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木天象征诗与波德莱尔诗歌之比较

波德莱尔是法国象征主义的创始人之一,理论的创建者,其对中国20世纪初产生的象征主义诗歌有重大的影响。穆木天留学日本期间学习法国文学,对法国象征主义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其诗歌创作和理论都对中国新诗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本文通过对波德莱尔与穆木天的比较,探寻穆木天式象征主义的特点,分析穆诗不同于波诗的原因是受日本象征主义的影响。     

论日本文化对穆木天的影响

参照日本文学史和诗歌创作,溯源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理论和作品,可以初步梳理出日本文化对穆木天的影响:第一,在日本,穆木天开始接触象征主义,日本文化的“物の哀れ”传统、法国象征诗的传入、世纪末的社会时代背景共同促成了日本象征诗歌的繁荣,为穆木天接触并“完全入象征主义的世界”创造了条件;第二,在日本,穆木天的情感生活体验使他产生了诗感,创作出了《旅心》中的绝大部分诗歌。     

穆木天散论

穆木天是在西方浪漫主义唯美主义和象征主义文学里浸泡过的,他钟情于象征主义。他的《谭诗》和《什么是象征主义》等论文是对象征主义的感情描绘和理论阐述,具有无可争辩的理论与史料价值。他提倡纯诗,追求艺术美。他的《旅心》从内涵到外延都显示了象征派的品格,但不朦胧不晦涩,易被人接受。加入左联后,他是中国诗歌会的主要成员,其诗风转入大众化、民族化。《流亡者之歌》美学价值降低了,但比其他诗歌会成员的视野开阔一些,题材重大,代表了现代诗歌发展的一个阶段,一种流向。穆木天留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业绩必将是他的关于象征主义的诗论和创作;而他在翻译方面的成就,尚待人们去开掘。     

论穆木天的《谭诗》

《谭诗》首次将西方象征主义的"纯诗"概念,作为反驳"散文化"的有力武器引入中国诗坛。穆木天一方面横移西方象征主义的观念为逻辑起点,一方面又在具体论述中竭力抹去其超验色彩,这既来源于辰野隆的启示,也表现了穆木天试图建构中国"纯诗"理论的努力,并直接导引了中国化的"纯诗"理论与西方象征主义的不同特征。     

“诗”与“散文”的“纯粹分界”——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的“诗”与“散文”观（三）

穆木天1926年以法国文学为参照的文学批评体系是通过《法国文学的特质》建构起来的。针对＂五四＂以来新诗观念上＂诗＂与＂散文＂的混淆,他提出＂纯粹诗歌＂,主张新诗的象征主义发展,追寻＂诗＂与＂散文＂的＂纯粹分界＂。与周作人、梁宗岱以及法国诗人瓦雷里的象征主义诗学不同,穆木天的象征主义是通过＂个人生命＂与＂国民生命＂的＂交响＂和＂暗示＂即＂诗性境界＂实现的,他揭示了＂诗＂与＂散文＂在建构基础和方式上的根本不同,为中国新诗的独立发展开拓出一条新的道路。     

“契合”对穆木天象征主义诗学的影响

中国早期的象征主义诗派代表人物穆木天,在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上都为中国新诗作出了巨大贡献。契合论作为西方象征主义的一个重要特质,在经过中国象征主义诗派的接收和重组后,对中国新诗理论具有重大意义。本文通过对穆木天象征主义诗学中艺术法则的分析,揭示契合对穆木天早期象征主义诗学以及对现代诗学理论的影响。     

飞腾的想象 斑斓的色彩——穆木天的《水飘》和他的早期艺术方法

穆木天的文学机遇、文学观念、生活经历和思想情调等因素决定了他的早期诗歌创作绝不仅是象征主义一种方法,而是象征主义、浪漫主义等相融并存.他的早期诗歌《水飘》就是一首浪漫主义的诗作.《水飘》以抒情的笔调,运用多重叠加的意象,展示了广阔的想象,艺术形式上表现了音乐美和色彩美.     

论穆木天与创造社

本文论述了穆木天与创造社的关系。穆木天参与刨造社各个时期的活动,是发起人之一。穆木天的诗论和诗作属于中国式的象征主义,丰富了创造社的创作方法。他的诗论、诗作独具特色:纯粹诗歌与国民诗歌的结合,统一性与持续性的结合,造形美与音乐美的结合,民族彩色与异国薰香的结合。穆木天对外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扩大了创造社的译介范围,成为创造社中法国文学研究的权威。     

民族化的象征主义——论《旅心》的民族色彩

同李金发相比较,穆木天的象征诗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在《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中,穆木天就试图将西方的象征主义与中国的民族生活、民族文化和民族诗学融合起来,构筑民族化的象征主义诗歌理论。在他的早期诗歌(《旅心》)的创作中,也比较鲜明地体现出民族化的倾向。《旅心》中的那种怀乡恋古的情调,那种不断求索的精神,那种爱国的情怀,那种自然主义的氛围,以及在意境和语言方面,都具有较强的民族色彩。     

穆木天的文学思想

本文从宏观的角度论述了穆木天的文学道路和思想发展概况。重点论述他是如何成为诗人,从事诗歌创作的思想基础,初期诗集《旅心》表现的象征主义风格及向现实主义转化的倾向。《流亡者之歌》所展示的向大众诗歌迈进的发展方向和作者思想的飞跃。《新的旅途》吹响了时代的喇叭,使他的诗歌从象牙之塔到十字街头。     

"文学史上的失踪者":穆木天--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左翼文学论(二)

穆木天思想和创作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其核心体现了与"边缘文化"相联系的左翼文学的精神特征,与30年代左翼文学的灵魂--鲁迅有着一致的精神趋向.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学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锋性",在这个问题上,穆木天的文艺思想既有重要的价值,又存在着局限性,这种局限是与他的"日本体验"内在相关的.     

