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居民家庭代际收入流动的比较研究

基于CGSS2006的数据,本文对我国城乡家庭的代际收入流动性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城乡家庭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偏弱,城镇家庭代际收入向上的流动性总体而言要高于农村家庭,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差异客观上加剧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新生代城镇家庭子女收入向上流动的能力相对他们的前辈有所减弱,而新生代农村家庭子女收入向上流动的能力要超过他们的前辈,在与城镇同龄人的比较中也处于优势;人力资本是影响代际收入流动的主要因素,虽然在职业生涯的初期,教育并没有显著地提高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的概率,但随着子女职业生涯的发展,教育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逐渐增强。此外,家庭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关系等家庭背景因素对代际收入流动也有显著的影响。     

城乡居民家庭代际收入流动的比较研究

基于CGSS2006的数据,本文对我国城乡家庭的代际收入流动性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城乡家庭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偏弱,城镇家庭代际收入向上的流动性总体而言要高于农村家庭,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差异客观上加剧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新生代城镇家庭子女收入向上流动的能力相对他们的前辈有所减弱,而新生代农村家庭子女收入向上流动的能力要超过他们的前辈,在与城镇同龄人的比较中也处于优势;人力资本是影响代际收入流动的主要因素,虽然在职业生涯的初期,教育并没有显著地提高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的概率,但随着子女职业生涯的发展,教育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逐渐增强。此外,家庭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关系等家庭背景因素对代际收入流动也有显著的影响。     

职位性别隔离与收入分层

本文旨在从职位隔离的角度考察性别不平等问题,并为性别收入分层提供新的解释.利用1978年-1988年的企业调查数据发现,由于存在纵向的职位性别隔离,使得同工同酬和男女收入差距这对看似矛盾的命题可以并行不悖.而来自2003、2006和2008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证据表明,近十年来职位隔离对男女收入差距的作用上升,超过三分之一的性别收入差距是由于女性集中于职位“金字塔”结构的底端.因此,缩小男女收入差距,必须促进女性职业地位的上升.     

子女教育与家庭贫困的代际变动

子女教育是影响农村家庭贫困变动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通过对14省区609户农村家庭调查结果分析,发现子女教育有加深父代家庭贫困状况的迹象,子女接受教育程度越高,自身一代家庭摆脱贫困的比例越高,并且能传承下代家庭使其免受贫困;家庭贫困代际变动的教育断裂点为15年(大专教育)。     

结婚、生育对工资的影响研究 ——基于性别工资差距角度

随着技术进步和女性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男性和女性的劳动生产率差异逐渐缩小,但性别工资差距在我国是否缩小?全面开放的"二胎政策"又是否加深了女性就业困境?本文使用CGSS 2015数据,从结婚、生育角度出发,运用工具变量法、分位数回归、Oaxaca-blinder分解等方法考察婚育事件对劳动力工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探讨婚育视角下的性别工资差距问题,提出相应对策建议以促进性别公平。研究首先通过对城镇劳动力的婚姻状态和生育情况与工资性收入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控制了个人特征、人力资本、职业性质和地区等因素后,性别工资差距仍显著存在且婚育事件拉大了该差距。其中结婚使男女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均有所提高,但由于原始工资水平的差异和溢价大小的不同,性别工资差距被拉大;生育使男性工资增长,女性工资缩水,这同样加大了性别工资差距。其次基于分位数回归结果进行Oaxaca-blinder平均工资差异分解,结果显示随着收入的增加,性别工资差距在缩小,但婚姻和生育对此差距的解释力度却越来越大且相对稳定。即低收入群体的工资差距较大,但婚育对该差距的解释力度较小,相反高收入群体的性别工资差距较小,但婚育对该差距的贡献却很大。因此,缩小婚姻和生育造成的性别工资差距、消除性别歧视、保障女性职业的可持续发展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中国生育政策对女性地位的影响

文章利用双差分策略评估了中国生育政策对女性地位的影响.研究发现,以农村地区为参照组,—胎化政策使在计生政策之后出生的城镇女性平均多接受了0.71年教育;以少数民族为参照组,生育政策使受干预队列中女性受教育年限提高了1.45年,生育政策对性别教育平等具有明显的促进效应.随着女性相对教育水平的提高,市场中性别收入差距开始缩小,但性别间教育回报率差距没有显著变化,市场中性别歧视程度没有显著下降.同时,以家务分工态度和婚姻独立态度衡量的性别观念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由于市场歧视程度和社会性别观念没有显著变化,随着中国全面放开二孩,在未来可以通过劳动力市场政策进一步强化就业平等,利用相关配套政策促进性别平等.     

