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安悟道：朱熹对《论语》子夏之门人“洒扫应对”章的阐释

对于《论语》子夏之门人“洒扫应对”章,汉儒认为子夏所言“有始有卒者,其唯圣人乎”意在强调“大道与小道殊异”而“学当以次”,有轻视“洒扫应对”之嫌;与此不同,北宋二程的解读既讲“君子教人有序”又讲“理无大小”,既重视“洒扫应对”又强调由此而“精义入神”。然而,从字面上看,二程的解读很容易引起困惑。朱熹在同安任官期间对二程的解读作了深入思考,并由困惑而觉悟。同安悟道在朱熹学术思想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是朱熹由佛归儒的关键节点,也是朱熹“理一分殊”思想体系的起点,包含了朱熹“格物致知”思想的最初萌芽,并为朱熹形成由“小学”而“大学”的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尤其是,由同安悟道发展而来,朱熹《论语集注》解子夏之门人“洒扫应对”章时,运用“理一分殊”概念对二程的解读作了更为深入的解释和发挥,强调君子教人不是依据所教内容之本末来确定教学的先后次序,而是根据学生能力水平的高低层次循序渐进。朱熹的阐释无论是在经典解读还是在义理发挥上都有所创新,不仅对后世《论语》解读具有重要影响,对当下的道德教育亦具有启示意义。     

“取利而和，则谓之义”:康有为义利观的新发明——兼与朱熹之比较

康有为解《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融合了朱熹注的全部内容，同时又不满于朱熹注把君子、小人解为“以德言”,补充了刘宝楠注所谓“君子、小人以位言”的说法，将社会上层官员与下层百姓在义利上的不同道德要求区别开来。与朱熹一样，康有为反对“利心”,推崇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反对上层官员为自己谋取私利；同时又不同于朱熹所谓“不求利而自无不利”,他发挥《易传》“利者义之和”而讲“取利而和，则谓之义”,对“取利”有更多的肯定，并且重视外在的事功，批评宋儒“轻鄙功利”,从而展现了朱熹之后儒家义利观之复杂变化。     

从“已发”到“未发”——李侗对程颐“中和”诠释的转变

“中和”思想源自于《中庸》,因其丰富的心性理论为宋代理学家所重视。北宋学者程颐从“已发未发”的视角对“中和”概念进行重组建构,将其抽象、提升为心性论的高度,并提出了“已发之后求中”的心性理论。而南宋学者李侗将程颐的“中和”概念进一步内化,提出了“未发之前求中”的心性理论,更加突出了“心”的作用。李侗对程颐“中和”思想的全新阐释,在宋代《中庸》的研究史上留下了精彩的一笔。     

朱熹与南剑三先生

二程思想经杨时、罗从彦、李侗,四传而得朱熹。宋儒杨时(1051—1135年)、罗从彦(1072—1134年)、李侗(1093—1163年),都是闽之延平(今属福建南平地区)人,延平在宋朝称南剑州,杨、罗、李被称为“南剑三先生”。朱熹(1130—1200年)与南剑三先生的关系,学术界议论不一,有的指出朱熹对三先生是不满意的,笔者认为确实如此,但尚须做具体分析;有的断言,二程思想经杨时“道南”,再经罗从彦到李侗止,朱熹直接继承二程思想。笔者对此不敢苟同。应如何看待朱熹与南剑三先生的关系,下面从几个侧面作点粗浅的探讨。     

论中庸

中庸一词为孔子所首创,《论语·雍也》篇讲:“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何晏《<论语>集解》曰:“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见《十三经注疏》),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云:“中即训正”。程颐解:“不偏之谓之,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熹《四书集注》中概括为:“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综上各家所注,对中庸概括三句话解释,即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执两用     

