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

“多余人”随着贵族革命运动的开始而出现在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几经变换,继而又随着贵族革命的终结而销声匿迹。从文学和史学的双重角度多视角地分析和论述“多余人”的悲剧,同时,我们也从历史反思的角度,对他们及其时代有了一个本质的了解。     

贾宝玉和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

(一) 自红楼梦问世以来,对这部文学巨著的争论历代不息。尤其是如何理解贾宝玉这一典型形象,更是众说纷纭。但从五十年代那场对红楼梦问题的大讨论之后,李希凡、蓝翎同志的两个观点,即认为贾宝玉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叛逆、反封建的英雄和贾宝玉是代表新兴市民思想的资产阶级“新人的萌芽”,已成为最有代表性的意见。     

俄罗斯女性与“多余人”

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大厦主要是由两组人物形象支撑起来的,即“多余人”和“小人物”。每个民族的文学中几乎都出现过象维林(普希金《驿站长》中的人物)那样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人物”,所以,唯有“多余人”才是俄国文学的“特产”。在半个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中,由奥尼金领头,走出了皮却林、别尔托夫、罗亭、奥勃洛摩夫……这批“既非乌鸦又非孔雀”的贵族青年。他们用凝聚在自己身上的贵族才华、超凡脱俗的言语、还有不很漂亮的行为,演出了一幕幕人间的喜剧和悲剧。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俄国文学中的主要正面形象就是由他们充当的。     

“多余的人”形象论纲

打开世界文学史,不难发现,“多余的人”的形象占有着重要的位置。因此,从比较文学角度,重新系统地探讨“多余的人”的形象,无疑是有意义的。 (一) 从传统意义上说:提起作品中人物形象,人们通常会说某某是正面人物,某某是反面人物。所谓正面人物,指志士仁人、英雄豪杰、旧世界叛逆者——革命者而言;所谓反面人物,指恶棍、赌徒、花花公子、悭吝鬼、骗子手以及旧制度的卫道者而言。但是,这两类艺术形象在世界名著中所占比重甚徽;而大多数却是具有中间性质的中间     

论杜少卿的“多余人”形象

"多余人"形象是世界文学人物画廊中的典型。《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就是当时社会的"多余人"。杜少卿成为"多余人"的原因既在于乐善好施、仗仪疏财的性格,更在于其追求的儒家的政治礼乐理想。这一形象的深层意义在于对社会的叛离和觉醒,表现为对封建等级制度的反叛,对个人自由的向往与追求。     

印度文学的“多余人”形象——长篇小说《沉船》中罗梅西形象试析

印度近代著名文学家罗宾德拉特纳·泰戈尔的长篇小说《沉船》写于1902年,它反映了印度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时代,即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时代。白十八世纪英帝国主义入侵印度后,印度人民反帝、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就没停止过。由于印度民族工业的发展壮大,印度就产生了民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在发展经济方面同英帝国殖民主义有利害冲突,但在一定程度上又依附英帝国主义,这样就决定丁他们的两面性。随着英帝国主义对印度政治控制和经济掠夺的加强,也就形成印度人民反帝斗争的新高潮。虽然在这场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民族资产阶级居于领导地位,但由于它的两面性,导致他们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依靠广大人民的强大力量而使自己变得软弱无力,也导致他们所领导的斗争不可能取得胜利。     

论19世纪俄国文学中"多余人"形象

“多余人”形象的产生使19世纪俄国文学跻身于世界先进文学行列。本文对19世纪俄国文学中出现的几位“多余人”形象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既指出了他们的共同之处,又总结出他们的不同之点,从而深刻论证了“多余人”形象产生的历史根源及对俄国文学发展所起的重大作用.     

俄国文学中“多余的人”进步意义初探

俄国文学中“多余的人”进步意义初探李小林俄国评论家赫尔岑在评论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时曾说：“奥涅金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因为他从来不做什么事，他在他所处的范围内是一个多余的人。”①之后，“多余的人”成了俄国文学中一类典型形象的代名词。这...     

“多余人”形象的发展及其现实意义

19前半叶,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塑造了一批独特的文学形象,即“多余人”。奥涅金、毕巧林、罗亭和奥勃洛摩夫是这一系列形象的典型代表。作为社会现实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多余人”现象的发展和演变也是一个历史过程,有其必然的发展规律。“多余人”形象具有很强的社会现实意义,本文在分析其发展规律的同时,着重阐述“多余人”形象的社会现实意义。     

十九世纪美国文学中的“新亚当”形象解析

“新乐园”源于圣经预表,始于新英格兰清教徒的美国自我界定,对这一观念的继承直接导致了19世纪美国文学中大量“新亚当”形象的出现.本文从总体上把握,并以富兰克林、爱默生和詹姆斯等文学大师的作品为例,探究19世纪美国文学中的新亚当形象体系,勾画出“新亚当”形象在不同时代背景中的迥异姿态,揭示其对理解美国文学作品的重要意义.     