"文学史上的失踪者":穆木天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左翼文学论(一)

穆木天思想和创作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其核心体现了与"边缘文化"相联系的左翼文学的精神特征,与30年代左翼文学的灵魂--鲁迅有着一致的精神趋向.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学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锋性",在这个问题上,穆木天的文艺思想既有重要的价值,又存在着局限性,这种局限是与他的"日本体验"密切相关的.     

“文学史上的失踪者”：穆木天——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左翼文学论（三）

穆木天思想和创作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其核心体现了与“边缘文化”相联系的左翼文学的精神特征，与30年代左翼文学的灵魂——鲁迅有着一致的精神趋向。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学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锋性”，在这个问题上，穆木天的文艺思想既有重要的价值，又存在着局限性，这种局限是与他的“日本体验”内在相关的。     

《编珠》编纂与流传考

《编珠》是隋代杜公瞻为隋炀帝编纂的一部类语体类书,编纂时间约在大业六年（610）至大业七年之间,编纂地点在江都。《编珠》在唐宋时代流传不广,《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崇文总目》《遂初堂书目》等对其亦有著录,又可见其流传之余绪。清代高士奇在翰林院整理旧库纸堆时发现了《编珠》残本,补续之后将之刊行于世,《编珠》遂再次公开流传。高士奇补遗本《编珠》与原本有很大不同,《续编珠》则是高士奇据《编珠》体例而成的新作,目前《编珠》主要有清吟堂本、翰林院本、文政十二年本3个流传系统。     

钱穆的文言世界及其现代视域

从现代语言学理论出发,钱穆始终坚持的书写方式--文言,就不能仅仅被视为某种因循、保守的表意工具。其中,由对中国文字特性的深刻体认和书写传统的自觉继承,文言就成为钱穆看待传统文化的本根性、人间性、贯通性的特定方式,成为突破现代性中古/今、新/旧二元对立,使传统进入现代生活的积极经验。     

《四库全书总目·小学类·尔雅》三题

《四库全书总目》作为乾隆时期一部大型的官修目录,收书万余种。《尔雅》是一部在历史上有一定地位和影响的原典,自汉代开始就有不少人为之作注。但《总目》对《尔雅》在历史上的研究情况,并未能做到辨其学术、考其源流,而从类目调整来看,它却是我们研究学科发展演变轨迹最好的助手。《总目》对《尔雅》研究中一些争论的焦点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些见解不仅精当且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值得今人探求。     

钱穆与梁实秋关于中西文学比较的笔战

钱、梁二人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中西语言文学孰优孰劣、中西文学的世界性与地方性、中西文学的雅俗演进分化、中西文学产生背景差异等方面。就语言文学的优劣而言,钱穆认为中国文字是优秀文字的代表,故中国文学亦是优秀的文学;而梁实秋则认为中西文字和文学不存在优劣之分,各有长短;从中西文学的世界性和地方性范畴来看,钱穆坚持中国文学着眼世界性后稍微兼顾地方性,而梁实秋则坚持西方文学更具世界性;就文学发展演化的雅俗路径来说,钱穆认为中国文学是雅化的文学、西方文学是俗化的文学,而梁实秋则论说中国文学也明显有俗化的一面,西方文学也多有雅化的情形;对于中西文学发生的背景问题,钱穆认为中国文学生成于大环境,重视时间的绵延,西方文学则产生于小环境,更关注空间的散播,而梁实秋则认为西方文学也有生成于大环境,这并非中国文学的特例。从二人论争过程和结论来看,他们的观点各有合理性,亦各有片面性,但都为中西文学比较研究提供了不少富有启发的观念与视角,值得当下比较文学研究者去梳理和汲取。     

钱穆对中国古典政治文明的认识及其局限

钱穆从社会形态的视角,分析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士人阶层为社会政治领导者的平民社会,在此基础上,中国古典政治以选拔贤能参加、组织政府为主导原则,并由此建立职权分配细密的职官制度。钱穆也认为中国传统政治中央集权过度、地方政治衰败,社会的平铺化导致社会缺乏力量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主要结构性缺陷。钱穆先生的局限在于欠缺现代自下而上的权利观念的视野,还在古典政治的理想中寻找解决其弊病的途径。      

穆木天外国文学翻译与中国现代翻译文学

穆木天外国文学翻译对于认识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具有重要价值。穆木天与鲁迅有关“翻译”问题的论争,是“五四”以来不同翻译观的碰撞,是左翼文学多元构成的不同翻译观之间的碰撞,这有助于穆木天20世纪30年代翻译家身份的确立,他的巴尔扎克翻译和阐释是左翼文学的重要成果。穆木天的巴尔扎克译著迅速消失在读者视野中,需要结合中国现代翻译文学传统重新认识,但也可见有着他自身素质的限制,相比之下他的诗歌翻译更具有根基性,但却更多地受到来自他自身主导意识上的压抑。     

钱穆的礼文化价值观研究

国学大师钱穆一生重视宣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把礼文化放在核心地位。钱穆对传统礼文化价值的评判素有主见,对传统礼文化秉持扬弃的态度。钱穆的礼文化价值观之形成离不开先祖、父母的教诲及家乡等地传统礼文化的环境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