区域性别文化影响视角下的性别收入不平等研究——基于2018年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验证

以往研究显示，地区性别文化环境通常影响着个体收入不平等现状。为了探究国内不同区域的性别文化是否以及如何影响性别间的收入不平等，利用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将计划生育转向前的出生性别比作为反映国内不同地区“重男轻女”传统性别观念强度的操作化指标，运用多层混合效应模型进行量化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区域性别文化对个体的性别收入不平等有着多重影响，一个区域的父权制性别文化越强，女性的平均收入就越低而男性的平均收入稳定，因此该区域个体的性别间收入差距拉大；此外，区域性别文化还通过影响个体的人力资本特征，如教育获得和劳动参与来对两性间的收入不平等产生间接的显著影响，地区的传统性别文化越强，女性的预期受教育年限下降而男性变化却不大，女性不工作的可能性上升而男性不工作的可能性下降，于是本就存在的性别差异增大。综上，这些研究发现对理解劳动力市场中性别差距形成的机制具有重要意义，丰富和拓展了对性别收入差距的社会文化解释路径。     

“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对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

探究如何缩小性别工资差距,有助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文章以“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缩小性别工资差距。经过替换模型、平行趋势检验、稳定单元处理效果检验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推动了消费互联网与工业互联网发展,而消费互联网发展与工业互联网发展提升了女性劳动力的相对收入,因而缩小了性别工资差距。异质性分析发现,“宽带中国”政策能够缩小中西部和农村地区的性别工资差距,体现出包容性增长的特征。文章的研究发现可以为在新经济形态下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提升女性劳动力地位及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一定政策参考。     

中国职业流动中的社会不平等问题研究

文章从代际职业流动和代内职业流动角度,分析先赋因素(如家庭背景、户籍制度、所有制等)对职业流动的影响,从而折射出职业流动中的一些不平等。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发现,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因素对就业分配的配置作用越来越大,但是对职业的合理流动的制度性限制以及结构性限制依然存在,从而产生社会不平等问题。基于这样的研究,文章在政策层面提出了首先要改变职业流动过程中的制度性不平等问题,才能缩小社会不平等(包括收入差距),而职业流动起点上的不平等要通过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教育援助和社会保障来解决。     

农村劳动力流动减贫效应的实证研究——基于甘肃省农户的调查

农村劳动力流动和转移是农村反贫困的重要路径之一,对缓解农村贫困有重要的作用。本文以甘肃省1 749个农户的调研数据为研究样本,在描述性统计分析的基础之上提出关于劳动力流动和贫困之间关系的四个假设。针对提出的假设,本文采用Double-log模型对农户收入进行弹性分析,发现农户家庭外出务工劳动力对农户家庭人均收入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进一步应用Probit模型对影响农户家庭劳动力流动的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外出劳动力的年龄、性别、职业、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及工作地点和主要技能等对劳动力流动有重要的直接影响且间接地影响家庭的贫困状况,进而直接或间接地对所提出的假设进行了证明。劳动力流动与贫困之间存在双向关系,务工收入是农户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因此,劳动力流动对于减少农村贫困发生率,促进农业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和缓解农村生态贫困等都有积极作用。     

中国的失业、贫困与收入分配差距

文章利用1999年住户抽样调查和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来推算城市失业率、贫困率及基尼系数,并预测今后收入分配的变化趋势。研究结果发现:(1)城市失业率较政府公布值高出近3倍,特别是“下岗失业”问题尤为突出。(2)城市贫困问题日益严重,并已成为加剧城市收入不平等的原因之一。(3)城市与农村间的收入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在持续扩大。(4)居民的收入分配在持续恶化。文章还指出,依据库兹涅茨曲线分析,中国尚处于基尼系数上升时期,因而在达到峰值之前收入差距还会扩大,这有可能成为社会和政治不安定的因素。     

