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老子》的伦理观

老子其人其书尚无定论。这里不妨认为《老子》的某些基本思想来自春秋时期的老聃,而《老子》的成书则是战国时期的事。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度走向崩溃、封建制度逐步确立,社会矛盾尖锐复杂。面对当时的社会动乱,诸子百家皆提出了自己的济世之方。在政治思想方面,儒家主张礼治、德治和贤治;墨家反对礼治,但也主张德治和贤治;法家则反对儒墨而主张法治。同诸家相对立,《老子》则主张无为而治。《老子》认为,社会之所以动乱,在于人们的智巧太多(“民之难治,以其智多”(六十五章)),欲望太甚(“咎莫大于欲得”(四十六章)),而智、欲的根源则在于物…     

道教典籍《太平经》语言的再解读

道教典籍《太平经》是研究东汉语言的宝贵材料,但当前的研究文章都没有对其语言性质作过详细分析,不具体分析文本的语言性质就无法全面、客观地把握其词汇、词义系统,也无法深入解读其思想文化内涵,这对于语言以及宗教思想研究来说都是不利的。对《太平经》的文本进行深入的再解读,可以从四个大的方面具体分析其语言性质。     

墨家对于逻辑规律的研究

墨子是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逻辑学家和军事工程师．《墨经》是“世界最古名学之书”。其在中国和世界逻辑史上都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墨家对于逻辑学的三条规律进行了详尽的阐述，这些构成了墨家逻辑学之重要内容之一。墨家对于逻辑学规律的研究对中国逻辑史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对于我们的逻辑思维也是富有启发性的。     

先秦两汉“持满”思想与修身为政之道

“持满”或“持盈”是先秦诸子普遍关注的人生修养问题。战国、秦汉的多种文献均载有孔子由观周庙（或鲁庙）欹器“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而兴叹“恶有满而不覆者哉”,进而阐发出谦卑恭谨、自损而益的人生持满之道。西汉时期多种文献也载有孔子对《周易》的《损》《益》二卦的感叹,其阐发的也是一种自损而益、虚以受人的持满之道。《老子》强调“不欲盈”,认为“持而盈之,不如其已”,主张“功成身退”,反对骄奢淫逸,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持满之道。《管子》既继承了《老子》“功成身退”的人生之道,也主张“持满者与天”,认为明主要效法天道“满而不溢”,做到“贵而不骄”“富而不奢”,进而可以“长守富贵”“久有天下”。《国语》通过对范蠡的叙述,进一步演绎了《管子》中的这种“持盈者与天”的思想。先秦的持满思想对两汉士人与权贵的为人处世之道产生了深刻影响,之后的中国人也都或多或少受到这种人生观的影响,这既是一种美德修养,也是重要的政德修养。儒道两家所强调的“谦受益,满招损”“功成身退”“光而不耀”的持满修身之道共同塑造了中国人优秀的精神品格。     

墨学综观

墨学与墨家学派在中国的历史上，墨学的发展十分曲折。所谓墨学，是指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学说。墨子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著名人物。可是，关于他的生辰和藉贯迄无定论。司马迁说：“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论墨子的君子观

墨子是墨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其开创的墨家学派曾一度引导过当时的思想界,时人称"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墨家也重视君子的培养,但他们的君子观是建立在自己学派的道德主张之上的,如兼爱、非攻、节葬等等。因为他们的群众基础不同于儒家,所以对儒家的君子观也就不时进行着批判,正是在这种批判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系统的君子思想。墨家的"君子"思想有其积极的成分,如对君子品格的要求和规范,但有些很显然也脱离现实,如对音乐的评价,所以在关注墨家的君子观时,应辩证分析,这样才能更深入地把握墨家的君子思想和社会主张。     

《吴子》士气思想考察

《吴子》一书具有十分丰富的士气思想，主要体现为“文治武备”、“修德振兵”和“励兵治气”三个层次，体现出《吴子》对于战争中人的精神因素的重视，以及对于如何激发和管理这种精神因素的科学认识，至今仍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四《阿含》中的“缘起”和“无常”学说

恩格斯指出:“辩证的思维——正因为它是以概念本性的研究为前提——只对于人才是可能的,并且只对于较高发展阶段上的人(佛教徒和希腊人)才是可能的,而其充分的发展还晚得多,在现代哲学中才达到。”恩格斯的论断对于我们研究原始佛教的辩证法思想是很有启发的。原始佛教学说中蕴藏着丰富的辩证法因素,其中尤以“缘起”、“无常”两说最为突出。本文拟根据记载原始佛教教义的汉译主要经典——四《阿含》,对这两说作一粗略分析。     

中国法律文化中的特殊现象——“引经决狱”

