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捕风——周作人女性思想评述

在中国新文学作家中,周作人的女性思想是自成体系并溢出了主流意识形态框架的.这主要表现在：其女性思想以“男女两本位的平等”为人本框架,特别强调“女性本位”的两性关系法则,在此基础上进而提出了女性“生活之艺术”的审美追求.周作人的这种“自下而上”的女性解放思想是颇具有前瞻性和现代意识的.     

伟大的捕风--周作人女性思想评述

在中国新文学作家中,周作人的女性思想是自成体系并溢出了主流意识形态框架的.这主要表现在其女性思想以"男女两本位的平等"为人本框架,特别强调"女性本位"的两性关系法则,在此基础上进而提出了女性"生活之艺术"的审美追求.周作人的这种"自下而上"的女性解放思想是颇具有前瞻性和现代意识的.     

周作人遇刺案新探

1939年元旦发生的周作人遇刺事件,在当时和后世皆引起强烈反响,并成为聚讼纷纭的焦点。当时的亲历者亦对此事加以申说,然囿于时间和视野的局限,相互间多有歧异和抵牾之处。利用周作人遇刺案的档案卷宗,推知当时参与刺杀者实有三人,并对刺杀的过程重新加以梳理和还原,以求对此桩公案的认知有所裨益。     

散文的周作人与周作人的散文

周作人深怀散文情结。"散文的周作人",意指周作人本身就是他所指认的言志的散文。他的哲学思想、人生态度、性情情趣等无不诠释着他所命名的散文小品。"周作人的散文",可表述为散文是周作人的一种语言物化,是周作人生命存在的另一种方式,是周作人精神私人化的一种表达。主体与文本这样地相生,在现代散文史上,周作人似是第一人。     

周作人与佛学文化

与传统文人之游心佛老相近,周作人最早接触佛学是以解脱内心苦闷为目的的。南京就读期间在“人生无常”情绪支配下,他偏于接受“生本不乐”的佛教生命观,这成为形成他一生苦质情结的起点;２０年代初道路再择引发的思想混乱,佛学“众生平等”的普亲观对他产生了更强的冲击,由此强化了他尊重他人、尊重生命的人道情怀。而真正显示周作人现代知识分子精神的,是在于他接受佛学主要用于人格意志与思维方式两方面的建设。原始佛教缘起性空论强化了周作人反权威偶像的人格精神,帮助他摆脱黄金时代终将到来的盲目情绪;而佛学“空有不二”的思想则有力促进他辩证思维的形成,从而使他避免了简单线性因果思维方式的桎梏。     

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理论探析

在中国儿童文学研究史上,作为现代文学批评家的周作人主要扮演了“前导”的角色。他对儿童文学理论的建设,具有启蒙意义与开拓价值。     

周作人时事散文论

周作人时事散文创作几乎涵盖了辛亥革命至抗战之前中国历史的重大事件,留下了作者对中国现代历史近距离的观察与思考。在创作上,周作人大胆探索,其时事散文包含了杂文、随笔、书信、序、跋等多种形式,在风格上,含蓄、隐晦,但富有反语、嘲讽,具有很强的战斗力。     

1930年代东亚对周作人的评价——以丁来东的周作人评论为例

周作人从1920—40年代与韩国文人和知识阶层有过持续的接触和交流,堪称中国文人中最关心韩国文化的一位。他学习韩国语,还高度评价韩国的艺术价值,支持韩国的独立,积极肯定韩国的文化认同。当时韩国人也和周作人这位中国新文学主要作家频繁进行交流,关注他的文学活动及思想观念,并把他介绍给韩国,有时予以评论。最值得瞩目的是1920、30年代在北京留学的丁来东(1903—1985)发表的《周作人与中国新文学》(1934年9、10月)。这篇文章系统、全面地对周作人进行了评论和介绍。丁来东对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以前的周作人的文学活动及思想立场集中进行了探讨,并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由于丁来东的文章出现,从那以后韩国读者们对作为中国有代表性的现代作家周作人有了多方面的了解。丁来东的周作人评论是和中国、日本的周作人研究同时进行的。丁来东于1934年5月结束了北京留学生活最终回国,他可能已经了解到从那年4月初开始展开的对周作人《五十自寿诗》的争论。而倾向于无政府主义文艺论,对马克思主义持批判态度的丁来东与周作人在意识形态上达成一致,产生了共鸣,而且当时韩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没落的现实等各种变化因素重叠在一起,使丁来东对周作人的文学活动和思想态度更加关注。结果是丁来东通读了周作人的许多作品和著作之后,发表了《周作人与中国新文学》,这篇文章包含了对周作人的人生文学观、言志文学观、周作人散文创作的特点及成果、周作人丰富的阅读修养、以内容与思想为中心的白话文学论、批判国民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的思想立场、周作人对小品文这一成为现代文学顶峰的文学体裁的提倡、对民间文艺的重视以及具有包容性的文艺批评态度等大量内容,这在当时来说可谓是相当系统全面的评论。苏雪林的《周作人先生研究》是1934年12月发表的,增田涉的《周作人论》是1935年9月发表的,而丁来东的《周作人与中国新文学》是在早于他们的1934年9、10月间就已经发表了,这一点也有必要予以关注。虽然丁来东对周作人的评论不是长期持续进行的,但却是在较早时期进行,而且在韩国又是首次系统全面地评论了周作人,因此这在东亚的周作人研究史上是具有一定的意义的。     