"义而可以利":王夫之对程朱义利观的发挥

王夫之对于义利关系的探讨,大致围绕着程朱所言“仁义未尝不利”而展开。他依据《易传》“利者义之和”、“利物足以和义”,把利于天下百姓看作仁者之事,包含了对利的较多肯定。在此基础上,他发挥程朱的思想,提出“思利害而不悖乎理也,即仁义也”,进而认为“义而可以利”、“义者,利之合”,强调义与利的相互联系,并且不反对主动求利。王夫之晚年所撰《四书训义》以朱熹“四书”学为本,吸取朱熹注《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中的思想,既从一般意义上讲义利相合,又针对特殊的政教衰乱之世讲义利对立,并认为此时的谋利之人即是小人,君子应当“喻于义而不迷于功利”,因而反对“计利之心”,要求去除“一己之私利”。王夫之对董仲舒所言“正其谊不谋其利”,虽有质疑,但更多的是肯定,甚至称之为“圣功之始基”,认为董仲舒言义而不言利,并非拒斥利,将义利对立起来,而是要反对现实中将义利对立起来的惟利是求,这与朱熹对董仲舒所言的解读与推崇是较为一致的。王夫之继承和发挥程朱义利观而形成的既重义又不轻利、且不反对主动求利的义利观,是对儒家义利观的新发展。     

论朱熹的解经思想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平生重视对儒家经籍、元典的解读,以“经义”释己见,认为通过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将“经学”形式与理学内容相结合,不仅能重构一个完备的儒家“道统”体系,在儒、释、道三教斗争中,与异教相抗衡:同时在依经明理中,通过“圣学”形式,给自己思想披上经典外衣,更便于合法化地为大众接受。因此,朱熹一生,在构建理学体系的同时,还不断地从事对五经六典的解读、训诂、释义,其涉猎范围之广,几乎遍及诸经。他的理学思想大都通过对经籍的释义而阐发,尤其是对《四书》的解释,几乎毕其半生精力。所以,《宋史》称道朱熹:“其为学,大抵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以居敬为主。尝谓圣贤道统之传散在方册,圣经之旨不明,而道统之传始晦。于是竭尽其力,以研穷圣贤之经训。”朱熹一生著述颇丰,所著书有:《易本义》、《易学启蒙》、《诗集传》、《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大学或问》、《中庸或问》、《论语孟子集注》、《太极图·通书》、《西铭解义》、《楚辞集注》、《楚辞辩证》、《韩文考异》等;所编次书有:《论孟集义》、《孟子指要》、《中庸辑略》、《孝经刊误》、《小学》、《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家礼》、《近思录》、《河南程氏遗书》、《伊洛渊     

“仕而优则学”疑为“仕而优则教(■)”

“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是孔子弟子卜商(子夏)说的两句话,见于《论语·子张》篇。对于这两句话,从东汉至今近两千年来有很多人做过很多次的注释。这些注释虽不尽相同,但可以说是一脉相承,没有什么根本性质的差别。如东汉马融说“仕而优则学”同于孔子说的“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三国时何晏作《论语集解》,采用了马融的解释。北宋时邢禹作《论语正义》,又把“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解释为“人之仕官,行己职而优,间有余力,则以学先王之遗文也”。南宋时朱熹作《论语集注》,在解释子夏这两句话的时侯,也说:“仕而学,则所以资其仕者益深;学而仕,则所以验其学者益广。”明清科举,     

《论语·微子》“分”字注辨

《论语·微子》章中有“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乎?”一句,而对其中的“分”字究竟如何解释,则从古至今,众说纷纭。朱熹在《沦语集注》中说:“‘五谷不分’,犹言‘不辨菽麦’尔,责其不事农业而从师远游也’。刘宝楠《论语正义》说:“郑注云:‘分犹理谓治也’。宋氏翔凤《发微》云:‘王制百亩之分’。郑注:‘分或为粪,此五谷不分,当渎如草人粪种之粪,     

文学文献学琐论

中国文学文献学是一门新建立的学科,其间有待研究探讨的问题颇多。本文拟就以下几个问题作一些琐碎的探讨,以求教于读者。一、什么是文献? “文献”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八佾》。《论语,八佾》引孔丘的话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宋代朱熹注解说:“文,典籍也;献,贤也。”(《四书集注》)汉、宋学者对此作注时,大都是这样解释的。所以《辞海》中说:“文献”“原指典籍与宿贤。”就是指朱熹等人原来的解释。“贤”是指“贤者”、“贤人”,即故旧耆老的言论。     

