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山东制瓷业述论

隋唐时期制瓷业发展迅速，北方地区制瓷业发展较快的除河南北部、河北南部等地外，山东地区的制瓷业也占有重要地位，并且其生产的瓷器，作为商品，已具有内外销的可能。     

隋唐时期西北地区畜牧业研究

隋唐时期的西北地区,畜牧业是绝大多数民族传统的占优势的经济类型。无论是以农业立国的隋唐中央王朝还是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都鼓励和支持发展畜牧业,并积极进行绢马互市、粮马互市、茶马互市,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西北地区畜牧业经济的发展。地域辽阔的西北地区不仅具有适宜畜牧业发展的气候、草场条件,而且勤劳智慧的西北各族人民还在长期的畜牧业生产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培育出了许多优良畜种,为传统畜牧业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浅论隋唐时期的医学用语

摘要:传统医学用语到了隋唐时期进入了总结、发展的阶段,需要整理总结汉晋以来相当混乱的用语,而客观上用语的分化又已经达到细密的程度,本文主要说明这种演变情况、当时医学用语的特点及其与整个古代语言背景的关系等。     

隋唐时期台湾的科技发展状况

隋唐时期台湾科技有了一定的发展:农业方面,掌握了农作物种植、畜牧养殖和酿酒技术;纺织方面,掌握了贝衣和罗纹白布的纺织技巧;建筑方面,已制造干栏式建筑.但与祖国大陆相比,此时台湾的科学技术还有一定的差距.隋唐时期台湾科技的发展深受祖国大陆的影响,织贝、腰机纺织、铁器、干栏式建筑等无不深刻地打着大陆古越人的烙印.     

隋唐时期洛阳的几个重要节日

隋唐时期,洛阳的重要节日有上元节、上巳节、寒食节、清明节、盂兰盆会等,无论民间还是朝廷,都积极参与,十分热闹隆重。这反映出该时期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以及传统习俗的发展和中外融合的文化状况。     

论隋唐时期的行台省

本文首先考证民隋唐时期设置的行台省数量、名称及设置与罢废时间，其次，考察了这个时期行台省的内部结构，官员设置及其职能权限；再次，研究了行台省设置的原因，作用，特点，批驳了种种否定行台省积极作用的晚点。认为唐代后来出现的行政区别性质的道，其实是行台省以另一种形式的恢复，和宋金时期的路，元代的行省都是一脉相承的。     

论隋唐时期广西地区的经济和文化态势--兼论隋唐对广西的统治和汉族的发展

隋唐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阶段,历东晋南北朝的民族迁徙和融合,广西地区的民族和文化有了较大发展.隋唐统一全国后,加强了广西各民族与中原的关系,唐文化直接传播到了广西地区,推动了民族的融合与经济的发展;边疆各族人民为丰富盛唐文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隋唐时期中国民间的色彩民俗

本文简要地叙述了隋唐时期中国民间流行的色彩民俗,认为,统治者硬性的规定和社会的主流观念是这一时期民间色彩民俗流行的主要原因。     

隋唐时期的崤山南道

崤山南道在隋唐之前就是一条比较重要的交通通道。隋唐以后其取代崤山北道成为两京之间最重要的交通通道。隋炀帝和唐高宗时期是崤山南道修建的高潮时期。修建后的崤山南道不仅扩宽了道路,种植了树木,沿途还修建了很多行宫和驿站,景色优美,行人繁盛。安史之乱后,皇帝基本不再巡幸洛阳,但仍有很多士人和官员行经于此,直至唐末。     

隋唐时期的区域开发与城市发展

城市是区域发展的产物,城市的发展离不开环境所提供的各种有利条件。它是一种复杂的动态现象,但从区域角度来看,它只是一个"点",有着自己的影响区域(腹地或集散区)。隋唐时期陆路交通、大运河和海外贸易线路的发展和完善,使其沿线中心城市和重要港口在其影响区域内成为焦点或核心,与腹地之间产生强烈的互动关系,带动整个区域繁荣发展。     

试论唐宋岭南少数民族手工业

唐宋时期,岭南少数民族利用当地丰富的资源,在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纺织业、食品加工业、工具制造业、矿冶业等,对岭南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岭南少数民族的手工业生产具有较强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同时也具有交融性。     

