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学发展观的人权意蕴

科学发展观不仅是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理论,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建设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提升了我国人权保障的新境界,创新了我国人权理论的新内涵,指明了我国人权建设的新途径。     

依法治国与人权保障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如何加强人权保障进行了全面部署。依法治国是人权得以实现和落实的重要保障。人权保障是依法治国推进程度的价值衡量标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个方面整体推进,全面贯彻四中全会提出的人权保障的要求,促进法治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协调发展。依法治国视野下人权保障的重心在于落实和加强人权的司法保障。要着力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人权保障方面的突出问题,严防冤假错案,充分发挥好司法机关在人权司法保障中的作用。     

社会主义人权发展史上的里程碑--论"人权入宪"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意义

"人权入宪"是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深化的总结,是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实现全面的小康社会的需要,是反映当代人权保障国际化趋势和加强在国际人权事业中进行交流和合作的需要,也是对我国政治文明建设和人权实践的经验进行理论研究的必然产物.     

从罪犯权利到受刑人人权

主持人语:“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纲领性的人权原则入宪,标志着我国人权的制度化保障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对一个国家的人权保障体系而言,衡量其健康程度的最直观标准是其对社会弱势群体尤其是对受刑人人权的保障样态。对受刑人人权的保障可以检测出一国人权保障的水准,还可以检测出一国的人道文明程度。在我国立法中,“受刑人”的概念等同于“罪犯”的概念。实际上,“受刑人”这一概念是一个感情色彩极低的词,他指的仅是处于一国刑罚处分当中的人;而“罪犯”这一概念则是一个感情色彩极强的概念,其中含有的贬损之意是不言而喻的,且是和有罪推定的刑罚观紧密关联的。当“受刑人”这一最易被大众、被主流社会所遗忘的群体进入我们关注的视野时,尤其是当我们将罪犯权利的保护提升到受刑人人权保护的层面予以关注时,我们对和谐社会建设就有了更为深切的体认,对我们自己的人权保护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因为按照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原理,保护罪犯的人权,其宗旨还是保护所有人的人权。在此,山东大学法学院、南京大学法学院、山东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的几位青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中的政府职能研究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制定与实施将把政府的行政职能纳入到人权保障体制中,这将极大地提高我国的人权保障水平：但是,在目前权力巨大的行政体制和以经济建设为政府主要目标的情况下,实施人权保护存在着诸多不适应之处。公共政策的实施主要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但人权保护更主要是保护少数人的权利：当在政府与市场（企业）结为一体时,实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困难更大,在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下培育公民社会将是中国人权发展的最终途径。此外,政府实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还需建立客观有效且易行的地方政府人权职能绩效评估指标体系,以及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成立“国家人权委员会”。     

论国权与人权的关系

随着新世纪的来临，西方国家以“天赋人权说”为基础，提出了“人权无国界”、“人权高于主权”等理论，并计划以此作为下个世纪国际秩序的核心思想，为西方的干涉和霸权服务。从理论上搞清国权与人权的关系，成为我国学术界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人权不是天赋的，而是国赋的；只有国家或社会共同体的立法和司法制度才是人权的惟一来源和保障。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人权也具有了某些国际性的方面。人权的国际性方面诸问题的解决，仍应以国家主权为前提和基础，并不能构成对国赋人权的否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人权的国际性方面推行基于人权理由的新干涉主义，成为冷战后国家主权面临的最大挑战，发展中国家应当有所警惕并提出相应对策。当前，尤其应注意西方国家利用霸权地位向世界灌输其人权理论和人权标准的趋势。我们必须加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人权理论的步伐     

少数民族人权发展的法理解析

平等权的国际法宣示使少数民族人权的确立获得了正当性;多民族国家内法渊源中少数民族平等权的规范使得少数民族人权的实现获得了法律保障.人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规律展现了少数民族人权发展的逻辑进路是从普遍人权到特殊人权.我国少数民族人权发展的现实路径是在社会主义宪政框架内,根据<民族区域自治法>来落实民族区域自治.     

社会与国家关系视野下的政治文明探析

从社会与国家关系角度来看,政治文明建设的目标在于构建互动平衡的社会与国家关系。以此为视角,对我国政治文明建设进行历史检讨的结果表明:对我国进行政治文明建设,急需构建一个相互控制和相互支持的良性互动的社会与国家关系结构。人权体系的不可分割性决定了国家体系的不可分割性,从人权保障原则出发的改革将是整个国家体系的创新。以此为基点,一个相互控制和相互支持的良性互动的社会与国家关系结构必将产生,也势必对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中国化的逻辑范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将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成功实现了理论的中国化。这一过程的前提在于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与把握中国人权实际,围绕实现最大多数人的人权这一主题,立足保障人民生存权、发展权的人权建设基点,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指向,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这些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中国化的逻辑范式。     

人权法的失衡与平衡(英文)

在公共治理场域中生成和行动的人权法,应当是能够促成和谐人权保障关系的平衡法,它在机制上表现为人权保障目标与制度安排的匹配性,在内容上反映为公民权利设定的合乎理性,在形式上表现为人权法规范体系的协调一致,在行动上体现为人权保障过程基于商谈形成共识,在结果上表现为人权保障绩效的最大化。由于不同人权之间往往存在着张力,加上人权保障具有跨部门法性,再加上国际人权法依赖于国内法转化或衔接等原因,因此人权法容易失衡,制约着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目标的全面实现。要解决人权法失衡问题,应当选择开放性的公私商谈模式、遵循理性的衡量标准对人权入法进行审慎权衡。     

