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驾不应一律入罪及其法治路径——犯罪构成要件及司法认定的视角

醉驾一律入罪与否,关系到刑法谦抑原则能否得到贯彻、刑法的人权保障和法益保护机能能否实现平衡、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能否得到落实,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当下司法实践对醉驾案件采取一律入罪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应当明确醉驾不应当一律入罪,并且对醉驾的司法认定应当围绕其犯罪构成要件展开。在主观要件中,该罪的主观方面应当是故意且主要是间接故意,必须证明驾驶人对醉驾行为导致危险结果的主观认知和放任心态;在客观要件中,不能仅以血液酒精含量为醉驾入罪的绝对标准,必须以此为基础,综合考察客观情节判断醉驾行为的危险性。     

中介机构虚假陈述责任的理论反思、实践困境与规则重构

近年来，保荐机构、承销机构、审计机构、律师事务所、评估机构、信用评级机构等中介机构因虚假陈述对投资者进行巨额赔偿的案件层出不穷。究其原因，在于资本市场中介机构的看门人机制失灵，也在于法院对于勤勉尽责的标准认定尚不够明确、统一，对于中介机构的主观过错形态与损失责任认定之间的关系尚需进一步细分。2022年1月21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22]2号)已将证券法的价值理念从单纯强调投资者保护转向兼顾市场各方利益平衡。在新价值理念的指引下，未来应从以下方面着手对理论、实践问题予以应对：打破大型中介机构垄断局面，建立以投资者保护为视角的委托代理关系；细化区分不同中介主体的“勤勉尽责”标准，建立以“合理调查”“合理信赖”为逻辑思路的客观审查标准；厘清中介机构在一般过失、轻微过失下补充责任适用合理性，立足长远，在法律上设定补充责任的一般化适用标准，以构建维护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与符合现实需求的规则体系。     

论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机制前置审查程序

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应当设置前置审查程序,以避免第三方机制启动的盲目化、促进第三方机制适用的优质化、推动第三方机制程序的完整化。该程序的要素主要包括审查时间、审查内容、审查方式和审查结果适用4个方面。为保障该程序的有效运行,检察机关应从“担当”“稳慎”“协同”3个方面加强理念建设,并从服务检察机关履行审查职能和激励企业适用第三方机制两个层面加强制度建设。     

人工智能时代过失犯理论的挑战与应对——以自动驾驶汽车交通肇事为例

以自动驾驶汽车为代表的人工智能产品致害所涉犯罪主体复杂多样、前置性规范缺失,以及人工智能产品固有的自主与黑箱特性等问题给过失犯理论带来了变革的压力与挑战。传统过失犯理论、新过失犯理论以及客观归责理论都无法解决人工智能产品致害所涉过失犯罪认定问题。人工智能产品致害所涉过失犯罪刑事责任的认定问题应当接受“法益保护优先,兼顾科技发展”刑事政策的约束与指引。坚持“法益保护优先”的基本定位,意味着要借鉴风险控制理论,以及客观归责理论中创设法所不允许危险与实现法所不允许危险的判断规则,进行客观层面是否入罪的判断;遵循“兼顾科技发展”的制约原则,则需要运用结果预见可能性理论中信赖原则等内容,进行主观层面是否出罪的认定。     

监管创新背景下证券服务机构的功能定位

2019年新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调整了原来相关证券服务机构事前准入审批的监管体制,加强证券服务机构备案管理,创新监管方式."十四五"规划建议进一步提出,要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提高金融监管透明度和法治化水平,此后,刑法修正案(十一)也大幅提高证券服务机构犯罪的刑罚力度.于此背景下,如何有效压实证券服务机构责任,保障其功能发挥,促使其勤勉尽责对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尤为重要.对证券市场的监管虽是常态化的,但是不同的监管措施采取的标准却不尽相同,具体则要根据证券服务机构的义务履行情况,即"勤勉尽责"义务履行情况进行把握,证券服务机构作为证券市场的第三方执行机构,是交易双方的中介,其所承担的责任与交易双方各自所承担的义务具有一定重叠性,并且在各证券服务机构间亦有重叠,那么证券服务机构作为第三方侵入的程度需要严格考量,需要在公司内部监督失效的前提下发挥其监督职责.同时从证券服务机构最大效用发挥的角度考虑,职责分担的目标应当是震慑与引导作用兼顾,以此为前提设定不同的监管要求.这就决定证券服务机构的职责性质,从执业角度分析,具有明显的服务性,但是从其策略选择角度来讲,则具有明显的被动性.实践中证券服务机构的义务内容主要是勤勉尽责,进行类型化分析,则包括忠实义务、注意义务及谨慎义务.     