新世纪以来的周作人研究

本文从文艺理论与批评研究、思想研究、散文研究、民俗研究、翻译研究、史料的整理与发掘等几个方面对新世纪以来的周作人研究进行综述,以飨周作人研究者。     

周作人儿歌观考辨

周作人儿歌理论体系由民间儿歌与新儿歌两部分构成，其核心要点是“儿歌者，儿童歌讴之词，古言童谣”。由于该理论是在新儿歌（创作儿歌）缺席的前提下产生的，所以，笔者认为其中“儿歌者”之“儿歌”当是特指民间儿歌，并非新儿歌。因此，周作人儿歌观之实质乃是“民间儿歌即童谣”。     

周作人新诗理论述评

周作人是中国新诗的开拓者之一,在新诗理论和创作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周作人为新诗划定了界限,认为诗歌的专职在抒情,要求诗人应真诚而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情感,注重诗歌的散文化,指出了新诗深受中外诗歌的影响,为新诗的发展指出了道路,并深刻地认识到：新诗的根基不稳,新诗革命是不彻底的.     

周作人与北方左联——以周作人与谷万川为中心

探讨周作人与左翼文学之间的关系,北方左联是不可忽视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学界对此鲜有探讨。本文以周作人与谷万川为中心,同时探讨周作人在公葬李大钊等事件中的表现,以此展开对周作人与谷万川以及北方左联之间紧张关系的探讨。     

论周作人散文的风格

平缓、平正、平实、平易、平质是周作人散文的内涵意蕴、文学追求、审美情趣、文风语言、秉性资质的集中体现。     

论周作人晚年的鲁迅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晚年的周作人继续写有大量的散文作品.周作人的这些晚期散文对于鲁迅研究具有特殊且重要的意义.作为鲁迅早年生活最熟悉的"亲历者",周作人晚年不仅为鲁迅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史料,还为鲁迅研究提供了极具个性的独特视角和独特观点,这些都是应该受到重视的.     

论周作人的儿童教育思想

用作人是最早重视儿童教育的中国现代学者之一,也是最重视儿童个性并努力以理性科学的态度为孩子自由的精神世界说话的学者.他的儿童教育思想是丰富的、系统的,在当时可谓空谷足音.他重视儿童主体性,提倡对儿童实时性教育等先进教育理念在今天仍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周作人与中国比较文学

在中国现代文坛,周作人是最早评价外国文学艺术,倡导中西诗学融合,进行对比研究的,是中国比较文学的播火者,也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先驱者之一。     

周作人与非宗教运动

众所周知,五四时期的周作人对宗教是相当热心的,但1922年春天爆发的声势浩大的“非基督教运动”却使他从这种宗教的兴奋中清醒过来。在非宗教运动中,周作人对现代知识分子掩藏在无神论外衣下的准宗教情绪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和批判,他所强调的“理性的反抗才是一切革命的精神的本源”以及“专制的狂信”是东方文化中最大的毒害等,对我们今天研究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宗教情绪以及革命与宗教意识形态的关系等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论周作人后期散文风格

本文认为周作人心中“绅士鬼”抬头后散文文风由前期向后期转变 ,风格转向平柔、内省、中庸、隐晦、模糊、清苦和闲适。与“鲁迅风”散文风格相对而另成一格 ,文风柔淡犹疑有余 ,清醒、果断不足     

周作人的人生观与文学价值观

作为新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作家,周作人的文学价值观发生了多次重大转变.这既决定于中国现代社会历史发展的风云变幻,也与他本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人生阶段上人生观的变化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因此,从人生观和文学价值观的互动关系出发,应该是厘清周作人文学思想发展演变过程的一个有效角度.     

周作人的个性主义文学观

周作人的个性主义文学观认为文学是＂人＂的,文学是＂个人＂的,文学是＂个性＂的,文学更是＂自己＂的,构成了相对完整、内容丰富的一个系统。在＂人—个人—个性—自己＂这一逐层收缩的价值系统中,充分显示了周作人对于＂个人＂的理性自觉和情感坚执。当他以这种思想来批判封建礼教时,这种理论发挥的是积极的作用,但当他把人的生物性单独地夸大并使之与人的社会性相割裂时,这一理论的消极作用就暴露出来。这种个人原则的至高无上性决定了周作人以保持个体的个性自由和切身利益为最终选择,放弃了对社会、民族的责任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