明朝治理边疆思想的时代特征

明朝的治理边疆思想既有对以往封建王朝治边思想的继承,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在取代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元朝之后,边疆局势与其他王朝有许多不同之处,治理边疆理念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明朝统治者不仅从“天命论”的角度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而且提出“华夷一家”的理论,这是对元朝“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标志着民族融合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层次,中华整体观念已深入人心,同时也为清朝的治理边疆思想奠定了基础。     

实践概念内涵的人学意义探析

人们对实践概念内涵的理解通常是来自传统哲学教科书的定义,哲学史上各派哲学家对实践的解释仅限于道德领域和认识论领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对实践概念的内涵作一全新、整体的理解,把实践概念内涵和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联系起来,把实践理解为人类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总体性活动。     

资源枯竭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支持

我国资源型城市的转型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资源型城市的资源枯竭包括物理意义和经济意义两种方式.在判定资源枯竭的类型以后,应在政策上区别对待处于不同发展时期的资源型城市,着力解决接续产业的选择与发展问题.应根据不同城市的特点,进行分类研究,科学地判定并实施不同的转型策略,发展不同的接续产业.     

居民消费信贷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个人住房贷款是居民中长期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内容.贷款利率水平、通胀率水平、房价水平与中长期居民消费性贷款水平进行的协整检验与Granger因果分析表明:信贷利率是影响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因素,而通货膨胀率上升刺激消费信贷的作用仅仅是相对较为明显,房产价格尽管对消费性信贷具有相关性,但是这种影响是微乎其微的;银行贷款利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消费性信贷增长之间的影响存在着较为复杂的互动关系.实施"区别对待、有保有压",鼓励合理发展消费信贷;完善住房公积金、建立住宅储蓄银行制度等内容有助于提升宏观信贷调整政策效果.     

农村土地的政治学

当前中国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土地冲突,一是在城郊和沿海发达地区围绕土地征收而发生的土地冲突,二是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为农地权益归属而发生的冲突.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冲突,也服从完全不同的两种土地政治学.而就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之间的冲突而言,在取消农业税前后也有很大的差异.只有深入了解农村土地冲突的不同类型及不同时期的划分,了解农民土地权利意识的变迁,才能真正理解围绕农村土地冲突的群体性事件的不同性质.     

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之重述

法的本质是法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对法的本质的界定,又必须从人性、一般性、渐进性三个方面来进行。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认为,法是阶级意志与国家意志的统一,它体现了法本质中最为核心的内容。然而,意志本身必须受到制约,这包括两个方面:理性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内在因素,而物质生活条件则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外在因素,由此来保证法的合理性。     

从边缘到中心:明清实录对东北历史观察视角的转换

从应用统计和比较方法的角度来看,明清两代实录对东北历史记载存在很大的差异。由于修纂主体和观察视角的不同,《明实录》和《清实录》对东北历史的记录和反映出现了从远视到近观,从模糊到清晰,从笼统到具体的差异和转换。贯穿起来看,东北历史及其地位在明清两代的《实录》里,呈现出从边缘到中心的演变过程,原先朝贡的边夷成了中原的统治者,本来缺乏记载的明朝边缘转而成为清朝发祥的中心终获大书特书。     

中国政府的管理规则系统

完善的政府管理规则系统是政府管理自身的基本工具之一.中国政府管理的规则系统包括正式规则系统和非正式规则系统两个方面.前者主要包括与政府管理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党内法规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领导力量,虽然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主要在法律和行政系统规则规定的框架内运行,但中国共产党的规则对政府尤其是政府中的党员领导干部起着约束作用.非正式规则可分为与正式规则相客和与正式规则相悖两种:与正式规则相悖的规则又称"潜规则",它是非正式规则系统中产生负面作用的一方;有些非正式规则也能发挥正面作用,如有时能提高执政效率,弥补正式规则的不足等.当代社会是法治社会,正式规则应该作为政府管理的主要行为规范,以保证公共行政的公开、公平和公正,但非正式规则也在无形之中发挥着引导和制约的作用.在制度设计的过程中应该把那些符合公众利益的有积极作用的非正式规则上升为正式规则,并且限制非正式规则负面作用的发挥.     

重视培植企业年金有效营运的制度环境

当前我国企业年金热的背后,存在着若干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尤其是存在明显的将企业年金简单化、短期化和技术化的误区。国外企业年金发展中值得认真吸取的一个教训是,一些国家明显低估了企业年金计划的复杂性和职工的高度敏感性。即便是在规范的市场环境和习惯于遵循规则与法制     

论组织生活价值冲突的正义管理

组织生活在根本上具有价值性质,对组织生活的管理是一种价值实践过程.价值冲突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它内在于各种价值相互作用的整体运动的过程之中.管理价值冲突的原则是一种正义原则,针对的是不同主体之间的实质关系.正义地管理组织生活的各种价值冲突,是管理的一个重要任务.所有的价值冲突都存在着对组织整体发展的一般关系,都涉及所有价值主体的共同本质要求,因而存在着管理所有价值冲突的普遍正义原则.价值冲突的性质类型不尽相同,这决定了管理它们的具体正义原则也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