业升级；以人力资源匹配为中介变量，更加印证中国人口集聚促进产业结构转型背后是人力资源匹配在发挥中介效应。通过发展阶段-区位双维度分位数回归进行异质性检验发现，不同地区在不同产业发展阶段人口集聚对产业升级的促进效应特征不一，在东部呈现非对称的“V”型趋势，在中部由正持续减弱为负，在西部则由负转正不断增强；按高校数量分组进行异质性检验发现，在教育密集区人口集聚的作用不显著，但在非教育密集区存在显著促进产业升级的作用。     

数字经济对产业升级与就业调整的影响

文章基于数字经济影响产业升级与就业调整的理论分析,利用2011～2019年中国30个省的统计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产业升级与就业调整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不仅能够推动产业升级,而且有利于提升就业水平。在产业内,数字经济能够提升高技术制造业的就业占比,同时减少低技术制造业的就业占比,劳动力由低技术部门向高技术部门转移;在产业间,数字经济有利于提高第三产业就业占比,降低第一、第二产业的就业占比,劳动力从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数字经济显著提升高学历劳动力的就业占比,不利于低学历劳动力就业。当前产业升级与稳就业总体能够协同推进,但存在短期的失业问题,公共政策应注重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提升劳动力的数字技能,保障低学历失业群体的基本权益。     

负担还是红利：新疆人口迁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量化研究

针对新疆人口净迁入急剧减少、人才流失加剧、劳动力出现有限供给,政府劳动力政策出现偏差等现象,分别从贡献率与边际效应两个视角对人口迁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量化研究。根据改进后的经济增长率分解法测算了人口迁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后发现,1978-2013年,人口净迁入使新疆经济年均增长1个百分点。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核算理论与拓展的C-D生产函数测算了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后发现,人口净迁移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可以提高0.24个百分点。量化研究的结果表明,新疆一直以来是我国主要的人口迁入地区,人口迁入并不构成新疆经济发展的负担,反而为经济发展带来了红利。     

城市人口集聚对劳动者就业满意度的影响研究

近年来，我国人口迁移流动向都市圈、城市群集聚的趋势更为明显。在我国城镇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将集聚理论纳入成本—收益分析框架，结合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微观数据与城市宏观数据，研究城市人口集聚对劳动者就业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城市人口集聚通过个人收入、职业匹配与公共服务等集聚收益对劳动者就业满意度产生正向影响；通过工作压力、城市房价与交通拥堵等集聚成本对劳动者就业满意度产生负向影响。综合来看，目前我国城市人口集聚仍能提升劳动者就业满意度。第二，城市人口集聚对城市户籍劳动者、高教育水平劳动者与体制内劳动者的就业满意度提升更大；相比人口高度集聚城市，人口中度集聚城市的规模扩张更可能提升劳动者就业满意度。第三，基于集聚经济理论“空间发展钟形曲线”，都市圈空间不平等表现为经济一体化的集聚阶段或分散阶段。相比经济一体化分散阶段的都市圈，处于集聚阶段的都市圈，城市人口规模扩张更可能提升劳动者就业满意度。     

中国人口迁移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之分析

经济因素,历来是影响人口迁移的重要因素。根据这一点,本文主要从区域经济发展角度,应用空间相互作用模型,定量考察和分析了中国80年代后半期区域经济因素中经济收入与经济规模对省际人口迁移的影响关系及其特征。研究发现:经济规模因素对人口迁移(量)的影响比较大,经济收入因素的影响相对比较小;经济规模因素主要是影响人口的迁出,经济收入因素主要是影响人口的迁入;经济规模因素对迁出人口的供给及迁移量的大小具有决定性影响,经济收入因素对人口迁移的流向选择及其分布模式具有重要的导引、定型作用。     

人口规模回旋空间与区域产业发展

未来30年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时期,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意味着需要雄厚物质基础,这个物质基础需要一个相对完整、自主、庞大而丰裕度较高的产业体系予以支撑。深入认识人口增长时期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因素在产业发展中起到的作用有助于在人口负增长条件下更好地保持产业体系完整性,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提升产业丰裕度。为此,本文基于文献析出方法从理论上阐释区域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依据自身人口规模进行专业化与多样性选择的情况,并且存在两者互动关系。在此基础上,选择以地级市和城市群为观察样本,采用两步广义矩模型（GMM）、空间杜宾模型,并通过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检验了在一定技术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等其他条件下,区域产业专业化和多样性变动发展过程中人口规模的回旋效应和具体作用。研究发现：区域人口规模对区域产业专业化集聚和发展的互动影响呈现倒“U”型;区域人口规模对区域产业多样性集聚和发展的互动影响呈现“U”型;在区域产业专业化、多样性集聚过程中,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中原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产业集聚的专业化效应和多样性效应得到充分释放,长三角城市群产业集聚的多样性效应更加明显。这充分说...     

