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花岭

每当人们提到扬州,往往要谈起“二分明月”与“数点梅花”的掌故。“二分明月”的典故,出于唐人徐凝《忆扬州》诗中的“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至于“数点梅花”的故事,则出于张尔荩吊史可法联句:“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张联的出典,又源于“梅花岭”古迹。正好这“二分明月”与“数点梅花”,一天一地,再加上几分人事,就成了千百年     

“以诗解诗”与《诗经》的祛魅——王夫之《诗经》研究方法管窥

两千多年的诗经学历程中,经生注《诗》与理学家说《诗》的结果,使《诗经》逐渐脱离其诗性,而被赋予经学内涵和理学思想,异化为教化工具。《诗》被一代代的诗教“魅影”层层包裹,成为言说政治的载体。基于此,王夫之提出了“以诗解诗”的阐释方法,以诗歌艺术的角度审视《诗经》,体会蕴含其中的情意之美、艺术之美,并以此祛除厚重的《诗经》政治教化之“魅”,从而恢复《诗经》活泼的诗歌生命。“以诗解诗”,不仅是《诗经》研究方法的尝试,亦是推动《诗经》文学阐释进程的动力,在诗经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读李贯通的中篇《天下文章》

“每诵梅花句,一心思故人”,不知道为什么,读《天下文章》,笔者不时地联想起鲁迅。小说第二节,妻子唐莹埋怨丈夫沈九如不会切肉曰“厚的和《鲁迅全集》差不多,薄的又像某某某的一首小诗”,接生大夫一般不会出此妙语的,这分明是作者越俎代庖。李贯通的母校山东聊城师院乃鲁迅研究重镇,是故作品“出鲁迅气儿”也是天经地义。因此,笔者也忽发奇想:这“读后感”姑且都从鲁迅说开云——     

《答俊书记学诗》钱说献疑--兼论元好问的诗禅观

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中说:《元遗山诗集》卷十《答俊书记学诗》:“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下句正后村所谓“将铅椠事作葛藤看”,须一刀斩断,上句言诗于禅客乃赘疣也。句中引刘克庄语见《后村先生大全集》卷八《题何秀才诗禅方丈》:“能将铅椠事,止作葛藤看。”钱先生尝释此诗云:“隐讽诗与禅扞格不两立,文词乃禅家所斩断之葛藤也。”依钱先生之说,遗山诗意即:诗是禅客必割之赘疣,务斩之葛藤,遗山此诗对诗禅关系的看法,与     

《答俊书记学诗》钱说献疑——兼论元好问的诗禅观

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中说: 《元遗山诗集》卷十《答俊书记学诗》:“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下句正后村所谓“将铅椠事作葛藤看”,须一刀斩断,上句言诗于禅客乃赘疣也。句中引刘克庄语见《后村先生大全集》卷八《题何秀才诗禅方丈》:“能将铅椠事,止作葛藤看。”钱先生尝释此诗云:“隐讽诗与禅扦格不两立,文词乃禅家所斩断之葛藤也。”依钱先生之说,遗山诗意即:诗是禅客必割之赘疣,务斩之葛藤,遗山此诗对诗禅关系的看法,与后村同调。     

《诗经·周颂·臣工》主旨辨证

《周颂·臣工》是《诗经》农事诗中比较重要的一篇。关于这首诗的主旨，迄今主要有“诸侯助祭遣于庙”、“戒农官”、“籍田”、“省耕”和“祈谷”等五种观点。经考察《臣工》的字词含义及诗中的用历情况，可知此诗是周天子在籍田上祈麦实而戒农官的一首诗。     

孔子删诗说新议

《史记·孔子世家》首先提出孔子删诗之说,其说在汉魏六朝以前无疑问,到唐代孔颖达首先提出异议。嗣后,主删诗说与非删诗说便成为孔子与《诗经》研究中的聚讼之一,对先秦典籍中诗的流传与使用以及古代的所谓“采诗”、“献诗”之说进行分析,考察孔子与诗的关系,可知司马迁所言的“古者诗三千余篇,乃至孔子,去其重……”这个“三千”是概略言诗歌之多,不是指孔子之世有现成的诗三千。非删诗说和主删诗说的错误都在于此。     