迁移的双重动因及其政策含义--检验相对贫困假说

大多数迁移研究都以托达罗绝对收入差距假设作为解释迁移动因的理论依据。但是,该假说有时并不能完全说明现实中的迁移现象。因此,国外经济学界出现了一个建立在相对贫困假说基础上解释迁移动因的理论。然而,对该理论的经验检验往往是间接的。本文利用贫困农村的调查数据,直接检验了相对贫困假说,发现绝对收入差距与相对贫困同时构成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动因。由此引出的政策含义是,缩小农村收入差距、消除劳动力市场上的扭曲,有利于保证迁移健康、有序地进行。     

阶层跨越能够改善老年人的主观健康水平吗?——来自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微观证据北大核心

人口健康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在人口老龄化和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的背景下,如何改善老年健康、增进老年福祉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社会因果论,使用2014年、2015年和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CHARLS),通过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和对角线参照模型分析阶层跨越与中国老年人主观健康水平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通过计算流动效应区分起点阶层和目的地阶层对老年人主观健康水平影响的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当起点户口类型一致时,户口类型由农村转为城镇的老年人主观健康水平高于户口类型没有变动的农村老年人。户口类型由城镇转为农村的老年人主观健康水平低于户口类型没有变动的城镇老年人。在收入阶层方面,研究发现老年人主观健康状况在不同收入阶层存在明显分层的现象。远距离向上代际收入阶层流动有助于提高老年人主观健康水平,远距离向下代际收入阶层流动会降低老年人主观健康水平。在分样本回归中,研究发现农村和城镇老年人在收入阶层分布上差异较明显,同时农村和城镇老年人代际收入阶层流动回归结果也存在较大差异,农村老年人起点效应权重为0.64,城镇老年人起点效应权重为0.76。与城镇老年人相比,农村老年人子女所处收入阶层对老年人主观健康的影响更大。     

城镇化背景下农村随迁父母的代际关系——基于代际团结模式的分析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流动人口已呈现举家迁移趋势,农村随迁父母规模也将继续增加。家庭代际关系对农村随迁父母的生活福利有重要影响,但目前流入地政府和学术界对此未给予充分关注。本文利用2013年12月在深圳市P区的农民工随迁父母调查数据,基于代际团结模式探讨城镇化背景下农村随迁父母的代际关系。结果表明,中国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城镇化进程改变了传统的家庭代际关系,农村随迁父母与外出务工子女同住增强了农村流动家庭的代际团结,女儿在家庭代际关系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家庭养老的传统性别分工有所弱化。城镇化背景下依靠子女养老已经难以满足农村随迁父母的现实养老需求,而社会养老逐渐成为农村随迁父母的养老选择之一。本文是将代际团结模式分析应用于中国农村随迁父母代际关系研究的有益探索,同时可以为流入地政府制定改善农村随迁父母的生活福利、实现农民工及其家庭在流入地平等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相关政策提供现实依据。     

最低生活保障支出对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效果的实证研究

消除居民收入差距是政府和社会各界共同的愿望,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作为政府财政向贫困人群的直接转移支出,是最重要的收入再分配政策之一。本文基于2007²011年全国省级面板数据,在验证我国经济发展存在"库兹涅茨曲线"特征的基础上,运用FE面板数据计量经济学方法,对最低生活保障支出对缩小城市、农村以及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市最低保障支出显著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并使城市基尼系数有增加的趋势,而农村低保支出则显著降低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控制变量中,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扩大,有助于降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而城市化既会降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会加大城市基尼系数。总体上,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基尼系数上升阶段,短期内随着经济不断发展,收入差距呈现出必然的上升趋势,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非常有限,未来加强其他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与改革,任务还很艰巨。     