空气污染、公共服务与人口集聚北大核心CSSCI

在老龄化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吸引外来人口进入城市,提高地区人口集聚水平,对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近年来,人们生活水平和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不断上升,城市的人文和自然环境对人口迁移的影响作用逐渐凸显。基于此,文章以空气污染表征城市的自然环境,公共服务表征城市的人文环境,探讨空气污染、公共服务对人口集聚的影响。文章使用2007-2016年中国74个环保重点城市数据,采用系统GMM方法对空气污染、公共服务与人口集聚的动态关系进行研究。研究结果显示:空气污染与人口集聚呈现“倒U”形关系;公共服务与人口集聚呈现“U”形关系,并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南方城市的空气污染程度尚未跨过拐点,伴随空气污染的经济发展依然对人口发挥吸引作用;北方城市已经呈现出显著的“倒U”形关系,部分城市的空气污染已经对人口集聚产生挤出作用。南方城市公共服务大多已跨过“U”形拐点,公共服务对人口集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北方只有部分城市公共服务水平跨过了“U”形拐点,对人口集聚发挥作用,部分城市公共服务尚未跨过拐点。一、二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的空气污染与人口集聚均表现为“倒U”形关系,公共服务与人口集聚均表现为“U”形关系。文章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发展要注重环境保护,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各城市应根据自身发展情况采取差异化的发展路径。     

中国省际流动人口流入地宏观选择机制的稳定性——兼论重力模型的理论扩展与实证检验

对流动人口流入地宏观选择机制及其稳定性的讨论有助于深入理解我国省际人口流动的空间模式及未来发展趋势。文章使用2000-2020年间历次人口普查、小普查及相关统计年鉴数据,结合迁移网络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宏观理论,在统计检验多种重力模型的基础上,利用分层泊松模型考察社会网络、劳动力规模和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在省际流动人口流入地选择机制中的作用及其在时间上的稳定性;并在中国情境下对经典的存量重力模型进行理论扩展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流出地与流入地的迁移社会网络对迁移流的规模与方向起到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作用在历时变化中呈现出极强的稳定性;作为人口迁移流的源头,流出地劳动力人口规模对人口迁移流呈现显著且一致的正向影响;经济因素对人口迁移流的影响具有相对稳定性,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异仍然是我国人口迁移流动的重要原因;流出地人口的流动强度对人口迁移流发挥着极强的持续稳定性影响,显现出流出地流动文化在供应端的决定作用。鉴于社会网络在流入地选择机制中的重要作用,传统的存量重力模型应被扩展为社会网络-重力模型;鉴于流出地劳动力规模在省际人口迁移流中的基础作用,我国省际人口迁移流的可持续问题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长三角地区城市增长的影响因素

文章以国内外城市增长的相关理论和研究为基础,基于长三角地区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利用城市经济增长、人口规模、劳动生产率三个指标来研究1990²010年间城市增长,发现长三角地区城市发展呈现出明显的趋同趋势,并且人口迁移和城市经济集聚存在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人口迁移通过增加当地市场潜力、规模经济和外部性等促进了城市经济集聚,而城市经济集聚进一步吸引了大量的人口迁移。为了促进长三角地区城市发展,建议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减少制度性限制,促进要素的自由流动,充分发挥城市的经济集聚功能。     

长三角地区人口迁移特征及其空间差异

本文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从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角度分析了长江三角洲地区人口迁移的社会学特征,以及迁移人口对长江三角洲地区人口发展的影响,此外还从人口迁移量的分布、省际迁入人口对迁入目的地的选择以及省内人口迁移流向选择等几个方面,系统考察长三角地区人口迁移的空间模式及其特征,为进一步加快长三角地区城市群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