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叶的赋税改革和社会矛盾——所谓均田、均粮运动的开始和周忱的平米法

中国封建社会的赋役制度是同土地制度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一般地说,土地制度的性质决定赋役制度的性质;因而赋役制度的变革也就常常反映了土地制度的变革。这在明代的赋役制度和土地制度上表现得很明显。所以,贯串于整个明代封建社会中的均田、均粮和均役运动,就是明代土地制度     

明代江南济农仓初探──明代仓储制度研究之二

明代推行于苏州、松江、常州等江南地区的济农仓制度，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特殊仓制，作为周忱江南赋役改革的关键举措，既因应了统治者改革的终极目的，又挫动了江南社会经济秩序，并开启了明中叶至清初中国赋役改革的路径。阐释这一颇具特色的仓储体制，对于评析周忱改革、探索当时江南社会经济状况和追寻中国古代社会后期赋役改革的源流，是不无碑益的。江南地区是明代的重赋（尤其是“官田”税额高）地区，而沉重的赋税又几乎都压在耕种“官田”的贫弱农民身上，因而逃亡，道赋日益严重。宣德五年（1430）九月，“常以天下财赋多不理，而…     

明中后期州县田赋征收中的头役佥派

明中后期州县田赋征收中的收头和柜头,是条鞭法推行后税银官收“自封投柜”过程中的主要执行人和实际操控者。头役从最初的看柜收银到拥有催科、倾锭、解运,甚至包征包赔等,功能不断拓展,几乎覆盖了税银“官收官解”的整个流程,头役也成为赋役领域官民之间的代理人。头役佥派之制施行之初,有效地减轻了粮长里甲侵吞之弊,然法久弊生,头役对国家财政和基层社会均产生了消极影响。佥派头役收掌税银之法,也是赋役制度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调适的结果,从明代源于民间的歇家包揽钱粮,到清代出自官府的书差包征田赋,明后期的佥派头役正处于过渡环节,是官府借民间力量对社会控制的方式之一。在基层社会各项赋役征派的实际运作中,头役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宋朝乡村赋役摊派方式的多样化

在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中,历代财政赋役制度研究占有重要地位,或可说是一个重要研究领域。自秦汉以来,中国长期存在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赋役是封建专制政权的经济命脉,历代的财政赋役对当时的经济生活,以至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产生重大影响。故在传世的经济史资料中,财政赋役资料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而且比较具体,比较丰富,在某些场合便于进行计量分析。中国历代财政赋役制度研究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例如宋朝的财政赋役制度,研究水平较低,而开发余地较大,不少课题尚处于     

中国古代"平均赋役"的文化考察

平均赋役是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和赋役政策的指导思想,以往研究古代赋役、赋税制度或思想的大量论著,对这一指导思想都缺乏研究,有所忽略,更没有从文化的角度考察这一制度、政策和思想的基本特征.从政治文化、思想文化和社会心理的角度,考察"平均赋役"的文化内涵,不论对于认识古代赋役制度、赋役政策和赋役思想的基本特点,还是对于理解中国古代的均平文化,都是必须要做的基础性工作.     

论雍正新法在河南的推行

雍正时期,清廷对全国的赋役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和调整,推行了三项著名的“新法”,即摊丁入亩法、耗羡归公法和养廉银制度,这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后一次较大规模的赋役改革。河南当时的赋役制度积弊尤深,民怨沸腾,渴望革除旧弊。由于河南巡抚田文镜等官员的着力推行,新法在河南得到较好的落实,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河南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明代田赋变化与经济绩效关系的计量研究

田赋制度是中国古代赋役制度的主体,它的发展、变化对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具有重大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其深入研究。本文主要选取中国古代田赋制度发生重要变化的明代进行分析,运用经济计量方法分别对明代田赋负担变化、田赋负担的区域差异变化以及田赋负担对明代社会主要生产要素人口和土地变化的影响进行考察,以期达到对明代田赋变化与经济绩效关系的定量化认识和理解。     

白银货币化视角下的明代赋役改革(下)