《全唐诗》并无“杨布燮”其人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一九八九年一期《云南古代诗歌概述》一文有两处提到南诏诗《思乡作》是“杨布燮”所写,该文既认为“此诗的作者……目前尚无定论”,又说“《全唐诗》署为杨布燮所作”(着重号乃引者所加)查一九七九年中华书局版《全唐诗》,有关此诗的记载只有两处:一为二十二册8962页,在段义宗名下,题为《思乡》的佚句是“悬心     

张载“诗说”的诠释特色

张载《诗说》的研究现状与其学术价值极不相称,有继续研究的必要。张载《诗说》以“置心平易,以意逆志”为诠释理念,这在他的三大《诗》论中有充分的体现;以顺天、尊君为诠释内容,这在他说“顺帝之则”、说文王必敬事商纣、说后稷之生中有充分的体现。在诠释方法上,以诗、《易》、“气”说《诗》,此则张载《诗说》独有;以古礼、情理、文理解《诗》,是宋儒解《诗》的常用方法。张载《诗说》并非皆合《诗》旨,却是时代尊君思潮的反映,故而值得研究;其诠释方法并非全都新颖,但这些“陈旧的方法”却参与了宋代《诗》学的共构,故而值得关注。     

《诗经·郑风》言情诗艺术探微

《丰》:情态逼真,精巧细腻这首诗抒写女子悔恨没有和情人同行,过后又盼他驾车快来迎娶。汉、宋儒者都以礼解诗,对诗中的女主人公颇多指责。《诗序》说:“《丰》,刺乱也。婚姻之道缺,阳倡而阴不和,男行而女不随。”意指女子“不随”,“不和”是悖于“礼”,故当“刺”。朱熹亦认为“妇人以有异志不从”(《诗集传》),又说“此淫秽之诗”(《诗序辨说》),无端地给诗中女子扣上了“有异志”“淫秽”的罪名。陈子展先生说:“《丰》,盖男亲迎而女不得     

钢琴曲《梅花三弄》的中国民族风格

古曲《梅花三弄》原为晋桓伊所奏之笛曲，传说由唐颜师古改编为琴曲，是中国著名十大卉曲之一，又名《梅花引》、《玉妃引》，是中国传统艺术中表现梅花的佳作。古琴曲谱有广陵派据《焦庵琴谱》所奏的“老梅花”与溥雪斋所奏的“新梅花”两种。     

谭嗣同狱中题壁诗真伪辨简介

顷读《社会科学战线》今年第一期何泽翰《谭嗣同狱中题壁诗新解》,深有启发。此诗曾引起史学界的论议,惟多谈论“两昆崙”的解释,而不怀疑其诗的真实性。谭氏此诗初见于梁启超的《谭嗣同传》,其诗曰:“望门投宿(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因梁谭的亲密关系,无人怀疑此     

高适《燕歌行》所刺新考

盛唐边塞诗人高适的名篇《燕歌行》（四部丛刊影印明刊本《高常诗集》卷五），今人多认为诗序中所言之“御史大夫张公”即为玄宗时名将张守进，所谓“征戍之事”指开元二十六年《七三八》张守登隐瞒部下败状，“妄奏克获之功”这件事（见《旧唐书》卷一O三“张守检传”）。高步瀛《唐宋诗举要》卷二在此诗下引《旧唐书·张守传》后即谓“此诗盖隐刺之也。”岑仲勉先生亦谓“此制张守登也。”《读全唐诗札记》朱东润先生主编之《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编之《唐诗选》论及此诗时亦持此看法。傅珐琅先生则对此提出…     

《诗》《易》中的“汔”

(一) 《诗经》和《周易》中的“汔”字,古注、今注及词书释义分歧很大。《诗经·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毛传:“汔,危也。”郑笺:“汔,几也。”(《左传·昭公二十年》引此诗,杜预注:“汔,其也。”《后汉书·班梁列传》引此诗,李贤注:“汔,其也。”《孔子家语·正论》引此诗,王肃注:“汔,危也。”朱熹《诗集传》:“汔,几也。”《康熙字典》用此例,引毛传、郑笺、孔疏后曰:“按诸家反复相训,是汔为几也。左传昭二十年引此诗,杜预云,汔,期也。然则期字虽别,亦是近义。”旧《辞源》用此例,释义为“几也,一曰其也。”旧《辞海》用此     