论非营利组织的公共责任机制

在公共管理改革和创新的背景下,我国的非营利组织在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中发挥了其独特的作用.然而,公共责任的缺失已经成为制约我国非营利组织发展的极大困扰.从责任缺失这一问题出发,探讨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的相关内涵、公共责任机制实现的困境及其构建等内容,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机制的构建应当从包括监督、评估、反馈等三方面的技术层面以及信念道德等价值层面同时进行.     

人口生活质量与经济发展

人口生活质量是社会提供国民生活的充分程度和国民生活需求的满足程度,它有宏观人口生活质量和个体人口生活质量之分,在内涵上又可以分为主观生活质量和客观生活质量两个层面。人口生活质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可以归结为3个阶段:在前现代化阶段,客观生活质量的提高有至关重要意义,主观生活质量则处于极次要的地位;在现代化阶段,客观生活质量和主观生活质量处于同时并举的位置;在后现代化阶段,客观生活质量的提高处于次要位置,主观生活质量的提高成为主导方面。     

经济管理自治权的实施障碍分析

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管理自治权是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法律保障。研究这一经济权力的实现问题首先应确立其实现问题的判断标准,即法规层面、实施层面和实效层面三个角度。经济管理自治权的实现在这两个层面都不甚理想,这种不足根源于主观和客观两大障碍。     

论特殊防卫中的“暴力犯罪”

邓玉娇案虽然早已过时,但其中蕴含的法律问题依然值得研究。学者们对于邓玉娇案的争议焦点在于,邓贵大的主观罪过是强奸还是猥亵,从而来判断其行为是否属于特殊防卫中的"暴力犯罪"。但对于此处"暴力犯罪"的认定仅应当考虑客观外在行为而忽视侵害人的责任能力和主观罪过因素,因此有必要对特殊防卫中的"暴力犯罪"作出说明。     

检察公益诉讼推动企业合规机制初探

以检察公益诉讼推动企业合规是检察机关积极履行检察职能，深度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创新举措。这有利于实现社会治理“诉源治本”,以高质量法治服务经济社会“稳中求进”。检察公益诉讼企业合规整改的启动形式多样，检察机关以诉前检察建议、签订合规协议、参与行政合规等形式启动。通过检察机关直接评估和审查、企业自我评估与检察机关审查相结合，第三方参与的模式进行企业合规整改，实现纠正违法行为并消除公益风险的合规目的。针对实践中检察公益诉讼企业合规立法缺位，适用规则不明，第三方监督评估不足，合规验收标准不清等问题，未来可以公益诉讼专门立法推动企业合规，规范适用规则，建立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明确企业合规经营验收标准等途径探寻突破与新发展。     

父母殴打子女致死案件的类型化处理

父母殴打子女致死的案件每每出现都引发了极大的社会反响,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对该类案件如何认定存在争议,从对现有已收集到的案例进行整理发现,个案裁判结果差异极大.由于在该类案件中殴打与伤害难以区分、殴打的主观方面难以确定、殴打多出于一时激愤等特殊性,导致在具体案件认定上存在一定的难度.应当遵循从客观到主观的认识路径,在对行为进行全方位评价的基础上,通过“向前看”和“向后看”,对行为人的主观方面进行辅助分析,从殴打对象和部位选择、殴打行为的具体目的、是否存在长期虐待等方面加以考量.     

利用信用证非法融资行为的司法认定

对于利用没有真实基础交易背景骗取信用证进行非法融资的行为,应当结合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和客观行为进行综合判定,不能因为行为人在客观上实施了骗取信用证的行为就一律认定为信用证诈骗罪。应当明确信用证欺诈与信用证诈骗罪的刑民界限,合理界分非法占用目的与非法占有目的。     

自动驾驶汽车交通肇事的刑法应对

自动驾驶汽车已经走进了人们的生活，并将深刻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此同时，自动驾驶汽车在法律层面所引发的驾驶人角色的消解、心态的异化、谨慎义务的变化，给交通肇事罪的主体、主观方面、客观方面的认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为此，刑法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主要包括承认自动驾驶系统的驾驶人地位、给予驾驶人必要的容忍和信赖、赋予驾驶人恰当的谨慎义务。     

