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船山《庄子解》的“浑天”说

在王船山的晚年著作《庄子解》中,"浑天"被指为庄子全部思想的灵根,它可虚可实、运化不息:虚即为充塞宇宙的无形之气,化而为物则为有形之实,是一个时间上无始终、空间上无内外的本体论或宇宙论概念。以"浑天"为基准,船山分判了庄子与以虚无为本的老子之学,认为庄出于老而高于老。从思想关系看,"浑天"说与庄子的气化流行、时空无限以及张载的"太虚即气"思想都有内在的亲缘性。正是基于这种双向亲缘性,同时由于"浑天"是一个兼括天人、有无、形上形下的最高概念,具有强大的理论包容性和广阔的弹性诠释空间,船山用它较为顺畅地消融了庄儒的思想差异,乃至达成二者的视域融合和思想会通。     

中国诗论“入出”说的审美接受意蕴

“入出”说是中国诗论对审美接受活动的一种独特概括。所谓“入”就是读者设身处地进入诗作之中，再现其境，体验其情，深观其意，其审美机制在于求同。具体表现为：“瞻言见貌”、“披文入情”、“得意忘言”。所谓“出”就是读者在体验诗作的基础上，还应保持自己独立自主的思维活动。读者通过想象，结合自己的“审美期待视野”，从而对诗作作出自己独特的理解，其审美机制在于见异。具体表现为：“熟读玩味”、“想象自得”。“入出”说揭示了阅读和接受活动的审美规律，透视着中国诗论的接受美学意蕴。     

现量说:中国古典美学的总结

中国古典美学发展到清代前期,就已进入它的总结时期。这是中国美学史上的最后一个高潮。在这个时期出现了王夫之、叶燮等有体系的美学大家。王夫之和叶燮的美学思想可以说是代表了中国古典美学的最高成就,是古典美学的总结。研究他们的美学思想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古典美学的优秀传统,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体系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料。     

解读王船山“自有五言,未有康乐”说

王船山在《登上戍石鼓山》评语中赞誉谢灵运诗，说：“自有五言，未有康乐；既有康乐，更无五言。”这番赞语的倾向性十分明显，说明船山对于谢诗的评价殊高，而且情有独钟。船山是古代湘籍学人中的特出才俊，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不但于哲学与史学研究卓有贡献，即于文学而言，也是深有造诣。其“诗评”中，除存有《古诗评选》八卷之外，据当日目击者记载，尚有宋元“评选”及以诗人为主的陶、谢、李、杜“诗评”等。在这洋洋洒洒、蔚为大观的“评”“选”并载之作中，谢灵运的诗篇最受船山青睐。其《古诗评选》卷一“古乐府歌行”录有５８…     

“孔子诗论”文本性质与“今文”解诗传统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书“孔子诗论”一篇是大家认识这批竹书的开始,也是这批竹书中学者讨论最多的一篇,为研究先秦解诗传统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但这篇文献并不完整,也不像之前大家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篇结构和逻辑都很严密的论文,而是论诗材料的汇编。这批材料不同于《毛诗》序,缺失类似于《毛诗》序中关于诗歌分类以及解诗历史框架之类的信息,反映的是一种不见于传世文献的“今文”解诗模式：“孔子诗论”之于《毛诗故训传》和《毛诗》序,类似于《春秋公羊传》或《春秋穀梁传》与《春秋左氏传》的关系,是通过单个字词构成的语义链条,来探求诗背后所隐藏的圣人思想和微言大义。     

关于方回诗论的“一祖三宗”说

方回论诗标举“一祖三宗”,即以唐杜甫为祖,以宋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为三宗。但这是仅就唐宋律诗说的。研究者把方回的律诗学理论当做他诗学理论的全部,如此理解方回是不全面的。方回的诗论著作也不仅仅是一部《瀛奎律髓》。方回之强调学杜,是将杜甫作为中国几千年诗史优良传统的优秀代表看待的,学杜包含了学习杜甫以前以后及同时一切优秀的诗人和流派。方回诗论是有发展的,后期的方回已经突破了“一祖三宗”说,而主张转益多师了。方回诗论中的这些方面,都是应该全面看待的。从诗学理论发展史的角度看,方回是从宋人论诗各守门户到元人论诗不立门户之间的过渡。     

论王国维“境界说”对传统“境界说”的继承与发展

王国维是“境界说”的集大成者,他所建构的以“境界”为核心的理论体系植根于我国传统“境界说”,吸收“兴趣说”、“神韵说”、“情景说”之思想精华.同时,王国维的“境界说”较之传统“境界说”又有所发展.它深受康德“审美超功利”与叔本华“唯意志论”的影响,尝试克服传统“境界说”没有解答“境界”产生过程的缺陷,并在此基础上对“境界”的范畴、形态进行了论述,使“境界说”具有了现代美学的色彩.     