梅文化与古代文人人格——咏梅诗词杂谈

梅花是我国的传统名花之一。《诗经》就有“山有佳卉,侯票侯梅”之句;《山海经》中也有“灵山有木多梅”的记载,迄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她以其艳丽的色彩、浓郁的芳香、婀娜多奇的风姿而深受文人士大夫青睐。人们赋予她美好的名称,或称之“雪中高士”,或与兰、菊、竹并誉为“四君子”,或与松、竹并称为“岁寒三友”。种梅、育梅、赏梅、画梅、爱梅成为文人雅士的一种癖好。正如范成大在《梅谱前序》中所言:“梅为天下尤物,无问智、愚、贤、不肖、莫敢有异议。学囿之士,必先种梅,且不厌多,他花有无多少,皆不系轻重。”人们屋前屋后栽梅,里里外外盆景插梅,屏风上画梅。唐代杭州的孤山梅林就久负盛名,罗隐《梅花》诗所谓“吴王醉处十余里,照野拂衣今正繁”就对此进行过描述。至宋代栽培梅花更达鼎盛时期,这从宋人的咏梅诗中就可看出。人们或以梅名地名亭,如广东有梅州、梅江、梅县;元人吕诚隐居昆山车仓,蓄鹤种梅,其亭榭命名曰“来鹤     

古典美与现代意识的融合——读孙国章《诗神与爱神》

“雪落着……”/ 美丽的静默,/冷冻成一座雕像。/ 目光摔倒在路上。/心说:/那里梅花开了。” 这是印在《诗神与爱神》背面的一首诗,题目为《远山》。它很美,但是“目光摔倒在路上”却打破了静态的美的平衡,“目光”先于身体前去寻梅,“摔倒”而不停止,原来终于看到“那里梅花开了”。诗人孙国章对美的执意追求,塑造得何等动人！ 对美的追求源于对生活的热爱。诗人作为共和国历史的见证人与生活的参与者,在     

闻一多“《小弁》为弃妇诗”补证

《小雅·小弁》的作者是谁?它的一些关键性的诗句该怎么理解?历来争议颇多。据《孟子》所载,远在战国中期,高子和孟子对此就有不同的看法。高子说:“《小弁》,小人之诗也。”孟子则认为:“《小弁》,亲之过大者也。”又说:“《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到了汉代,毛诗学派和三家诗学派对此诗的理解也不相同。《毛诗序》说:“《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三家诗则谓此诗为周宣王大臣尹吉甫之子伯奇所作,谓尹吉甫惑于后妻,伯奇无辜被逐,因怨叹而作此诗。到了宋代,朱熹对《毛诗序》的说法有所怀疑:“《序》     

梁祝“化蝶”出宁波——梁祝“化蝶”情节发源地新论

梁祝化蝶最早发源地在江苏宜兴,现已成为学界的定论。从日本“五山时代”早期学者义堂周信汇纂的宋元僧人诗选中,新发现南宋释绍隆《梁山伯墓》诗,经考证后认为这才是真正的“梁祝化蝶”第一诗,顺此提出宁波地区为梁祝“化蝶”发源地的新观点。     

李白《公无渡河》浅论

李白乐府诗《公无渡河》历来众说纷纭。陈沆《诗比兴笺》以为此诗“盖悲永王磷起兵不成诛死”。永王“既无戡乱讨贼之才,复无量力守分之智,冯河暴虎,自取覆灭,与渡河之叟何异乎?”陈氏又引《豫章篇》“本为休明人”云云,以为“即此诗所指”。詹瑛《李白诗文系年》云:“陈沆所言,颇得本诗微意。”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则谓:“陈     

重探汉代经学中的赋比兴说

考察赋比兴所自出的“六诗”“六义”说在汉代经学中的出现与诠释过程,可知赋比兴作为一组关联范畴出现在经学论述中始于东汉时代,但直至汉末并未作为观念架构应用到《诗经》的诠释。真正影响汉代的是《论语》“诗可以兴”的观念,《毛传》之以兴说《诗》及王逸《楚辞章句》的以兴解《骚》都属于此一传统,这也是《毛传》及王逸“独标兴体”的真正原因。由于汉代经学家未以赋比兴的观念架构论述《诗》《骚》,因而应将汉人对《诗》《骚》之兴的论述从赋比兴的观念架构中分离出来重新诠释,并重建从以兴论诗到以赋比兴论诗的观念史。汉代经学史及文学批评史亦应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