隋唐时期少数民族内迁河洛地区之原因

河洛地区地处"天下之中",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隋唐时期,河洛地区凭借其交通枢纽的位置、功能齐备的城市设施、厚重的文化底蕴,以及诸多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的实施,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周边少数民族内迁河洛地区。少数民族的到来,给河洛地区带来了独具特色的异域风情,大大促进了该地区民族多元文化的发展。     

隋唐时期西域诸国的民族关系思想

在隋唐时期,高昌首领麴伯雅的"变夷从夏"思想、麴文泰的"各得其所"主张、普通民众对高昌与唐朝关系以及高昌最后结局的预测,基本反映了高昌民族关系思想的大致情况。麴伯雅的"变夷从夏"思想,既与高昌与中原地区十分密切的渊源关系有关,也是高昌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冲突的产物,还与麴伯雅娶华容公主为妻以及在中原地区的生活经历有关。麴文泰之所以胆敢按照"各得其所"的思路向唐太宗的权威地位进行挑战,主要因为他做出了三种错误的判断:第一,与西突厥签订了"共为表里"的盟约,误以为得到了西突厥的支持;第二,误以为唐朝没有出兵高昌的实力;第三,误以为高昌距唐朝遥远,唐朝无法到达;即使到达也不堪一击。高昌很快被唐所灭,在很大程度上与麴文泰的错误判断和决策有关。从唐玄宗开元七年(719年)至天宝元年(742年),康国、安国、俱密国、吐火罗、石国、西曹国及箇失蜜等列于《新唐书.西域传》的七国国王纷纷上表,或向唐"乞兵救援",或请求内属,或希望得到唐朝的册封。他们的上表虽然比较简单,但都突出反映了他们以"赤心奉国"为核心的民族关系思想。西域诸国对民族关系的反思和认识,是隋唐时期民族关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隋唐五代时期的林业法制

“令”是现存隋法的基本形式，也是林业法制的基本形式。“弛山泽之禁”、“均田”、厚偿运河植树等规定，皆以“令”的形式表达。唐法律、令、格、式、格后敕并行，不少条文涉及林业，但与田制配套的植树规定则因田制变化在唐前期与唐后期显著不同。五代十国基本沿袭中晚唐的林业法制，但有其值得重视的特点，如后周、南唐、北汉视林业为生存发展之所需，一些规定较前代有过之而无不及。     

山东唐朝时期佛教的地理分布

山东唐朝时期不但寺院林立,而且本地高僧和外来驻锡的高僧也很多。随着唐朝佛教宗派的兴盛,各主要宗派在山东地区也广为流传。可见,山东唐朝时期的佛教在全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隋唐五代陶渊明接受史概论

对隋代初唐读者来说陶渊明已不陌生,但主要还是一位风雅高士,而非诗人.盛唐人虽有不满陶的一面,但总体上欣赏渊明风流,以群体的形式发现并开拓了田园诗.中唐人则将陶的平淡自然精神进一步凝定、普遍化.晚唐对陶的接受无多大进展,但也有特色.隋唐五代人之所以接受陶渊明是有其特定原因和条件的.     

隋唐五代时期的浙东藏书

隋唐五代时期,浙东地区的社会经济得到实质性开发,因而推动了文化事业发展,与此相应浙东藏书的事业也在前人基础上进入一个新阶段。这突出表现在浙东众多士人任职朝廷秘书省,参与国家的图书整理和编纂;浙东私人藏书的丰富以及佛教寺院藏书的兴盛。     

宋代官营手工业定额管理制度述论

宋代官府经营着大量的手工业。为了进行有效的管理 ,官营手工业普遍实行定额管理制度 ,并以此为中心形成了一套相当完备的管理制度。但官营手工业仍然严重地存在诸如生产效率低下、产品质量低劣等问题 ,原因主要在于其经营方式存在弊端 ,监官任用不当等 ,从而严重地阻碍了各项管理制度预期效果的实现     

隋唐时期中日佛教交流述论

佛教交流是隋唐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在佛教交流的途径上,既有日本政府向中国派出的遣隋使、遣唐使,又有中国僧侣应日本之邀或出于自发的赴日传法。隋唐时期中日佛教交流活动构成了中日文化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它对推动中日佛教体系的共同完善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