英语、汉语、朝鲜语、日语宾语的对比

对比英语、汉语、朝鲜语、日语四种语言的宾语,人们会发现它们存在很多异同。而这些异同点会为外语教学、翻译及第二语言习得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文学意义的消解与重建

在商品化和信息化的时代大潮冲击下 ,文学面临着意义的流失与消解。文学的这种现状是与整个人类文化的困境紧密相关的 ,是人类发展特殊阶段上的必然产物。中国当代文学应致力于意义的探寻与重建 ,这表现为在对现实的清醒认识的基础上对理想的重新肯定 ,对现实中的物欲的批判性把握 ,以及对人类生存意义的重新认识。     

从原型角度看《远大前程》中的郝维仙小姐

瑞士著名心理学家荣格的原型理论有四个重要方面：人格面具（persona）、阴影（shadow）、阿妮玛（anima）和阿妮姆斯（animus）、自性（self）。从以上四个方面来挖掘和分析《远大前程》中的郝维仙这一悲剧女性形象具有重要的意义，她的悲剧有着其自身的人格面具、阴影、阿妮玛和阿妮姆斯、自性等心理因素。     

从美语、英语差异看美语固有的活力

主要论述了美国英语和英国英语在语法运用、单词拼写和遣词造句等方面存在的差异。这些差异充分体现了当代美语既保持英语传统又从传统中革新的特点。并从这些差异的分析上进一步论述美国英语由于科技文化的发展 ,语言由繁趋简、活泼生动、富有表现力     

On the Principle wit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n the Lead

Ｏｎ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ｗｉｔｈ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ａｎｄＳｐｅａｋ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Ｌｅａｄ￥ＬｕＤｏｎｇ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ｄｅａｌｓｗｉｔｈｗｈａｔ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ｗｉｔｈ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ａｎｄｓｐｅａｋｉｎｇｉｎ...     

圣西门的实业思想与法国近代的工业化

圣西门的思想以实业理论而著称,这一理论认为近代社会是实业社会,以实业活动为基础,以创造财富、造福人类为目的;为此必须努力发展近代工商业,实现工业化;圣西门还就发展法国新型的金融业和改进农业经营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圣西门的实业思想和工业化主张成了第二帝国时代工业化的主导思想,对法国近代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本然的和谐

科学创造文明 ,也使世界受到损害。当代人的生存被合法地虚无掉了 ,这种合法化的生存危机只有通过艺术的“解合法化”才能克服。艺术是人类感情的全音阶 ,能够使人意识到生命的真实存在。人与世界的和谐 ,是自然而然地拥有的。只是由于人的不断超越 ,这种本然的和谐被遗忘掉了。艺术能够引导人们回归人与自然本原的和谐状态     

绿色城市背景下如何实现景观的人本表达

我国城市建设发展迅速,对城市景观小品需求增大。速生的景观小品设计质量参差不齐,即使是设计质量较高的景观小品也因奢华而与绿色环保的时代要求相去甚远。景观设计将野草文化、就地取材纳入设计理念中,可以实现在绿色城市背景下景观的人本表达。     

《拉格泰姆时代》:向历史意义的回归

美国后现代小说家多克特罗的小说《拉格泰姆时代》,以历史事实与虚构故事相互交织,构筑了一个历史人物与虚构人物的共同世界;使文学政治化,政治历史化。它表现了历史人物和虚构人物都被无法控制的经济和政治力量所异化的命运,也讲述了一段作为拉格泰姆音乐撰写的历史,从而构成了一部节奏明快的新历史主义小说文本。     

广告语与幽默语的顺应性对比研究

广告语与幽默语的顺应性特征有显著的可比性。广告语是通过顺应受众、＂投其所好＂来达到目的。顺应受众是显性的＂褒扬的＂顺应过程;使受众顺应广告语者的目的、产生购买行为则是隐性的顺应过程。幽默语的特点是：幽默制作者有意违背或不顺应受众或听者的预期,这是一个显性的不顺应过程;而通过某种＂线索＂或＂关联＂（即隐性顺应因素）引导受众朝意想不到的或隐性的意义上思考,这个意义就是幽默制作者的意图,这是一个隐性的且具备＂贬损性质的＂顺应过程。广告幽默语具备广告的特征和幽默的顺应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