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帝在鸦片战争期间的心态探析

道光帝个人对鸦片问题及整个鸦片战争的态度，对于鸦片之禁弛和鸦片战争之胜败的影响是巨大的。长期以来，人们大多认为道光帝妥协、求和、动摇、投降、卖国。也有学者作过新的探讨，或认为道光帝是抵抗派；或认为道光帝左右摇摆，在某一阶段主战，在某一阶段妥协；或认为道光帝是速胜论者，等等。本文认为，在整个鸦片战争期间，道光帝的总体心态始终是主和的。 （一） 鸦片战争与鸦片问题紧密相联，因此首先应探讨道光帝对鸦片的态度。谈起禁烟，人们首先想到的总是林则徐。其实，在林则徐之前就早已开始禁烟了。据载，清朝最早的禁烟令发…     

清朝中后期社会吸食鸦片群体成因探(1780～1911年)

清人吸食鸦片现象在各个阶层群体中广泛流行,经长期的积淀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黑暗腐朽的鸦片文化.鸦片在清代中后期对社会的危害达到了惊人的地步,许多学者通常把鸦片在中国的危害归结为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个客观外因,忽视了清代大量的人群主动吸食鸦片这一根本的主观内因.笔者认为清代腐朽鸦片文化的主要成因在于国内社会群体主动吸食鸦片.有鉴于此,清朝中后期吸食鸦片群体的成因是本文将探讨的核心方面.     

清朝的禁烟政策与鸦片贸易合法化问题述论

清朝的禁烟政策与鸦片贸易合法化问题述论吕秀莲刘艳秋鸦片问题是近代中国社会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鸦片其危害之大,甚于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上,鸦片问题可以说是一个可耻的象征。本文试就清朝的禁烟政策与被迫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问题略作论述,以就教于同仁。一鸦片作...     

清末山西禁烟

晚清以来,山西惨遭鸦片之祸,以致地方经济凋敝,民众生活困苦不堪。但清末禁烟时期,山西的鸦片之害一度得到了有效的遏制。本文即从禁种、禁吸以及禁运三个角度来考察清末山西禁烟的实行,及其效果,并进而分析其中的利弊、得失,以求对清末山西禁烟做准确客观的评价。     

道光时期以来浙江鸦片流播问题初探

清朝道光统治时期,沿海省份浙江成为遭受鸦片侵害的重灾区之一。台州、温州种植罂粟、售卖鸦片,嘉兴、杭州、宁波等地鸦片走私入境。吸食与贩卖行为是造成鸦片毒害蔓延的重要因素。外国鸦片商,闽、粤等地的商贩,本省烟贩和鸦片吸食者,盗匪游民等均是鸦片利益的＂收获者＂,成为官方处理鸦片问题的巨大障碍。     

民国时期甘肃鸦片吸食状况及成因论述

民国时期,甘肃吸食鸦片人数众多.据官方统计,吸食者约占甘肃总人口的3.21%,数字很大.追溯其缘由:种植是吸食的前提;鸦片的特殊药理性质,使吸食者认为能够补充"能量",减缓劳动紧张度;整个社会娱乐活动的短缺,吸食鸦片又成了打发余暇的有效手段;医疗卫生条件落后,鸦片常被当作疗疾治病的"药品".从根本上考量,民国甘肃社会鸦片的普遍吸食是政府责任缺失,禁政推行不力的结果,是社会衰微、民气不振的一种反映,也是社会畸形状态下的产物     

朝野禁政观念与清末禁烟激变

清末禁烟是晚清历次鸦片禁政中规模和影响较大的事件。清末朝野各方对待鸦片禁政的认识颇有区别,知识界和官方的立场接近一致,而烟农和烟商则以不同的方式加以抵制。随后酿成的禁政激变风起云涌,愈演愈烈,尤以烟农抵制禁种罂粟的"民变"最为激烈,使鸦片禁政的历程充满了血雨腥风。朝野对禁政激变的反应十分复杂,当局的善后筹划和应对政策软弱无力,致使纷乱局面难以控制。清末禁烟虽系善政,但时人看法与当今评说颇有距离,其中蕴涵的学术载道的现象值得思量。     

阎锡山禁烟述评

阎锡山禁烟述评王金香在中国近代史上，山西禁烟与山西烟祸一样闻名。从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张之洞在山西禁烟开始，到２０世纪初年交城文水两县因禁烟发生的官民冲突，直至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阎锡山的禁止烟毒和抗战以前的官卖鸦片，这些与禁烟有关的事件无不闻名遗迹。本文拟...     

