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代民间佛教看文明交往和文明对话

民间佛教是佛教中国化的特殊表现形态,展现了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正统文化和异端文化交往和对话的不同特征,为文明交往和文明对话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从历史交往、文明交往到文明自觉——彭树智先生的文明鸿踪论

从提出"历史交往"概念到形成"文明交往"史观直至系统提出"文明自觉"的史学理论,我国著名世界史学家彭树智先生20多年来致力于人类文明交往的探索,漫漫文明鸿踪论期盼人类摆脱历史交往的野蛮性,最终走向交往的文明化。     

交往与对话--文明、宗教冲突的解决途径

引起世界冲突的主要原因不再是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差异,文明的差异日益成为影响世界格局的重大原因,其中宗教间的差异和冲突又成为影响世界格局的更为深层和复杂的因素.因此,如何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今天通过文明之间、宗教之间的交往与对话达到相互的理解,从而正确处理好文明之间、宗教之间的关系,使之实现良性发展,具有十分现实的战略意义.     

伊朗史中的文明交往与文明对话问题——《中东国家通史*伊朗卷》编后记

从文明交往与文明对话的角度出发,对撰写<中东国家通史*伊朗卷>一书的重要性和意义进行了评价.认为撰写由古及今的国家通史,对认识伊朗的全貌至关重要,加深了人们对伊朗全面、系统的了解,弥补了我国在此研究领域中的空白.     

不同文明对话中大学功能的重新诠释

在全球化和多元化并存的今天,在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中,现代大学面临着严峻挑战。交往作为大学的基本功能之一,它促进了不同文明之间的沟通与融合。大学的这种功能随着多元文化模式的到来愈益明显,同时,促进不同文明间的对话需要拓展大学的交往功能,以寻求不同文明之间的宽容与对话。     

文明冲突文明对话文明交往——三种"文明观"的外交理念和实践及发展趋势

文明是决定和影响人类活动的基本因素。冷战结束后,特别是随着“文明冲突论”的提出,各种文明观的讨论逐渐演化成“文明学”的各种派系。从政治学、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的角度阐述了目前学术界关于“文明学”的三种基本观点及其代表人物和相互间的区别与联系,概述了在三种文明观影响下的外交理念和实践。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自觉与文明对话

全球化时代东西方文化关系的演变趋势是对话而非冲突。文明的冲突是人类共同生存的威胁。东西方只有通过文明对话,并在了解自己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反思,才能获得一种高度的文化自觉,才能消除不同文明之间的误解和偏见,21世纪的人类才能和谐共处。     

文化对话与交往理性

针对一些西方学者试图以单一西方文化取代全球文化的多样性,建立以美国文化为主导的文化“全球化”的现状,阐述了哈贝马斯所倡导的交往理性对各民族文化交往的重要启示作用,得出了在全球交往中文化对话的必要性。     

“文明交往论”与当代中国“外交哲学”构建刍议

当代中国外交哲学的构建是长期困扰学术界的理论问题,本文认为任何外交哲学都必须回答如下三个基本问题：（1）主权国家对于其所依存世界的＂总的看法＂;（2）主权国家对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我＂的＂总的看法＂;（3）主权国家对其与当代世界究竟如何互动的＂总的看法＂。＂文明交往论＂作为坚持唯物史观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成果蕴含着丰富的外交思想,它所包含的＂和谐世界论＂、＂文明自觉论＂、＂交往文明论＂等分析范畴正好对应了上述问题,对我国新时期外交哲学的理论构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启示意义。     

论中东上古文明交往的阶段和特征

为了从历史上文明交往的角度来探求现代中东这个有着独特文化的文明圈的形成渊源,采用了文明交往理论的方法,认为中东上古的文明交往分为三个阶段埃及和两河流域两大文明中心东西辉映的时期(远古～约公元前2 000年);两大文明扩散和其他文明兴起的时期(约公元前2 000年～前550年);东西方交汇时期(公元前550年～公元642年).中东文明交往的特征为中东上古文明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明;独特的地理位置、环境和气候决定了本地区贸易的重要地位以及游牧与农耕民族的频繁冲突;形成了交往范围不断扩大的文明圈;独特的地理位置使中东与东西方同时保持着密切联系;上古宗教经历了从原始拜物教、多神教经二元神教的过渡向一神教的发展历程.     

