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愈经学思想及其历史地位

韩愈在经学史上有独一无二的贡献,主要有:立儒家之道统、辟佛老之学说、开舍传求经之方法、尊《大学》《孟子》之经典。韩愈以上之作为对宋明理学的产生、发展提供了致思方向,为宋明理学在经典选择和理论构建方面奠定了重要的基础。韩愈试图从经学自身的历史与经典中寻找自身发展资源,对后世亦产生了巨大影响。因而,韩愈在中国经学史、中国儒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经学与理学之历史及儒学未来

文化文明是一个生命体,要与外界不断进行"开合、出入、聚散、化",其生机才能旺盛。依此而论,儒学与中华文化的发展史可以分成三个阶段。首先是华夏不同部落的文化融合成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文化。这种文明体演变到魏晋南北朝,遭遇到佛教的巨大冲击和挑战,中华文化融合印度佛教文化形成了禅宗,进而产生了宋明新儒学。就儒学而言,第一期为六经儒学,第二期为四书理学,经学与理学存在着老蚌结新珠的关系。晚明西方天主教与科技文化的传入导致了儒学与中华文化演变第三阶段的展开,从明清之际到民国新文化运动,可谓是儒学与中华文化不断深入反思与痛苦解构的历程。"打倒孔家店"可以看作是儒学与中华文化的凤凰涅槃。随之而来的是儒学与中华文化融合西方文明进行重新建构与结构的过程,我们今天正处于这种大开大合、中西融合孕育新文明的关键时期。     

经学理学化的意义

经学的理学化促进了经学的转型和儒学的进一步发展,提高了中国哲学的理论思辨水平.理学对经学的改造基本上适应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并确立了以儒为主、融合三教的学术发展模式.这对于促进儒家经学及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辽金元三代的经学发展及其特征

辽金元三朝均是由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政权,在政治和文化方面都有其特殊性。三朝与中原文明皆存在一定隔膜,经学基础较为薄弱,就经学成就来讲,的确无法同汉唐两宋比肩。但辽金元经学决非一无是处,而是有其独立品格,尤其是在经史观、夷夏观、道统论、四书六经观等方面,还提出了符合政治、学术情势的新观点,体现出北地经学的独特风貌。可以说,辽金元三代经学是中国经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它在中国思想史上并未缺席。     

经学与经学史研究旨趣

厘清经、经学与经学史的联系及分别,是认识经学之于今日中国乃至人类未来命运的关键所在。而在王朝制度崩溃之后,如何承继道教的真精神和新儒家的旧途径,吸收输入外来学说与不忘本来民族地位相辅相成,借鉴韩愈到朱熹构建天竺为体、华夏为用的新儒学的取径做法,延续近代国人融合中外创建新学的努力,构建西学为体、中华为用,能够亘万古、横九垓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的天理人事之学,作为中国长治久安和屹立世界巅峰保障的崭新文化,是研究的要旨和用力的方向。     

“经学即理学”刍议

顾炎武本人心目中的“理学”是指明道救世之学。全祖望所概括的“经学即理学”一语与顾炎武思想基本相符。“经学即理学”思想为批判理学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使清代的批判理学思潮与汉学汇流 ,同时也意味着经学研究范式的转移 ,即由注意思辨与体验到注重分析与实证 ,从客观上促进了传统经学的瓦解以及学术独立精神的建立     

试论顾炎武的"经学即理学"思想

宋学崛起,将流传千年的汉唐经学"整体推翻",而清代汉学复兴,学者又要将宋明理学"整体推翻",在此背景下,顾炎武提出了分判"理学"、"经学"的标准。顾说"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理学"是"义理之学"的缩语,他的话是对宋明理学尊严的粉碎,是清初思想之一大解放,反映了一代宗师转移和引领学术方向的智慧,而其目的,则在"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其治经宗旨,就是通经以致用。     

刘宗周“慎独”说与经学相结合的思想

刘宗周提出"四书"、"六经"之道慎独而已的思想,把"慎独"说与经学结合起来.认为"人心有独体",主张读经书以求吾心,强调"六经"之教皆以阐发人心之蕴.其目的是为了纠正当时不良的学风、士风,希望通过内省的慎读修养,使人人从善去恶,以解救世道之弊.刘宗周批评了朱熹和王阳明不讲慎独的弊端,认为"四书"、"六经"之道即是慎独,把经学与慎独说结合起来,体现了其经学思想的特色.他融会经学、理学及心学,对宋明理学加以系统的总结和融会贯通,体现出其在理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论邵雍经学的义理化倾向及其历史地位

邵雍在对经学研究中,提出“经有因革”的思想,认为随着岁月的流逝,书传等经书难以详考,应重视礼乐诗书之道的自新,而不停留在以往记问引用讲解的治学阶段和层次上。邵雍治学,侧重哲学理论的创造,提出以道、心、太极为宇宙本原的思想,同时把哲学本体论与儒家伦理学初步结合起来,邵雍对儒家经学的创新主要表现在通过以义理解经,阐发本体论哲学,重视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将儒家经学由原来的重训诂注疏传统转换为重义理阐发、重人情物理的心性之学,从而为理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也为新经学诠释法开了新路。     

徐复观经学史观的历史谱系

徐复观经学史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在经学史观上强调以经学作为奠定中国文化的“基型”,他怀着现代“儒者”的情怀,以独特经学史观解读中国经学史,从而揭示了传统经学史特定的生长机制和思想进路。对丰富和深化20世纪中国经学史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回归真实的经学史”是徐复观中国经学史研究的旨意所在,在这一精神暗示下,21世纪中国经学史的研究任重道远。     