论新桂系时期的烟赌娼禁政

近代以来,烟(鸦片)、赌、娼愈演愈烈,成为毒害人民身心健康的三大害,并由此滋生一系列社会问题。新桂系为宣示其政治清明,振兴民族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对之实施禁政。但烟、赌、娼业的巨额税捐是新桂系实施扩军备战,"建设广西,复兴中国"所需的可观财源。新桂系对"三害"采取的基本上是"寓禁于征"、明禁暗纵之策,结果自然是禁而不绝。     

论林则徐历史地位的确立和爱国主义思想的基础

18世纪70年代初期，英东印度公司获得鸦片出口的垄断权，开始向中国经营鸦片贸易。嘉庆元年（公元1796）鸦片输入达1007箱，“因嗜（烟）者日众”，“始禁其人口”，“裁其税额，自此入口之鸦片，率暗中偷售，而其价益增。”嘉庆五年，朝廷又重申烟禁。此后嘉庆皇帝还屡次诏申严禁烟毒之宗旨，但由于官场腐败，内外勾结，鸦片越禁，输入越烈。随着鸦片走私骤增，道光十八年，朝廷在上偷中指出“自鸦片流毒中国，纹银出洋之数，逐年加增，以致银贵钱践，地丁槽粮盐课因而交困”，使清政府经济上面临严重的压力。更由于鸦片走私猖狱，官奸“贿…     

鸦片战争前澳门的鸦片走私贸易

一 18世纪初,葡萄牙人为了挽回澳门海外贸易的衰颓形势,开始往中国贩运鸦片,从1729至1772年的几十年间,是葡萄牙人独操走私鸦片进中国的时期。他们以澳门为据点,从印度西北海岸的葡属租借地果亚和达曼源源不断地贩运鸦片至澳门,再由澳门走私进入大陆内地,初时每年约200箱之数,供中国人吸食之用。《大英百科全书·中国条》记载:“吸食鸦片当在吸食烟草之后……,而第一次关于此种嗜好的记录,则始于一七二九年,尔时输入之鸦片,纯由葡萄牙人供给。其出口年约二百箱。”1729年以后,中国吸鸦片的人不断增加,葡萄牙人运往中国的鸦片也随着逐年以20箱的速度递增,至1767年,入口的鸦片数目已达每年1000多箱。“则运一千箱,这样的数额持续了好多年,皆由葡萄牙人经营。”可见,澳门在18世纪初、中叶已成为鸦片输入中国的贸易市场、鸦片走私的基地了。     

旧中国鸦片流毒云南的社会根源探讨

一 鸦片传入云南的年代和路线史无明载。据说早在明朝末年即由缅甸、越南传入南部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因其有治病疗疾的某些功效,加之沿边地带的气候、土壤适宜种植,故而边民们便开始种植和吸食。后至清初吴三桂率兵追击大西军余部和明永历帝至中缅边境时,因水土不服,军中疫病流行,便效法边民用鸦片治病。及至回师时遂将鸦片的种植和吸食方法带回滇中,于是鸦片又由边疆传入云南腹地,并逐渐滋蔓开来。对于这一说法的真伪,尚有待进一步考证,但可以相信的是:最迟到清代前、中期,鸦片便已滥觞云南。再至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的清道光年间,便已蔓延开来。为此,清王朝一再下令云南地方政府,“明定章程,严行惩创”,铲除烟苗。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由于历代统治阶级的腐朽反动,决定了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不可能禁绝烟毒。相反,为了谋取暴利,云南地方旧政权及官僚、军阀、奸商、土匪、地霸沆瀣一气,利用鸦片大发横财,祸国殃民,致使云南烟毒之祸屡禁不止,流毒全省达数百年之久。     

清末民国贵州鸦片百年危害反思

在鸦片造成的种种危害之中,最大的一项危害就是地方财政、税收对鸦片的深度依赖。这种依赖的存在,导致历次禁烟的结果总是陷入禁而不绝、明禁暗弛、亦禁亦弛、寓禁于征的怪圈。反思近代贵州百年毒品的危害,对于当前开展的禁毒斗争,以及有关产业结构的调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民国时期甘肃鸦片贩运群体及贩运路线考察

