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为诗”与诗界革命的诗学追求

晚清诗界革命采取"以文为诗"的诗学策略,解构传统格律诗体,重建自由的新诗体。通过口语、新名词介入诗歌,消解格律诗的节律及文体形式,实现诗歌结构的嬗变与功能的转换。这一诗学策略启发了胡适等白话新诗人对现代诗歌自由体式的建设与发扬,进而形成了20世纪以降占据诗坛主流地位的"现代自由体"诗。     

苏舜钦以文为诗考说

苏舜钦继承了杜甫、韩愈以文为诗这一艺术手法,较早在古体诗中大量运用,并将其扩展到近体律绝。他的诗歌同之前的白体、晚唐体、西昆体诸诗人相比显现出独特的面貌,也使宋诗开始出现了迥异于唐代的诗风。     

新出土早期儒典与屈原辞

上博简、郭店简《穷达以时》《兰赋》《(李)[桐]颂》《孔子诗论》《五行》等新出土早期儒典,是在屈原生存时空中传播的重要文献。它们跟以《离骚》为代表的屈原辞有有组织的、结构性的关联,可以为屈原关于穷通出处的核心理念、知识支持、伦理持守,为屈原辞香草—君子象喻、男女关系象喻等具有根本意义的“有意味的形式”,为其言情、言志一体化的自觉创作实践,提供富有发生学意义的说明。诸子时代早期的大多数原创性学说及其经典,起初不可能成为大众化的“公共素材”,因为授受双方必须存在于某个确定的传播链上才能实现传播行为,溢出这些传播链而达成更广泛的社会传播、获得某种公共性必须经过一个较为持久的过程。屈原也只有进入《穷达以时》等早期儒典的传播链,才能够与它们互相成就。     

从"以文为诗"到"以诗为画"——北宋士人画体的形成

中国古代与院体画(或称作家画)相对的文人画或士人画体形成于北宋.北宋以苏轼为首的文人在创造了"文章之余事"的"以文为诗"的宋诗体;同时也以书画为诗余,创造了以诗为画的"墨戏"一体.以苏轼为领袖的文人画群体超功利的艺术观念与创造活动,使"墨戏"形成北宋的士人画一体.     

试论苏轼的“以文字为诗”

“以文字为诗”是严沧浪批评“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尽变唐人之风的重要内容之一:“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沧浪诗话》)。 严羽之后,“以文字为诗”就一直成为用以区分苏黄宋调和盛唐之音的主要特征之一。如果说,对苏黄的其它特点如“以议论为诗”、“尚理”等还毁誉参半,那么,对“以文字为诗”的评价,就近乎是完全的否定。 古人批评苏黄“以文字为诗”,主要是指斥其背离了自诗经至盛唐以来的诗歌传统。如早在严羽之前的张戒就批评道:“苏黄用事押韵之工,至矣尽矣,然究其实,乃诗人中一害,使     

苏轼“以文为诗”论

“以文为诗”是中唐至宋特别是北宋时期产生的一种文学现象,是文学理论家们针对苏轼等人的诗歌创作而提出的批评。 “以文为诗”是个很宽泛的概念。它可以包括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者,指借鉴散文的字法、句法、章法来写诗;广义者,还可泛指以“议论”、“才学”、“文学”为诗及“尚理”等特点。这些之所以也被称之为“以文为诗”,是由于在中唐之后逐渐形成一种文学观念,即认为“议论”等都属于散文的功能,苏轼等人打乱了诗文的界限,使它们从散文的特点转而成为了诗歌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讲,也是一种“以文为诗”。本文着重探讨狭义的     

重论韩愈“以文为诗”

概念的泛用与缺少诗艺谱系的回溯比较是目前关于韩愈"以文为诗"的研究中存在的两个重要问题。如果还原此概念内涵的建构过程会发现混淆评介宋人与韩愈"以文为诗"的话语拥有悠久的传统,"以议论为诗"即是一个在这种历史语境中"被发明"出的维度。以散句入诗的艺术手段代有传之,具体程式上则有着显豁的区别,考察韩愈采取何种模式创作杂言有助于揭橥其独特的书写策略与匠心,为沉湎于抽绎特点——对应举证式的研究提供被淹没的环节。     

骈:诗别是一家——试论李商隐“以骈文为诗”

“以骈文为诗”是李商隐诗歌的重要特征,这种骈文化特征表现在:语言句式的骈偶化;隶事用典的工稳化;词汇辞藻的华丽化等。这些诗歌的骈文化特征既与李商隐擅长骈文和唯美诗风关系密切,又与道教文化的诗性特征紧密相关。同时,其诗的骈化不仅影响晚唐、宋初诗坛,而且有开启唐宋婉约词之功。     