文明对话的发展及其世界意义

不同宗教之间的“文明对话”大概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不过现在重视“文明对话”,主要是由于1993年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的理论。亨廷顿后来承认,提出文明冲突的论点,是要强调文明对话的重要性。但很多杰出的学者已经看到这一理论非常狭隘的二分法破绽。如果要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使各种不同的民族文化能够逐渐地在合而不同的背景下生存,就需要通过对话,逐渐发展出生命共同体的意愿;通过对话,大家都具有和平共处的根源意识。容忍是对话的最低要求。对话主要是了解对方,反思自我的局限性。对话的结果是互相参照,互相学习。对话的最后是“celebration of diversity”,即庆幸多样。     

在对话中传播在传播中对话——巴赫金对话理论的传播学意义

巴赫金及其学说是多面而开放的,在世界范围内,巴赫金研究已经呈现出“有多少个研究者,就有多少个巴赫金”的复杂现象。我国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关注巴赫金,20多年来,对巴赫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研究、哲学尤其是语言哲学研究方面,鲜有人从传播学的视角审视巴赫金及其学说。文章试图发现对话与传播的契合,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巴赫金对交际模式的解构与重构,从中发现巴赫金与传播学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发现对话理论令人惊异的前瞻性。在对话中传播,在传播中对话,正是我们对传播的期许。     

第三代新儒家视域下的全球文明对话

文明对话不仅是世界各大文明自身存在与发展的重要前提,也是不同文明之间相互理解、相互融合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方式。以杜维明、成中英、刘述先、蔡仁厚为例,第三代新儒家的学者们看到了全球化背景下进行宗教与文明对话的必要性,他们关注儒学与非儒学的交流,注重儒学与世界各大文明的对话,并在理论与行动上积极参与全球文明对话的进行,体现出融摄西学、多向建树的趋势、对儒学地位确认的转变以及对话意识的加强三个重要特征。     

师生关系新视野——平等·对话·沟通·理解

师生关系在教育活动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传统师生关系的基础——二元对立的哲学认识论根源着手 ,剖析了传统师生关系的特征及局限 ;并在现代哲学和各种文化思潮如解释学、现象学、后现代主义思潮、人本主义思潮的启示中寻找师生关系的新视野 ,从而建构平等、对话、沟通、理解的新型师生关系     

新媒体视域下我国生态文明传播的嬗变与策略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密不可分,自然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基石。当今世界,人类在利用和开发自然的过程中获得了丰富的经济利益和高速的物质发展,同时也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被急速破坏的生态环境对人类生存的影响正逐渐扩大,娱乐至死的传播现状正减弱人们对生态危机的关注。新媒体环境下,生态文明传播是应对生态问题频发的重要途径之一。生态文明传播的新媒体化是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然而在我国目前的生态文明传播中,无论是从技术上还是内容上都不能与我国生态环境需求相匹配。本文对比回顾了中西方生态文明传播的发展历程,以我国生态文明传播现状为研究对象,从时间、渠道、内容等多方面梳理了我国生态文明传播在新媒体环境下的创新变化与发展。新媒体助力我国生态文明传播呈现出新格局,但也存在专业人才更加流失、优秀内容更加缺失等老问题和传播手段陈旧等新问题。为了解决新媒体环境下存在的问题,需要媒体、政府、企业在科学的生态文明政策指导下,聚焦新媒体环境下的生态文明传播变化,充分发挥新媒体的优势和潜能,建设全程、全息、全员和全效的“四全”生态传播体系,推动可持续绿色经济发展,深入思考生态文明传播的未来发展策略,为我国生态文明事业和全球生态环境保护作出贡献。     

美的对话与独白——对于美学本体论的重新阐释

美学史上一直存在着由独白向对话转变的尝试。无论是神秘论,体系化还是现代性的新思维都无法解决美的对话和独白的问题。究其原因在于：一,传统上对于对话意义的误解。二,价值观上的差异。重塑对话体系以及重建美学本体意义就应该以此入手,变当前美学本体论的设定模式为具有道德规范的商谈模式。     

媒介与文明:伊尼斯传播理论的政治视野

伊尼斯的传播理论提出了媒介影响文明的两重范畴:时间-空间偏向和口头-书面偏向。他认为,建立在传播基础上的比较政治视野比那些仅仅考虑生产或宗教关系的研究更能帮助我们理解一个社会的兴衰。历史被占支配地位的媒介划分成不同的发展时期,这些媒介把信息记载和转化为一定的知识体系,而一定的知识体系又与既定政治社会的权力结构相匹配。媒介和社会的互动造成了传播的偏向,传播的偏向强烈地影响了该社会的文化定向。透过传播的偏向,我们不仅可以辨识文明的特性,还可以预断文明的未来。     

论政治文明建设的意识文中明和行为文明之间的关系

政治文明是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政治意识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作为政治文明的两大组成部分,有其内在的涵义和价值。本文分析了政治意识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的涵义和构成,并试图从中找出二者之间的关系,以期对中国当代的政治文明建设有所裨益。     

“野蛮“与“文明“的对话——《弗兰肯斯坦》的文学批评分析

用巴赫金学派的对话理论分析玛丽.雪莱的科学幻想小说《弗兰肯斯坦》所反映的现实主义意义,我们发现这部小说体现了人物之间在责任、人际关系方面对话的失衡,也表现了多种声音的对话,包括小说中提及的人物、社会成员和不同时代的读者。《弗兰肯斯坦》表现了玛丽.雪莱的反叛精神,具有跨时代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