民国时期，甘肃鸦片烟毒泛滥成灾，一度被称为“烟国”。斯时，鸦片的种植、吸食和贩运都达到了历史上最严重的程度。就贩运而言，主宰甘肃政治和经济的诸多群体都有贩烟行径，军阀、商号、马客和驼帮是主要贩运者。他们将鸦片贩诸省外、省内互贩或从省外运进本省，赚取巨额款项。贩运路线出境和入境大体均为河西内蒙线、临夏成都线和西兰线。从贩运的渠道上看，以1937年为界，该年之前，内销大于外销，尔后，外销大于内销。民国甘肃鸦片贩运猖獗是由政府财政困窘以及权力失控所致。     

浅析1949年以前泉州沿海走私与缉私的斗争

自清康熙二十四年（1686）设置海关以来，查禁走私一直是海关的一大业务。18世纪始，沿海鸦片走私日甚一日，十分猖狂，查私工作日显重要，成为阎海关各关卡的工作重心。虽自嘉庆元年（1796）以来，清政府明令禁烟达十五、六次，但却愈禁愈多，至20世纪初年．鸦片走私仍屡禁不绝。清代查私历来由海关与地方文武衙门共负其责。虽然泉州沿海的走私船R仍可由偏僻小港启航出海，或者假借对台贸易而私贩南洋．但由于海防官兵加强巡缉．走私只能采取小规模或分散的办法。1862年3月初一．闽海关更为常关，至1931年6月1日常关撤销，在此期间泉州海…     

鸦片种植与甘青社会经济互动(1928—1937)

民国时期,鸦片烟毒风行于西北,甘肃、青海两省皆有大量民众吸食鸦片。但1928年建省的青海严禁种烟,与邻省甘肃形成鲜明对照。在此背景下,大量甘肃鸦片被军阀和商人等运销青海,青海的大量余粮则销往甘肃,以弥补种烟挤占粮田所造成的巨额粮食空缺。同时,鸦片消耗了大量青壮劳动力,不少青海民众在收烟时节务工于陇原烟林。甘青两省在鸦片、粮食和劳动力上形成互通互补,构成省际社会经济互动的重要内容。     

痛诋与对抗:清末朝野对新政的认知和反应--以鸦片禁政时期的财政状况为背景

鸦片税是清末新政的重要财政基础 ,清末鸦片禁政导致鸦片税收日渐式微 ,新政的财源也日趋减少。朝野人士在鸦片禁政的高潮时期 ,对新政事业的各种举措颇有微词 ,官界非议和知识界的责难交互影响 ,对新政的评价愈来愈趋向低调 ;下层民众因新政筹款和禁烟财政抵补 ,群起反对兴学、警政、户口调查等新政举措 ,酿成风起云涌的民变风潮。晚清人士对新政的认知和评价趋于低调 ,根由均与清末财政困境有关。     

晚清洋务派恢复社会经济的荒政主张与活动

一、禁烟祸、重桑棉、发展经济作物两次鸦片战争后，由于中国的战败，鸦片由猖狂走私到公开大量输入。清政府对此束手无策，转而采取措肉补疮的“寓禁于种“政策，这样就促进了罂粟种植的迅速发展。”到19世纪70年代初期，我国北方的鸦片种植面积迅速扩大，以甘肃、陕西、山西为盛产之地，山东、河南也大量种植，给北方地区农业生产造成巨大的破坏。如山西省，1877年全省耕地面积约530万亩，有60万亩种植罂粟，占1／9强①；甘肃之宁夏“宜谷腴地，半已化为妖卉”；陕西省“地尤肥饶”的渭南，也开遍了粉红杂绿的罂粟花。罂粟的耕种既侵占和…     

近代早期来华传教士与鸦片陋俗的纠葛与分离

鸦片战争后的复杂局势使得中国人对传教士与鸦片陋俗之间的关系产生了许多误解.早期来华传教士为了维护传教的根本利益,努力摆脱与鸦片陋俗的纠葛.传教士的言论与行动表明了他们对鸦片贸易与鸦片吸食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部分国人对传教士的看法,而且为此后传教士大规模开展和推动禁烟运动奠定了基础.     

近代山西禁烟运动述略

从１８８２年任山西巡抚的张之洞力主禁绝烟毒,在山西大张旗鼓地推行禁烟政策 开始,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阎锡山重提禁烟为止,半个世纪之中,山西先后发生过四次大规模禁 烟运动。禁烟运动此起彼伏,烟毒屡禁不止,个中的教训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