论多生、超生与农民贫困

农民为何贫困,城乡差别缘何不断拉大?诚然,其原因是复杂的。但多生、超生并与此相关的多子女抚养、发展性教育的沉重负担和低人力资本存量等连锁效应,才是农民致贫的根本原因。它进而又导致农民代际继承现象明显增强,其经济上的贫困和社会身份将明显地发生“代际转移”。如何消除农民贫困,缩小城乡差别,这是我们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其政策设计的主要着眼点,应放在降低农村人口数量,提高农民素质和生活质量上,目标是实现城乡之间生育率和人均人力资本水平的趋同,实现城乡劳动者教育、福利、就业等平等。     

东、中、西部教育投入和社会保障支出联合的收入差距效应CSSCI

利用我国东、中、西部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据,采用完全修正最小二乘法(FMOLS)考察教育投入、社会保障支出及其联合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显示:对全国而言,教育投入、社会保障支出及其联合均显著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是影响存在区域差异。教育投入有利于缩小东、中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加剧了西部收入差距;社会保障支出扩大了西部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了东、中部的差距,但对东部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二者的交互作用显著扩大了西部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了东、中部收入差距,但对中部的影响不及东部影响大。     

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来源发生转变了吗?——基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分解测算

如何缩小收入差距,实现人类共同富裕,成为广大学者关注的焦点。在现有研究中,如何测量居民收入差距,是分析收入差距问题的关键。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进城,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来源是否由过去的城乡收入差距发生了转变?鉴于此,通过分布函数加总的方法,从理论上将基尼系数按照农村与城镇的群组分解,得到基尼系数由农村内部、城镇内部、城乡之间与剩余项四部分组成。利用2005—2021年农村与城镇的收入分组数据测算了每一部分的基尼系数及其对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度,并根据每一部分的贡献度来判断各时期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来源。主要结果显示,2012年之前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主要来源于城乡之间,而2012年之后的收入差距主要来源于城镇内部,这部分比重正随着城镇人口的增加不断扩大,并且工资性收入的不平等是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针对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一方面,政府需要制定缩小工资性收入不平等性的政策,例如,深化工资制度改革,加强对部分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缩小城镇居民的工资水平差距;另一方面,加强对低收入人群转移性收入的政策性偏向,完善再分配调节机制。     

受教育程度与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基于基尼系数的分解研究

基于200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本文运用基尼系数分解的方法研究城镇居民受教育程度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基于回归的不平等分解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是导致城镇居民职业收入不平等的最主要因素。对基尼系数的亚组分解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不同的人群之闻的收入不平等对总体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率为8.65％,城镇居民职业收入不平等主要表现为各个受教育程度人群内部的收入不平等。分地区来看,中西部地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其组内差距的贡献率要远高于东部地区。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机会、缩小受教育程度的不平等、加大对中西部地区义务教育的投入可以有效缩小收入不平等。     

我国中老年群体健康不平等的早期根源追溯——基于机会不平等的测度与分解

机会不平等是隐藏在我国中老年群体健康不平等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促进机会平等亦是实现健康公平的焦点问题。基于Roemer机会平等理论,利用CHARLS 2011—2018年4期追踪数据,实证检验“环境”因素和“努力”因素对中老年健康的整体影响,并依托事前参数法、Shapley分解和非线性Oaxaca-Blinder模型测度与分解机会不平等程度,最后基于方差分解进一步衡量相对“努力”的贡献度。结果表明,“环境”因素中,儿童期社会经济地位、16岁以前居住在城镇地区及其社区环境对中老年健康具有长期正向影响,“努力”因素中,受教育程度的作用最为明显,能够显著改善中老年时期的健康水平;“环境”对“努力”存在偏效应,儿童期社会经济地位越好,越有可能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与“环境”相关的事前机会不平等绝对系数为0.105,儿童期家庭经济情况、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幼时父母健康是形成机会不平等的主要因素;性别、城乡、出生队列间的机会不平等差异主要源于系数效应,即“环境”对健康结果影响程度的不同;纳入相对“努力”后,生活方式和受教育程度两个相对“努力”变量对健康不平等的解释率为12.17%。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