经学诠释与学统观——以全祖望对“经学即理学”命题的诠释为中心

＂经学即理学＂命题是全祖望在修改顾炎武命题基础上提出的,而不是象人们普遍认为的是顾炎武的命题。全祖望修改顾炎武的命题,体现了全祖望学术学统观与史料的矛盾。这种矛盾在学者的研究过程中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这就启示我们在对待前人的著作时,不能迷信权威,要了解作者的学术学统观才可能正确理解作者要表达的原意。     

经学抑或史学——论章太炎今古文经学观及其学术要义

作为清学正统派之殿军,清末民初著名经史学家,章太炎著述颇丰且思想深邃。作为其学术奠基之今古文经学观可谓其治学志趣、援经论政之历史注脚。章太炎自始就是一位坚定的经古文学者,他坚守古文家法但不泥古之,批判今文经学而兼采之,认为公羊学牵强附会致使国史中斩,而研究《春秋》必以《左传》为本,对今文经学独尊《春秋公羊传》及孔子作六经的主张以及晚清今经文学的微言大义中之不遵史实、牵强附会等给予坚决批判,章太炎批驳今文经学,主要针对其学术基本立场和观念,这种学术态度已经走出了传统学术派别之争的藩篱。章太炎经学理念的另一重要特色是倡导经世致用之学而切其时要,主张"六经皆史传统"而光大之。章太炎主张经学即史学,发扬国学,即从史学出发,以史学保持国性,以史学培养国民道德操守,用国学塑造国魂,力求用经史之文化以求拒侵抗敌,复兴文化,重塑道德。     

宋代经学与诗学关系论考——兼谈理学对词论之影响

宋代士大夫优厚的政治待遇、良好的文教氛围、积极进取的儒者精神以及边境之患的社会现实赋予宋人经学与诗学别样之风采.就经学对诗学之影响而言,要者有三:一是宋代经学致用与心学心性观念的两极融通,直接影响了宋代诗学讲求义理与平淡融合的诗风;二是宋代经学对于人格道德的约束与对哲思体会的强调,促发了诗歌讲求“言之悟”与“理之趣”的诗学主旨;三是宋代经学在学术言说方式与诗学文体上面有着交叉之处.而且,宋代理学对词的影响导致词有着从艳情到诗化、由诗化到雅化继而经学化的转变轨迹.宋代经学与诗学之关系对后世经学与诗学之发展极具借鉴意义.     

关于清经学史的若干思考

对于清代经学的性质、特点、分期和历史地位，百多年来，学术界异说纷呈。作者认为，清代的经学，总的说来是封建社会后期的经学，是宋明经学的延伸。这种经学，在内容上无疑存在矛盾的构成，但主导形态则是它的守旧性和腐朽性。“正学”与“邪说”、“心学”与“实学”、“宋学”与“汉学”、“中学”与“西学”、守旧之学与革新之学等等的矛盾和斗争，贯穿于清代经学的始终。     

经学研究正误

在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对立逐渐淡化的今天,经学对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正面意义得以去蔽。在关键问题上,学术界还存在一些模糊认识,尤其是在经与儒学的关系上,没有认识到不是经而只是传才可为儒家所专;在经学的主题上,没有认识到是使人成为文明人基础上的王道理想与成人理想的统一;以往的经学研究往往注目于历史、训诂等方面,而对经学的哲学意义重视不足。这些模糊认识的清理,对经学与现代化的研究确实有着重要的意义。     

汉宋诗经学的异同

汉、宋诗经学在说诗体系上的不同体现在四个方面：在文本阐释上,诗汉学主张依《序》说诗,诗宋学主张求诗本义;在文本性质上,诗汉学认定《诗三百》为政治美刺诗,诗宋学则认定其为一般抒情诗;在对“赋比兴”之“兴”的认识上,诗汉学取义,作道德和政治比附,诗宋学则不甚取义,将之认作文学修辞的方法;在《诗》之用上,汉儒重视其对个人行为加以外在规范,宋儒则重视其对个人内在情操的陶冶。     

朱熹经学与宋学

朱熹作为经学之宋学的集大成者 ,在中国经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在吸取先前经学思想资料的基础上 ,对传统经学加以总结 ,对汉学流弊提出批评 ,并结合时代的发展 ,确立“四书”义理之学 ,对中国经学进行改造和创新 ,使之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又修正宋学盛行后出现的流弊 ,重训诂辨伪 ,反对脱离经文本义而空谈义理 ,启发了后世的训诂辨伪之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朱熹不仅集宋学之大成 ,而且兼采汉宋 ,把训诂与义理相结合 ,从而发展了宋学和中国经学。     

从《毛诗正义》看汉唐经学的阐释意识——兼与宋明理学阐释相比较

区别于宋明理学重在建构经学义理的此在性认同,汉唐经学阐释是一种还原性认知活动,乃是以“述”的方式来继承经典原旨并实现对传统的当下性转化。在经学阐释范式之下,孔颖达等人自觉地将时代精神融入了“疏不破注”的过程之中,而一种通学阐释意识和文献学视角的介入保证了经学知识的周密与正确;同时,孔颖达着意揭示毛、郑旧注的知识来源,额外追加“其所以然”的理解维度,从而凸显了阐释行为本身,也表明了其对阐释确定性的追求。总之,从阐释和接受的角度看,孔颖达经学融合了知识与价值、传统与时代、官方意识与士人传统等多重诉求,这才是他之所以能够统一经学的根本原因。     

蒙文通的今古文经学观

蒙文通继承廖平,以礼制区分今、古文经学,认为今文经学已偏离了先秦孟、荀之学的端绪。蒙文通对廖平及康有为关于古文经学本于刘歆作伪的观点持有不同的意见,指出古文学的特点是敦于笃行,而疏于思究,并提出“舍今古之异同而上求之齐鲁”,以探究先秦儒学之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