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的五个维度

<正>一是以政府职能转变与治理理念革新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社会治理精细化是政府职能定位、政府官员角色定位和治理思维方式的外在表现和行动逻辑。精细化治理要求政府实施"社会型发展战略",以宏观政策优化促进微观领域的精细化治理。二是以社会体制创新和治理体系重塑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不断调整优化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加快建立完善以政府为主导、社区自治为基础、社会组织为中介、公众广泛参与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培育基层社会的"自治基因"。三是以信息技术应用和治理工具创新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应用和治理工具创新,提升社     

农村社会治理中的“四元主体”关系异化及其修复——基于对贵州省B乡“美丽乡村”建设的考察

农村利益主体间的关系表现是农村社会治理现状的真实写照。乡镇政府、村委会、农村合作社和村民共同构成了农村社会治理中的"四元主体",但因权责配置失衡、治理参与主体非结构化安排、村民选择性公共参与逻辑、治理机制不健全且碎片化以及规范化治理制度供给不足等,主体间关系呈现出"行政指挥—迎合执行""乏力参与—双面回应""权威下达—消极服从"和"利益汲取—惯性依赖"的异化特点。对此,为了有序和深入推进农村社会治理活动,需要进一步理顺乡镇政府和村委会间的主体权责关系,明确乡镇政府和村民间的主体地位关系,培育村委会和村民间的主体信任关系,界定村委会与农村合作社间的主体运作场域,提升村民的自治与话语表达能力。     

社会治理重心下移须克服传统思维束缚

正第一,从国家治理来看,要通过重心下移弥补"单位制"消解后的地方治理空白,特别是自主性治理架构的缺失。有学者提出"双向建构"框架,认为基层社会治理既是国家建设的组成部分,又是社会自治的组成部分。因此,新时代基层社会的"再组织化"过程必须兼具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构建以及现代社会自治体系构建两个维度。     

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参与社会治理创新

<正>社会组织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和依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对社会组织改革发展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明确提出要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但目前我国社会组织发展整体缺乏活力,并没有出现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大发展、大繁荣局面。社会治理创新需要社会组织参与当前,社会治理在转变政府职能、完善社会服务、化解社会矛盾、建设基层民     

实现城市社会治理重心下移

正以治理重心下移解决社会治理的权力配置问题,目前已成为关键的政策话语之一。管理、服务与资源则是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的突破口。管理下移,就是在纵向上重新界定基层政府与上级政府之间的权责关系和资源配套制度;在横向上界定条块之间的权责关系,并将其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同时,要建立基于社会综合管理绩效的考核与激励机制。以社会综合管理水平为中心,设计一个正向激励的基层综合管理指标体系,是实现管理下移的重要步骤。     

党建引领基层协商治理的实践与思考——以晋江市英林镇为例

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是基层协商治理的领导核心,是基层协商治理的推动引导者、赋能保障者。但在一些基层治理实践中,还存在着党建有机融入基层治理体系的密度不够饱和、村级党组织的治理能力有待增强、村民自治力量有待提升等困境。党建引领基层协商治理的"英林实践"具体表现为:强化党建引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推动党建搭台,构建"3+X"共治生态圈;吸纳社会力量,促进多元共治谋发展;协调各方参与,提升共建共治社区治理水平。"英林实践"启示基层党组织:要突出核心引领,把准基层协商治理发展总方向;要整合多元力量,使基层协商治理助塑乡村振兴共同体;要全程融入协商民主,使基层协商治理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要实现势能转化,使基层协商治理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协同共治语境下基层干部社会软治理能力发展研究

基层干部社会软治理能力缺失问题凸显,表现为对基层社会文化价值的塑造引导滞后缺位、对基层社会心理干预疏导的能力不足、与多元主体沟通协调的隔离排斥、非权力形式的社会影响力隐身弱化。其原因主要是压力型体制抑制软治理能力的萌发、管控型思维制约软治理能力的发展、职能条块分割束缚软治理能力的提升、社会治理需求错位加剧软治理能力的消减。基于此,提升基层干部社会软治理能力,要重构基层干部与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沟通协调力,增强基层干部社会软治理的资源整合共享能力,增进基层干部对社会文化价值观的示范引导力,强化基层干部对民众心理的抚慰疏导力。     

一致的达成--基层社会治理下的协商空间

“社会治理”作为党的新兴执政理念，倡导“多元共治”的公共事务治理之道。伴随社会治理理念的持续发酵，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成为基层政府不断探索求新的试验田。在基层，社区居民、村落居民各自以不同的形式积极参与到公共事务的协商讨论中，涌现出多种多样的协商形式，为营造基层协商空间提供了制度化参与平台；但介于许多协商形式是长期制度实践的结果，其在程序化方面尚未适应基层社会治理的新要求，加之基层社会治理主体在参与协商的过程中受传统“权威性自治”思维的支配，这在一定程度上了压缩了基层协商讨论的自治空间。因此，优化基层民主协商形式，维护并开拓基层协商空间，成为基层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一条现实路径。     

“三农”问题困扰下的中国乡村治理

自80年代人民公社解体以来,中国乡村治理基本上实行了乡级基层政府加村级自治和民主选举的治理模式。一种长期流行的观点认为,乡村自治和基层民主选举推动了乡村民主化的进程,并对中国政治民主化和农村政治稳定有着积极的影响。最近有学者仍然认为,由于宪法和法律有关村民自治的制度安排,国家的行政权力被限制在乡镇一级政府,村民委员会授权主体由乡镇政府转向村级社区的选民,这意味着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传统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模式开始瓦解,国家在农村的行动方式开始法制化、契约化和政策化。因此,村民委员会实际上扮演了农村社会…     