论悲剧艺术中的“审美价值直觉”

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悲剧艺术的伦理传统总的看呈弱化趋势而现代悲剧艺术由于受相对主义多元文化的影响,对善恶伦理的“超越”几乎到了取消善恶判断的地步,如此一来必然导致悲剧艺术的式微为了挽救悲剧这一传统艺术,应确立“审美价值直觉”这一美学概念,以实现美与善在悲剧审美的更高层次上的契合。     

论唐君毅的老子道论中的“直觉说”

唐君毅先生认为老子哲学中的“道”具有六种含义,其中第二种形上道体的含义可以贯通解释其余五种含义;人是通过直觉的方式来领悟形上道体之存在的,而非信仰、理性推论等方式。袁保新教授对“直觉说”的成立基础与普遍有效性进行了质疑,他认为这种观点无法满足现代人的心灵,且不具有普遍有效性,因而无法证成形上道体之存在。通过分析老子哲学中的“心”的双重结构、《老子》文本中所示的修道工夫与体道经验可以知道,老子在其体验中所获得的真理与洞见是对每个人开放的,所有经由致虚守静的修养工夫而具有虚极静笃之心境与存在状态的修道者,皆能够获得“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的体道经验。     

试说《孔子诗论》中的“■”字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一册的《孔子诗论》部分三处出现“■”字。第11简“鹊巢之归,则■者……”和第13简的“鹊巢出以百两,不亦又■乎?”关系密切。由于第1l简残缺,所以对于这个字的隶定和解释都存在着分歧。马承源先生以为此字当释“疐”,指匹配义。现代学者们多把此字隶定为“■”,“■”的字形和竹简上的字形有不合之处。“■”字郭店和包山简均不见。古文字中只有“鬯”的古文形体和“”里面的形体是最为相似的。将这一形体隶定为从鬯声的形声字较为合适。何琳仪先生即持此说,但就“辶鬯”释为“荡”未作进一步论述。[1](P248)“…     

历史主义的“救赎”——克罗齐“直觉”说之再考辨

克罗齐的"直觉"说在强调艺术独立性的同时,更将"直觉"说纳入他的全部心灵哲学,将艺术放在心灵活动的过程中进行考察,以历史主义来统领和救正他的"直觉"说,既肯定了作品中暗含的理性因素,避免了过分强调艺术独立,也由此生发出他的艺术批评理论--"美学的和历史的解释."其历史主义的主要源头是维柯和黑格尔.     

布洛的“心理距离”说与王士祯“清远”诗论之比较

布洛的“心理距离”说与王士祯“清远”诗论之比较张光兴Ｅ·布洛（ＥｄｗａｒｄＢｕｌｌｏｕｇｈ，１８８０－１９３４）瑞士著名的心理学家、美学家和语言学家。他一生著述甚多，但真正奠定他在世界美学界地位的是《作为一个艺术中的要素与美学原则的＂心理距离＂》一文...     

王船山的“朋党论”述评

船山在史论中对朋党这一中国古代史上的重要政治现象有系统的关注,对于朋党的起源和形成机制、朋党与科举制度、外戚、宦官、君主的关系等皆有考察,强调“君子”对于朋党之争所负有的责任,深刻地揭示了朋党之争对皇朝的危害。纵观中国古代的“朋党论”,船山所论的系统性和特色是比较突出的。     

王船山对“三曹”诗的评价

王夫之批评三曹诗,见其<古诗评选>及<姜斋诗话>.主要从情景、文气、诗体、语言风格诸方面比较全面地评价并客观地比较了三曹的诗歌.从中可认识王夫之诗论的精髓与偏颇.     

秦汉时期杂家作品对“九州说”的改造

《尚书》首倡的九州说影响深远.先秦时期的“九州说”所涉范围限于中土,理念性较弱、中心观念不突出;而两汉时期的九州说所涉范围扩展至海外,理念性更强、中心观念更加明了.前后差异明显、演进痕迹清晰.在这一演进过程中,作为秦汉时期杂家作品的《吕氏春秋》和《淮南子》有着关键的改造与引领之功,表现出“杂家”独有的理念性和处理方式.     

论南朝诗学对“吟咏情性”说的改造

“吟咏情性”是南朝诗学的核心观念,但这一命题是从汉代诗学中移用过来的。在汉代诗学中,“吟咏情性”的含义是：诗歌是抒情的,而所抒之情须是合乎礼义的,须以礼节之。到了南朝诗学那里,“吟咏情性”这一命题被作了改造。改造是在两个方面进行的：在情的问题上,在基本含义未变的情况下,抽去了礼的制约作用,因而扩大了情的范围;在性的问题上,则渝换了概念,抛弃了汉人对性的伦理学解释,注入了才的因素。这样,在南朝诗学中,该命题表达的含义就是：诗歌既要抒发个人生活中产生的真实的思想感情,又要表现诗人独特的才情。南朝诗学之所以要对该命题加以改造,主要是因为它自身处于两股对立力量交互作用而形成的张力之中。一方面它有着向唯美方向发展的要求,这决定了它必须要在旧命题中注入新内容;另一方面,它又与传统儒家诗学有着联系,是儒家诗学片面发展的结果,这决定了它必须要到传统思想中去为自己的合法性寻找理论依据,这就是它为什么终究只是沿用一个旧命题的原因。     

石涛“受识论”与克罗齐“直觉说”相同点的比较

本文对石涛与克罗齐的美学观点加以比较,进行探讨。     

对传统著作权客体理论“形式说”的反思

传统著作权理论所谓的著作权法只保护作品的形式不保护作品内容的说法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著作权法所保护的对象不仅包括作品的形式,而且包括作品当中所体现的作者本人的思想和情感。无论从著作权制度发展过程还是从我国著作权法的具体条文看,都得不出著作权法不保护作品内容的结论。     

传统美学的“意象中心”说

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美学思想,非但不曾将审美主体心理功能的知、情、意分解为三,而且不曾将审美过程的对象形式和主体能力化分为二,它往往着眼于两者浑融一体所呈现出来的“象”。这个“象”,既不单是对象的结构与形式,也不单是主体的情和意,而是这两者的和谐统一,是“意中之象”或“象下之意”,是完整而鲜活的“审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