“一带一路”视阈下涉案企业合规本土化建构路径研究

检察工作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正是检察机关立足法律监督理念现代化,能动履职服务保障法治化营商环境,做实依法平等保护的重要举措。从检察工作现代化和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相关背景出发,梳理乌鲁木齐市检察机关落实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工作情况,探讨实践遇到的四方面问题,从机制建设、衔接合作、精准施策、能动履职、监督制约五方面探讨检察服务保障高质量、完善涉案企业合规建设相关路径对策建议。     

改进研究路径 提升教育效果——对改善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效果的主观研究路径构想

改善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效果是一项紧迫任务。为达成这一目的,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研究重心应当从客观进路转向主观进路,探索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养成过程中的情感体验机制和理性认知模式。从课堂信息传递的角度考虑,主观进路把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发展成果作为自变量有选择地向大学生述评,把大众文化作为常量定位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背景;从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主导对象考虑,主观进路把研究重心从外在于学生的客观对象转向其内在主观世界。     

管理伦理视域下情理-治理范式的价值与重构

情理-治理范式既包含了客观层面上的事理,也包含了主观层面上的情理,构建了情理-治理的有机体,彰显了管理伦理的科学性和人文性。情感的体验者、治理的践行者,包括管理工作的领导、部门负责人及其相关职能部门等,皆是作为这一管理范式的主体,而构成管理伦理建设的共同体,在这一共同体中,对管理伦理建设过程中“情理”和“治理”的协同作用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重视。现通过搭建情理-治理新范式,强调以“情理”为管理基础,以“治理”为管理保障,着重突出情理-治理范式在保障管理工作运行、彰显“人性化”工作特质、提升管理对象能力素养等方面的管理伦理现实价值,并从逻辑建构、制衡机理建构、机制转换、基础保障、氛围创设等角度重构框架,使“德理”在管理伦理中发挥推动作用。     

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症结

政府绩效就是为了实现预期的目标,政府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履行职责的过程和结果。政府绩效评估既要针对政府行为过程是否合法、符合程序,又要针对行为结果是否经济、有效。由于目前我国"政治上位的政治行政一体化"体制对绩效评估的制约和排斥,绩效评估没有成为有效的约束、激励政府行为的机制。本文从政策学角度,结合具体案例,分析了当前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主要特征和问题,并提出从体制上和制度上推进政府绩效评估。     

论破产撤销权

破产撤销权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一些需要从理论上和法律上解决的情形。从比较法的角度考察,撤销权行使的主体应有扩大化的趋势,除管理人外,债权人、监督人都有可能在特定的情况下作为撤销权的主体。在理解可撤销行为的类型时,应根据不同的情形,考虑可撤销行为发生当时的行为主体的主观故意,从而更好地确定可撤销行为的种属。从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和维护市场交易秩序稳定的角度出发,应当对破产撤销权的追索期间和诉讼时效进行合理的、明确的界定,应考虑破产法上的撤销权与民法上的撤销权的有效衔接。     

防卫紧迫性判断标准的刑法教义学诠释

围绕防卫紧迫性的判断标准,域外刑法理论长期存在主观标准说与客观标准说两种互相对立的观点,我国刑法理论中虽然有客观主观说、区分说等观点,但事后判断标准说牢固地占据主流地位并成为指导司法实践的基本准则。事后判断标准说并不完美,相反,司法实践中对正当防卫的认定偏差日益严重,该说难辞其咎。鉴于此,有必要从判断时间、判断对象、判断立场等层面重新检视防卫紧迫性的判断标准,坚持以行为时的全部客观事实为基础进行一般人判断。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厘清不法侵害是否正在发生或迫在眉睫。     

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司法审查制度的构建

当前,我国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在审判阶段得到了延伸发展。在各国的涉案企业合规制度改革中,法院的角色分别是涉案企业合规案件的程序衔接者、检察机关合规不起诉案件的程序听证者以及对检察机关暂缓起诉协议的司法审查者。在我国构建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案件司法审查制度是强化检察裁量权外部监督的实践需要、实现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目的的应有之义以及为涉企案件被害人提供权利救济的必然途径。同时,法院通过对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案件进行司法审查契合功能主义的检察权与审判权分立原则,符合法院参与社会治理的职责使命,现有公诉转自诉制度还提供了有益参考。我国应当采取有条件的实质审查模式,从主体、对象、程序等方面对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司法审查制度进行具体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