谈谈宋人的“以文为诗”

宋人“以文为诗”，其表现形态可概括为：句式参差；打破常规节奏，改变句律；化偶句为单句，“故避属对”；以虚词入句：不顾声律；诗长如散文；诗题长如散文：诗序长如散文。这样将散文的流动的形式和灵活的表现力，巧妙地运用于作诗，从而使诗获得了更大的表现天地，功不可没。     

以屈原为题材的古代绘画概述

历史上为屈原造像,今查阅著录的,始自南朝宋人史艺绘《屈原渔夫图》,至元代有张渥绘《屈原》;明代有朱约佶绘《屈原》,陈洪绶绘《屈子行吟图》,吴伟绘《屈原问渡图》;此外,尚有成化年间石刻《屈原像》,弘治、隆庆年间宋·蒋之奇绘本《楚辞集注》中,木刻《屈原》。当时民间并有过织绣《屈原问渡图》。清代有张若     

探究以诗为词

词以其体制的特点而导致其创作具有特殊性。宋人“以诗为词”当确解为以宋诗为词,即将宋诗的以文字、才学、议论为诗的创作特点加予词之一体,具体表现为词中的议论、用事、脱化等方面。尽管如此,词在这些方面仍然适应了词的体制特点。     

20世纪"以文为诗"研究述论

"以文为诗"历来是一个备受关注、争论不休的论题.20世纪的"以文为诗"及与之相关的韩愈研究虽然贯穿始终,但冷热程度不均,大致呈两头热、中间冷的局面.总体上看,研究关涉的范围较广,角度多样,新见纷呈,在多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有时又失之于机械、肤浅与浮躁,应注意在将来的研究中予以克服.     

刘永济论屈原之“自铸伟辞”

在刘永济看来,屈原之"自铸伟辞"主要包括两个层面:楚国"固有文化"为屈原创作"伟辞"奠定了丰厚基础;屈原所铸"伟辞"为中国文学树立了新的坐标。刘永济论屈原所读之书"有出于孔子删定之外者"并由此透视涵育了屈原的社会风尚、文化氛围,论屈赋所开创的新的抒情境界、景物描写的文学史意义和多样化风格,精义纷呈,时有卓见。     

试论屈原《九歌》为“祭事歌”

历代楚辞学家以屈原《九歌》为“祭祀歌”,然考屈原的身份、《九歌》的词采、祭祀的礼仪,与此说多有不符。《九歌》当为“祭事歌”,即为一场祭祀之后的记叙与抒情,而非“祭祀歌”。结合史料考察这场祭祀的时间、原由、主祭者等因素,可更加有力地证明屈原《九歌》为“祭事歌”。     

试论屈原对柳宗元的影响

柳宗元深受屈原的影响。屈原的辞赋是柳宗元在文学创作上学习和借鉴的范本,屈原的"美政"理想是柳宗元政治上孜孜以求的目标,屈原的学术思想是柳宗元自然哲学思想的重要源头,屈原的执著意识是柳宗元坚持操守、不入流俗的精神支柱。     

从《北征》看“以文为诗”

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的发表,打破了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禁区”,大家又敢于就形象思维问题发表意见、展开“争鸣”了。即此一端,也显示了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拨乱反正”的成效。一年多以来,在学习《一封信》的基础上,许多同志把形象思维跟我国古代文论结合起来进行探讨,写出了不少有精辟见解的好文章,这是令人鼓舞的。但总的看来,似乎有这么一种趋向:在谈形象思维问题时,只谈“比、兴两法”,忽略了赋;与此相联系,认为诗只能“曲说”     

试论诗与哲学的关系——以冯友兰的哲学观为例

冯友兰认为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并标明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是哲学的两种方法,强调中国哲学的显著特点是运用负的方法,特别重视直觉体悟,与西方哲学有很大的不同。他对诗进行详细的区分和论述,构建起他对诗与哲学关系的基本观点和基本看法。他的哲学旨在关注人的价值、意义及人的终极关怀的问题,试图更好地解决人生的觉解和精神境界问题,有其深刻的现实价值和哲学意蕴。     

对陶渊明"以文为诗"的再认识

陶渊明的"以文为诗"是魏晋玄学"崇本息末"理论影响的结果,旨在通过对作为"末有"的语言修辞、形式技巧的淡化,以克服或消除它们对作为"本体"的作家情灵的遮蔽.由于陶渊明与唐宋文人所处的时代与文化背景不同,因而也使他们的"以文为诗"呈现出了不同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