残酷时代里的悲剧——评俄罗斯文学中的四代“多余人”

文学与时代密切关联,这是俄罗斯文学的优良传统。19世纪的俄国作家把这一传统推向了高峰。阅读这个时代的作品,我们感到,仿佛历史对俄罗斯这块土壤作了特别精心的安排。于是这沉睡的大地上生长出来的文学,便别无选择地踏点着时代风云的紧锣密鼓。列宁精确地把俄国革     

评《四世同堂》“多余的人”的形象

老舍长篇小说《四世同堂》是一部名著。作品中一个个人物形象,给人们留下了发人深思的历史沉痛感。(一)老舍的创作始终如一地对人民和国家命运真挚关心。他的作品写得最多和写得最成功的,是社会历史大转折时期出现的“多余的人”形象;真实地写出了他们如何被时代生活所毁灭的悲剧。《四世同堂》这部作品,与一些正面描写抗日战争和歌颂革命英雄     

论光源氏是“多余的人”的形象

光源氏是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的主人公。现在,我们探讨这个人物形象,对进一步认识日本古代贵族社会与《源氏物语》的艺术价值,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源氏物语》产生于日本古代的平安时代后期.当时日本古代社会开始瓦解,并过渡到封建社会,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日本天皇的政治实权,落在大贵族藤原氏一族手中,于是出现了日本历史上持续二百余年的所谓“摄政关白”时代。一方面,藤原氏政治上权势很大,可以任意废立天皇,排斥异己,独览朝纲,在家族内部不断争权夺势;     

曹禺剧本中三个“多余人”形象之比较

“多余人”一词是俄国作家赫尔岑在1851年评论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时提出来的,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出身贵族,对社会不满,谈论得很多,但做得少。这些人在当时所有的进步意义仅在于不满意专制政体,不愿意和上流社会同流合污,但他们又不能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去进行斗争,如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赫尔岑《谁之罪》中的别里托夫。在那个时代“多余人”     

鲁迅笔下的“多余人”与俄国文学史中“多余人”之比较研究

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坛上,出现了奥涅金·毕乔林等一系列的“多余人”形象。无独有偶,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上,在鲁迅先生的笔下也出现了吕纬甫、魏连殳等“多余人”。两种“多余人”在其产生、发展及基本性格特征等方面都有着相同之处。但由于时代和社会背景的差异,更由于鲁迅对封建制度本质一针见血的揭露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使其笔下的“多余人”形象表现出独具的特点。本文经过比较分析,认为鲁迅笔下的“多余人”的产生是他本人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生活认识的产物,也是他在革命低潮期和婚姻不幸、兄弟失和时,内心苦闷、彷徨的一种表现。     

论前期创造社对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接受

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社会产生了严重的民族、文化和信仰危机.一些社会精英急切地探索救国图存的道路,他们几乎同时把目光投向了西方.这在文学界表现为大量外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在众多的国别文学的吸收借鉴中俄罗斯文学显得突出而重要.即使强调"为艺术而艺术"的前期创造社也视俄罗斯文学和作家为艺术沃土和精神导师.前期创造社对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接受是一种精神契合下的理性抉择.     

再论“多余人”--《叶甫盖尼·奥涅金》形象分析

叶甫盖尼·奥涅金是俄罗斯文学中的不朽形象,也是世界文学当中第一个“多余人”形象。自此,世界文学中逐渐出现了很多“多余人”和“类多余人”。过往对多余人的研究大部分过分强调其历史背景因素,这样的角度其实是缩小了这个形象的广泛性。试图从人性这个本质而永恒的角度去分析“多余人”形象,并把奥涅金和达吉雅娜放在一面镜子的两面进行审视,能帮助挖掘出这个形象的核心共性和真实内涵,对“多余人”形象进行更为深入的理解。     

再论“多余人”

“多余人”是矛盾复杂的。构成其性格矛盾的深层原因 ,是俄国独特的文化土壤以及社会历史生活状况。细言之 ,即文化的冲突 (包括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 ,“底层”文化与“上层”文化的冲突 ,传统文化中的落后性与现代文化中的先进性的冲突 )、先进意识与阶级地位的冲突、历史使命与社会现实的冲突。着重从文化冲突上探讨形成“多余人”二重性格的原因。     

“多余人”问题之我见

整个十九世纪上半叶的俄国文学似乎都在描写多余人。在多余人画廊中,有不断追求、不断失望但又尚未陷入绝境的多余人的鼻祖奥涅金,象恶魔一般孤独高傲的皮却林,雄辨的社会活动家罗亭,一心想耕好土地、改善农民生活的拉夫列斯基和颇有才气的别尔托夫,甚至连慵懒的化身——奥勃洛摩夫也在其中占了一个举足轻重的位置,而且不是由于他的庞大的身躯。多余人概念出现距今已有一百多年,在一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不知是由于人们的思维惯性,还是历史的乖谬,多余人的称号始终伴随着上述主人公,人们似乎没有发现他们之间的差别是多么巨大,把他们并列在多余人画廊中是多么不协调。只是在诸如多余人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积极的亦或消极的这类派生出来的问题中蕴含着对这个概念及其如此     

浅析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多余人”——贾宝玉

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个贵族青年知识分子 ,贾宝玉的性格是矛盾的。他既不能摆脱阶级和出身所给予他的束缚 ,却又对此感到厌恶和不满 ;他既不能与他所属的那个阶层同流合污 ,却又不能在另一个阶层———下层人民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因此 ,他仅仅是走向衰落的封建社会里一个“多余人”。当然 ,他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多余人”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