“引经决狱”是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等人提出的一种断狱方式。这种断狱方式要求司法官吏在审理案件过程中,以儒学经义作为分析案情、认定犯罪的根据,并按经义的精神解释和适用法律。所谓“经义”,即儒家经典阐述的关于人和社会的具体思想、观点。汉代“引经决狱”者常引用的儒家经典主要有《诗》、《书》、《易》、《礼》、《春秋》五经,尤以《公羊春秋》为主,故又称“引经决狱”为“春秋决狱”。“引经决狱”产生之后,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立法、司法均有重要影响,本文拟对这一人类法律文化史上罕见的现象做如下分析。     

钱唐故址考辨

关于秦汉时期的钱唐县治,自刘道真《钱唐记》以来,历代主张“灵隐山下”说者颇多,但均十分笼统地定其范围南至五云山麓的江边徐村、范村,西北至粟山石人岭和西溪,东到宝石山麓的大佛寺附近。其后,也有人主张在“钱湖门外”。清人倪鲁玉《神州古史考》因据《吴地记》:“粟山,一名新石头山,山上有城,下有飞泉、石杵,有吴先王刻题处”,认为钱唐县治在粟山上。最近,奚柳芳从地理角度着眼,结合文献进行实地考察后,提出秦汉时期的钱唐故址当在杭州市西南的转塘附近一带,即“环绕凌桥——转塘——龙坞——中村范围”。关于钱唐县治在灵隐山下,容下文详考。“钱湖门外”说前人早已否定,     

秦汉文字瓦当释谈七则

秦汉文字瓦当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文献参考价值,它可弥补文献记载不足,对于研究秦汉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均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试论汉代注重养老制度建设之根源——以生产方式及思想文化为视角

汉代注重养老制度建设的根源是多方面的,其中以农耕为主体的生产方式应为其物质根基,尤其是西周及秦汉间土地制度的变迁也对养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儒学之主流地位在汉代的形成与巩固,则为汉代注重养老制度建设之主要文化驱动力。     

凌阴考辨

凌阴,冰窖也。夏、商、周、秦、汉、魏晋谓之“凌阴”、“凌室”,唐宋呼之“冰井”,明清称之“冰窖”。“凌阴”始见于《诗经》,殷墟大司空凌阴遗址应是目前考古所知较早的凌阴遗址。     

秦与汉初里民生活略论

秦与汉初由于国家授田制得以有效推行,加上当时以宗族豪强为核心的社会势力尚不发达,国家能够通过行政手段实现对基层百姓的有效控制。这一时期,里吏是国家行政权力的忠实履行者,以国家行政为最高准则,而里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更透露出较强的行政性,西汉中期以后社会势力作用下所谓的自治特征尚不明显。这些充分反映了当时国家的基层统治理念。     

秦汉时期“河南地”与“新秦中”地域范围考辨

"河南地"与"新秦中"是两个出现于秦汉文献中的地域概念,彼此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各成一区,形成不同的地域单元。这两个地域名称所代表的区域范围的变化深刻影响着秦汉时期的西北边疆,这引起了不少历史学暨历史地理学者的高度关注和探究。然迄今为止,学界对二者的空间位置及其相互关系仍未有一致见解。     

中国韵文文体演变轨迹概论

中国韵文文体的演变轨迹,可据其发育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阶段性特点分为四个时期,即先秦以草创为主要特征的文体奠基期,汉魏六朝以唯美为主要特征的文体自觉期,唐宋以抒情为主要特征的文体成熟期,元明清以叙事为主要特征的文体鼎盛期。     

唐代灾害奏报与监察制度略论

中国的灾害奏报与监察在经历了秦汉魏晋的发展之后,在唐代已经基本成熟,灾情的申报,官员的检覆、监察都已形成了固定的程序,在救灾中得到了执行,并收到一定的效果。但唐代的报灾制度中一直存在着救灾与中央财政控制之间的矛盾,唐政府一直在为提高受灾地方政府应对灾害的主动性和效率而努力。唐代的报灾与灾情监察制度为宋元明清救灾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奠定了基础。     

略论《庄子》对汉赋的影响--汉赋艺术精神探源

汉赋无论从其内容还是文体特征来看 ,都表现迥然有异于其他文学的独特风貌。其文化源头决不是单一的 ,是在先秦文学的综合影响下形成的。《庄子》艺术精神对汉赋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浪漫主义的创作精神、铺陈的手法和语言风格三方面     

汉长安城对秦都咸阳的继承与创新

"汉承秦制"反映出汉王朝对秦的继承关系,这种继承关系反映在秦汉社会的方方面面,在都城建设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汉长安城本来就是在秦都咸阳渭河以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毫无疑义地要受到秦都咸阳的影响。但汉长安城并不是全盘接受,而是有选择地继承,在继承中求改革,求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并对中国古代都城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兰台”职官典故考述

兰台作为两汉重要的宫廷藏书处,既是御史中丞治事机构,又是广延学者名儒点校"秘书"和著史之所,后世秘书省、史馆等文馆职能均发端于兰台。"兰台"出典很多,一度指代御史台、史官和秘书省,笔者钩沉相关史料,试图理清兰台出典之源,呈现兰台在历史长河中之真实完整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