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力度、人口流动行为与户籍改革

本文分析了户籍制度保护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前提条件 ,通过实证研究论证了工业化乏力和劳动力市场素质门槛是限制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的根本原因。基于人口流动行为的分析 ,阐明了户籍制度改革可能使部分率先富裕起来的农民入住集镇或中小城市 ,但并不能根本改变民工在城乡间或城市间的“钟摆式”流动特征 ,难以达到促进城市化从而促进就业转换及扩大就业的目标 ,最后是政策含义。     

人口城市化的差别效应和城乡人力资源开发

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人力资源开发 ,必须充分注意城市化的城乡差别效应。本文从生育率、文化素质、就业和人口分布等方面分析了城市化的差别人口学效应 ,提出了城市化推动型的城乡人力资源协调开发等观点     

我国劳动力供需增长的城乡构成

转型时期以来 ,我国劳动力供需增长重心都已明显地转移到城镇地区 ,但也不可忽视全国劳动力存量重心仍在农村。不论从存量还是从增量看 ,城乡都存在供过于求的矛盾 ,必须在加快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努力扩增城市就业容量 ,充分发挥城市化对城乡就业压力的双向疏降作用。     

论农民工就业与城市化——基于年龄结构-生命周期分析

文章运用年龄结构-生命周期方法分析农民工的就业与城市化。指出,城市企业为了追求利润,在用工时主要招收高劳动生产率的青年农民工,导致了(1)乡村还存在大量低劳动生产率的中年剩余劳动力的条件下,城市出现全国性的民工荒。(2)进入中年后的农民工绝大多数无法继续在城市就业,因而工作年限成为农民工城市化的关键因素。作者应用该模型估算出农民工家庭进城定居所需的最低连续工作年限,并对农民工预期工作年限的分析与对农民工工作寿命表的估算相结合,估算出中国具备城市化最低限度经济能力的农民工总量。     

城市化的城乡差别效应和城乡协调发展

城市化作为人口和地域的乡 -城转化过程 ,必然会对城市和乡村两个方面产生各种差别效应。深入研究这种差别效应 ,对统筹城乡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利用 2 0 0 0年人口普查省内迁移有关数据 ,分析乡 -城迁移体现于收入水平、年龄结构、生育水平、受教育程度、劳动就业、人口分布等特征的城乡差别效应。认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必须充分注意城市化的差别效应对城乡协调发展的影响 ,实施城乡协调型的城市化战略 ,走城市化推动型的城乡协调发展道路。     

外来民工对上海市职工再就业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外来民工对上海市职工再就业的影响及对策研究丁金宏，吴绍中，孙小铭，黄晨熹９０年代以来，伴随着浦东开发和经济腾飞，上海的就业形势也是“一年一个样”，数十万职工下岗待工，上百万民工接疏而至。人们不由产生这样的疑问：外来民工挤占上海人的就业岗位了吗？外来民...     

民工流动与中国城乡经济发展

当前,民工潮已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本文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分析了民工潮的成因;民工流动对中国城乡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最后,对如何疏解民工潮,引导民工流动向合理、有序的方向发展做了初步探讨.     

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地区失地妇女发展问题研究--以宁夏银川市为例

民族地区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改变着城乡社会结构,也改变着失地妇女的命运。城市化进程使失地妇女在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社会保障、医疗、就业等方面都将面临新的抉择和严峻挑战。她们能否顺利地实现再就业,能否尽快溶入城市化之中,将对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以宁夏银川市为例,对西部民族地区失地妇女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原因,进行了中肯的分析,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     

城市化与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研究

文章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历史、现状与趋势.从横向看,中国城市化率还偏低;从纵向看,中国城市化低于工业化的偏差正在扭转;从结构看,劳动力仍较多地聚集于农业生产,是资源配置的最大错位.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的最大特点是在打破城乡要素分割的基础上实现的.但由于受到就业、生活、交往等多个层面的社会排斥,大多数农村流动劳动力未能实现稳定定居,处于"半城市化"阶段,农民工问题成为中国城市化的核心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城市化进程将会加快,统筹城乡成为公平发展的要求,这些都给农村劳动力流动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     

北京外来工:社会学、经济学视角研究

本文主要利用１９９７ 年“北京外来工调查研究”课题在北京东城、崇文、朝阳、海淀４ 个城近郊区做的定点问卷调查（ 外来工２３８ 人） 和访谈调查（５０ 人） 及１９９７ 年北京市外来人口普查资料，从社会学、经济学视角研究城市外来工（ 流动民工） 的就业方式和生活交往方式；外来工的内部分层结构及其经济社会地位；外来工的工作、休息及福利待遇状况；外来工在城市就业过程中对城乡经济发展及个人发展的影响     