明代"一条鞭法"推行全国之前的一系列赋役改革,经历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间。虽然名称不一,但无一例外地都把折银征收作为最主要的一项改革内容。折银成为明代赋役改革的一条主线,"一条鞭法"是这一系列赋役改革的延续和总结。均平赋役是历史上数不清的赋役改革的共同特征,统一征银则是明代赋役改革不同于历朝历代改革的主要特征。明代赋役改革呈现出三大不可逆转的进步趋向:一是实物税转为货币税,二是徭役以银代役,三是人头税向财产税转化。这三大趋向都与白银有着紧密联系。赋役改革以折银为主要形式,由此白银货币化向全国各地铺开。明代白银货币化,也即一系列赋役改革推而广之的过程。这一过程具有更为广阔的社会意义,对于农民、农业与农村的影响极为深远,最关键的作用体现在直接推动农民从纳粮当差到纳银不当差,农民与国家的关系从身份走向契约。它既是社会的进步,也是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     

白银货币化视角下的明代赋役改革(上)

明代"一条鞭法"推行全国之前的一系列赋役改革,经历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间。虽然名称不一,但无一例外地都把折银征收作为最主要的一项改革内容。折银成为明代赋役改革的一条主线,"一条鞭法"是这一系列赋役改革的延续和总结。均平赋役是历史上数不清的赋役改革的共同特征,统一征银则是明代赋役改革不同于历朝历代改革的主要特征。明代赋役改革呈现出三大不可逆转的进步趋向:一是实物税转为货币税,二是徭役以银代役,三是人头税向财产税转化。这三大趋向都与白银有着紧密联系。赋役改革以折银为主要形式,由此白银货币化向全国各地铺开。明代白银货币化,也即一系列赋役改革推而广之的过程。这一过程具有更为广阔的社会意义,对于农民、农业与农村的影响极为深远,最关键的作用体现在直接推动农民从纳粮当差到纳银不当差,农民与国家的关系从身份走向契约。它既是社会的进步,也是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     

清代雍乾后的赋役催征机制

清初沿明制,通过里甲制度来催征赋役,但这一制度在其运作中很快就出现了现年负担沉重、豪劣包揽和催征系统严重紊乱等弊病.为矫正这些弊病,清廷和各地官府采取各种措施对赋役制度进行改革,但也仍然需要一定形式的催征.有清一代始终没有正式颁行过统一的赋役催征制度,雍乾以后各地自行改革,形成了顺庄催征、乡地催征、里甲催征和义图催征等几种不同的催征机制.这几种催征机制就其基本特征而言,可归结为当时人所谓的“板法”与“活法”.然“板法”与“活法”都存在严重弊病,导致催征效率低下.清政府不去建立常规的行政组织来管理户口、土地和赋役册籍,反映了它只求保证政府税收而不关心国家治理和社会民生的治理理念.这种落后的治理理念是导致赋役催征弊病严重、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     

明代财政制度演变对国家治理能力的影响及启示

明代财政制度的演变与国家治理能力的变化存在同步关系。明朝初期,财政制度有效运转促成了强大治理能力的形成;到了明代中期,财政制度的瓶颈开始出现,国家治理开始失灵;到了明代后期,财政危机持续,人民赋役负担进一步加重,中央集权体制无法维系,国家治理全面失控,最终导致了明朝灭亡。以史为镜,从历史与现代的多线思维解剖明代治国理财的精髓与糟粕,并在此基础上挖掘中国财政与国家治理的优秀文化,坚定文化自信,以预算制度、税收制度、政府间财政关系为突破口,推动现代财政制度建设,增进效率、实现公平正义,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论明代嘉靖间的提编与海防

提编是嘉靖三四十年间,经明朝廷同意,由倭患总督主要施行于南直隶、山东、浙江、福建、广东等遭受倭患的沿海省份,派向人丁或田地,预征银、力二差,民壮、弓兵、里甲折银,充作海防费用的一种方法和措施。它有助于管窥嘉靖后期明代海防军兵制度与王朝国家财政赋役制度变革的互动,反映了从世军制向募兵制转变的过程中,支撑此种转变的国家财政赋役制度也发生相应的转变,即由实物劳力为主向白银货币为主的转变,两种转变结合互动,促进明代后期海防军兵的编制、领导体制和海防战略的改变。     

明代中前期军费供给特点的形成与演变

明代中前期军费供给特点的形成与演变邱义林中国封建社会赋役的征收经历着一个“从实行徭役劳动的农奴制减轻到单纯的代役租”①的过程，也即从劳役地租、实物地租到货币地租的过程。军费作为赋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供给同样经历着这一变化过程。这种变化在历史上的分...     