5G时代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构建研究

5G通信技术的特性对基层社会治理具有重要作用,具体表现为其超高速率特性实现了治理工具智慧理性,超广连接特性促进了治理主体多元性,超低时延特性增强了治理机制契约性。5G时代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主要包括活力创新体系和效率创新体系,其中,活力创新主要指治理结构、治理机制、治理工具的创新,效率创新主要指治理职能和治理监管的创新。5G时代基层社会治理面临数据治理意识薄弱、多元主体治理协同不够、信息泄露风险较大等挑战,亟须从抢抓5G发展机遇、加强基层党建引领、提升社会风险防控能力及重视人才培养等方面构建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社区服务中“三社联动”的运作逻辑研究——基于多案例分析

"三社联动"作为一种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机制,通过引入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与服务,项目运作满足群众多元化、个性化需求,对于破解社区服务困境、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我国基层治理创新和社区服务管理体制创新的背景,运用多案例研究方法,通过分析多个实践区社区服务"三社联动"的模式和经验,探讨得出社区服务中"三社联动"的运作逻辑:多元主体参与、"三社"协同合作、项目化运作和构建长效保障机制,以期为以后社区服务"三社联动"试点和实践提供有益指导和参考。     

基层党建的社会化逻辑——来自深圳市南山区Z街道的探索与启示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宏观脉络下,如何进一步探索基层党建工作创新,实现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创新的整合,成为当前基层建设进程中的根本性议题。深圳市南山区Z街道将基层党建整合到整体性的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通过形成以社区党建为核心,推进社区服务、社区自治、社区管理"一核多元"的治理机制创新,探索出一种适合特大城市基层党建的社会化逻辑和模式。"让社区回归社会"这一基层党建的社会化逻辑,成为实现基层治理社会化目标的根本之道,可以为当前城市基层党建工作,尤其是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益参考。     

农村基层互动治理的现状审视与应然面向——基于“枫桥经验”的思考

农村基层互动治理包含培育村民与组织合作互动的治理主体、实现权力与权利民主互动的治理结构、构建自治与共治协调互动的治理方式等多维内涵。借鉴"枫桥经验",当前农村基层互动治理应探索基层互动治理的多元主体,构建基层互动治理的民主模式,优化基层互动治理的制度机制。     

乡村治理法治化建设的现实困境与路径

新时代背景下的乡村治理需要高度重视乡村社会的法治秩序建构,将自治、法治、德治结合起来。乡村治理法治化建设是民主与法治的结合,农村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首先要树立法治思维,形成基层政府与农民的良好互动关系,打造多元主体共治的局面,发挥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法治化中的关键作用,坚定法治化治理的目标、理念,制定专门的乡村治理法律体系,营造乡村治理法治化的良好社会环境,建设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乡村社会。     

部委声音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服务对象在基层、工作主体在基层、任务落实靠基层．必须坚持以人为本、面向群众，坚持重心下移、服务基层，以更大的决心、更有力的措施。切实加强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让广大群众共享文化发展的成果。     

权力错配调适：基层权责失衡的直接逻辑与破解之道

随着治理重心下移,基层政府所承担的职责存在治理事务泛化、治理边界扩张的明显趋势,但与基层政府职责增加相对的是上级政府放权的缺失与不足。剩余权理论能够为上下级之间的权力关系提供一种解释视角：上下级政府之间的不完全契约关系产生了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当上级政府加强剩余控制权管控、剩余索取权收缩时,基层政府就会陷入权责失衡,目标设定权、工作检验权、激励分配权的消极行使都反映出这一状况。基于此,上级政府要树立科学政绩观、权力观,赋予基层政府更多的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通过优化问责体系以及条块协调促进上下级政府之间、基层政府各部门之间的权力合作,真正有效破除基层政府权责失衡现象。     

乡镇政府、基层党建与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逻辑与进路

随着单位制和公社制解体,乡镇政府常因对基层社会的脱嵌而陷入弱治理境地。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乡镇政府在治理资源匮乏情境下实现有效治理的一种治理机制:乡镇政府通过参与基层党建引领的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完成向基层党组织、社群组织借力;通过党的政治性和组织有效性确保上级政策的贯彻;通过区域化、网格化、枢纽型基层党建实现对基层社会的有效嵌入;通过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制度化,各个治理主体各归其位并有效配合,以规范化、程序化的制度保障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     

新时代基层治理中的条块关系管理

<正>一、引言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中国式现代化的总目标之一，就是要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基层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神经末梢”，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程^[2]，基层治理的水平直接关系着整个社会治理的成效。所以，要将基层治理放在社会治理、国家治理体系中更为重要的位置，用中国式现代化引领基层治理的现代化，持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从而更好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基层治理中网格化服务管理的实践经验与问题破解

网格化服务管理是运用网格技术处理基层治理事务的一种新兴模式。网格化服务管理体现了网格技术、信息技术、管理方法和管理体制的创新与应用,但在统一思想认识、理顺网格化工作的领导关系、网格员队伍建设、多元主体有效参与、跨部门协同联动、智能化治理等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强化宣传教育,改变思想认识;建立上下贯通的网格员管理体系,发挥网格员的作用;加强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到基层;坚持多元治理和合作治理,由网格员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将各种社会治理力量调动起来;建设更加强有力的综合协调机制,畅通多部门沟通渠道;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赋能基层社会治理,提高智能化数字治理水平。     

统一战线参与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与思考——基于N市X区的调研和分析

统一战线作为推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重要法宝,有着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独特优势,在参与和服务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当然,新时代统一战线参与城市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着城市治理资源整合调配、不同利益群体关系优化、统战工作效能有效激发等诸多挑战,需要不断做出调整和完善。要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社会治理的行动共识;健全社会治理体系,提升基层协商与专项监督水平;强化统战队伍建设,促进统战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