土地征用、就业冲击与就业分化——基于江苏省南京市失地农民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江苏省南京市失地农民为例,对土地征用所导致的就业冲击和就业分化进行实证研究并得出以下结论:大约54%的被调查农民在土地被征用后改变了自己原有的就业状态,其中以征地前从事农业的农民为主,并且中老年、人力资本水平相对较低的农民受到冲击的可能性较大。受到就业冲击的失地农民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就业分化,主要表现为外出打工和陷入失业,继续从事农业的很少。计量检验显示,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对于促进失地农民实现各种形式的非农就业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而年龄偏大的失地农民更容易失业;男性更加愿意外出打工。土地补偿金、征地的用途和生活费补助与失地农民的就业分化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系。     

我国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路径选择与制度支持

农民阶层是社会地位较低表现为:农民收入明显低于其他阶层的收入;农民充分就业率低农民整体素质相对较差。橄榄型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要求提升农民阶层社会地位。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是增强农村劳动力就业竞争力,实现农村劳动力持续性就业根本性的路径选择。政府应为增加农村劳动力就业提供在人力资本投资、劳动力市场体系建设、消除对农民的歧视、社会保障制度健全等方面的制度支持。     

论新时期的人力资源开发与有效就业

人力资源开发是我国新时期扩大有效就业的决定性前提条件。它通过优化开发增加人力资源的有效供给,既可促进就业的持续扩大和亿万农民就业非农化的大转换,又能推动新的低劳工成本国际比较优势的形成而扩大就业,从而就可使严重的失业和潜在失业压力得到根本缓解。因此,当前我国应实行"人力资源开发第一"和开发战略重点向农民倾斜的重大战略调整,并重点突破创业能力与创业人才开发的瓶颈,多层次地增加人力资源的有效供给,以从根本上促进有效就业的扩大。     

城乡统筹发展视阈下的重庆市失地农民就业问题分析与路径选择

近年来,失地农民在重庆各地不断涌现。尤其是重庆市被确定为“统筹城乡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之后．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失地农民这个社会群体迅速膨胀。由此衍生的就业问题困难重重。能否很好地解决这一难题,关系到社会稳定扣经济健康发展,也关系到城乡统筹改革战略的顺利实施。本文将基于重庆的基本市情。结合“统筹城乡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建设这个重大的契机,以开放的眼光探讨其解决路径和措施。     

失地农民内涵与数量估算——以广东省为例

目前,由于缺乏一致认可的"失地农民"内涵界定,导致失地农民数量的估算较为混乱。文章提出,应从时间、身份、土地面积、土地用途或权属4个维度把握失地农民内涵,并在此4个维度下分耕地、农用地、集体土地3种口径对广东省截至2008年的失地农民数量进行了估算。研究结果表明,失地农民数量被低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政策的实施效果不尽如人意。失地农民问题远比预计的严重,政府应及时提供妥善安置失地农民的制度供给。     

我国农村城镇化的必要性及发展策略分析

我国"三农"问题与城市化严重滞后问题并存,使得快速、有序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成为当务之急。在城市增加就业容量趋缓、农村劳动力日增且素质低下、乡镇企业由于分散而面临困境等诸多现实问题面前,农村城镇化成为推进我国城市化的主要途径之一。农村城镇化的发展要坚持走可持续的道路,需要因地制宜、各方面协同发展。     

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浅层次转移

目前 ,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面临的困境是 :1 .供给量过大 ;2 .城市就业压力增大 ;3.乡镇企业吸收能力减弱 ;4 .农民自身素质低下。在这种背景下 ,引导农业剩余劳动力实现就近就地的浅层次转移就变得非常必要和实际。要实现浅层次转移就应注意发展高质量农业 ,大力发展农村工业和第三产业 ,完善劳动力的流迁机制     

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特征、规律与农民增收

农村劳动力流动具有地域特征、就业手段特征、流动性质特征。农村劳动力流动体现着三大规律,即动力规律、流动规模有限规律、推拉“双反”规律。这些特征和规律直接影响着农民收入的增加。推动农村劳动力流动、实现农民增收的途径:一是拓宽农业发展思路;二是加快乡镇企业发展;三是提高城镇化水平;四是鼓励农村外流劳动力回流创业。     

Declining employment success of immigrant males in Sweden: Observed or unobserved characteristics?

Focusing on Nordic and Yugoslavian immigrant males, we study the determinants of employment success of natives and immigrants in Sweden. Furthermore, we investigate the reasons behind the arising gap in employment success between Swedes and immigrants from 1970 to 1990. In a decomposition analysis, we find that the main part of the decline in the employment probability of immigrants relative to Swedes over time is explained by a change in coefficients (unobserved characteristics) rather than a change in determinants (observed characteristics). Received: 22 June 1998/Accepted: 23 March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