论明代诗学的诗性化

:明代以前的中国古代诗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即功利色彩较重 ,如汉代诗学的经学化、宋代诗学的理性化等 ,而从文学本身发展规律方面来研讨“诗何以为诗”尚嫌不足。明代诗学家们在继承前代诗学成果的基础上 ,从诗调、诗格、诗神、诗道等方面对“诗何以为诗”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完成了对诗之诗性的全面把握     

杨一清及其《阁谕录》论略

对明代中期历史的研究,我们似不应忽略杨一清。他历仕弘治、正德、嘉靖三朝,并于正德十年及嘉靖五年两次入阁,担任过户部、吏部尚书等要职;两次总制三边(延绥、宁夏、甘肃)军务,对明代北边防务及明代川陕茶马贸易和马政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所著《阁谕录》一书,涉及嘉靖年间的政治、经济、军事、边务、选举用人、赋役科派、农民起义等诸多方面,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社会风貌,是研究嘉靖年间社会历史及西北史的必备之书。     

魏晋南北朝赋役豁免的对象与条件

从表面上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赋役征发规定,以国家法令的形式出现,似乎在征收对象方面具有无差别性,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赋役制度剥削劳动人民的本质属性,通过其赋役豁免特权的规定充分体现出来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赋役制度主要是剥削劳动人民的手段这一阶级实质,是通过两个方面的措施去实现的:一个是以作为赋税制度主干的田租、户调的丁租化与丁调化过程去实现的,因为田租的丁租化与户调的丁调化,等于否定了田租以私有土地数量为课税的依据的传统;户调的丁调化,也等于改变了户调按家赀高低征收的九品混通法。结果都落脚到了以丁为依据征收,自然对田少丁多的劳动人民不利而对田多丁少、家赀高的世族地主却大有好处。此其一。另一个途径,就是通过赋税的豁免特权的授予去实现的。因为这时赋役豁免特     

明代过继规则的民间文书表达

“过继”是明代户绝家庭宗法继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代的民间“过继”文书有“立继”文书、“出继”文书、赠与文书、遗赠抚养文书、招婿养老文书等。明代民间“过继”的内容有“奉祀”“继产”“当差”等,“过继”的方式有全部权利义务承继的“过继”、养老“承分”不“奉祀”的“过继”、以养老换取继产的“过继”、只继产不奉祀不养老的“过继”。明代的“过继”不仅继承了传统社会的做法,而且在继承方式和范围方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规则,为现代民事继承制度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历史经验。     

明代幕官制度初探

本文从中央、地方乃至军事系统等方面，对明代的幕官制度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考察，藉此证明明代同样具有一套完整的幕官制度；指出明代幕官制度在明代政治制度中所占的地位，以及幕官的衰败而导致以私人佐治为特色的幕宾制的应运而生。     

明代江南的役田、义田与宗族

明代江南常州、苏州等府苦于赋役征收过程中的重赋“虚粮”,设置役田应对。无锡顾氏、华氏的事例说明,设置义田与役田不仅是为了完役,也是为救济族人。义田与宗法关系的讨论集中于江南地区,唐顺之提出了义田起于大宗之废的观点,王樵特别强调义田统理族人的作用,王世贞认为义田使得社会公平。明代士大夫设置义田,也源于儒家宗法观念中余财归宗、不给资宗与“博施济众”仁政思想。明代士大夫设置义田也是效仿范仲淹,正统时杨荣与成化弘治时期徐溥、陈宗鲁、华守吉义庄较早设置,模仿者不少,士大夫对此互相激励。徐溥义田事例,导致明廷给予义田明确的政策,影响深远。明代江南义庄是作为宗族建设一环出现的,成为宗族制度的重要有机部分。     

中国明代文化学术讨论会在曲阜师大召开

<正> 由中国明史学会和曲阜师范大学历史系联合举办的明代文化学术讨论会,1992年9月中旬在曲卓师范大学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二十余人,围绕明代文化开展了认真讨论。这次会议规模虽小,但涉及内容却很广泛。现将会议主要议题简要概述如下: 一、明代文化的特点和地位。与会者一致认为明代文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研究领域。过去传统的史学研究偏重政治史、经济史、制度史,而文化史显得异常薄弱,虽然近些年有些学者开始重视文化史的研究,但仍有进一步加强的必要。明代是中国封建文化的成熟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