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慧远鸠摩罗什之争看晋宋之际中国佛学思潮的转向

庐山慧远与鸠摩罗什之间的理论论争是中国佛教思想史上一个极为重大的事件,它反映了东晋末年以庐山慧远为代表的中国佛教学者对当时流行的般若性空学说的深刻反思,为晋宋之际中国佛学思潮从大乘般若学向大乘涅槃学的重大转向起到了思想铺垫作用,在中国佛教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鸠摩罗什《杂譬喻经》与《众经撰杂譬喻》之关系考论

在汉译佛典中,有多部名为譬喻经的典籍,其中道略集、鸠摩罗什于长安译的《杂譬喻经》与《众经撰杂譬喻》关系最为密切,历来被认为是同部譬喻经。本文通过比较研究得出：一、《杂譬喻经》与《众经撰杂譬喻》是两部内容不同的譬喻经,《杂譬喻经》有故事39则,《众经撰杂譬喻》有故事44则,两经只有9则故事相同;二、《杂譬喻经》成书于公元405年,而《众经撰杂譬喻》约成书于公元800-1102年之间;三、《杂譬喻经》为道略集、鸠摩罗什译,而《众经撰杂譬喻》的撰者与道略、鸠摩罗什无关,具体撰者不详。     

鸠摩罗什“破戒”问题琐议

鸠摩罗什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著名商僧,但他曾两次"破戒"娶妻,这在《出三藏记集》和《高僧传》的《鸠摩罗什传》中均有记载,鸠摩罗什本人对此也非常悔恨,并将痛切转为悲悯心,在其翻译佛经中有所表露。但上述二书明确记载鸩摩罗什的"破戒"完全是被迫而为,这是可信的。而《晋书·鸠摩罗什传》的记载则是鸠摩罗什主动"索要女人",这种记载并不可信。古代佛教界对鸠摩罗什的"破戒"也有理性思考。     

《仁王经》“伪经说”驳议——以隋唐前期三种译本的流通情形为中心

通过对于智顗、吉藏、圆测、良贲等人所撰述《仁王经疏》的仔细检索分析,发现了智顗在宣讲《仁王般若经》时同时看到了三种不同的《仁王般若经》译本,而且真谛三藏所撰述的《仁王般若经本记》直到良贲时期仍然在流通。这一事实从另一角度说明,真谛翻译《仁王经》的说法也是正确的。由此证明,竺法护、鸠摩罗什、真谛确实翻译过《仁王般若经》。也同时证明,费长房《历代三宝纪》的记载是可靠的。     

两晋般若学与小乘佛学之渊源

两晋时期的般若学以“六家七宗”为代表,但是“六家七宗”都被认为对般若学的理解有偏颇,这也就是僧所说的“六家偏而不即”。许多学者认为“六家七宗”在理解般若学方面“偏而不即”的唯一原因是因为此时般若学受到了玄学的影响,其实两晋般若学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小乘佛学的影响,这无论从当时的佛学历史脉络上,还是从思想脉络上都可以找到其线索。     

刘勰为什么肯定“般若绝境”

刘勰所用之“般若”虽来自印度佛教逻辑,但从《文心雕龙》篇章中内容上看,却与佛教没多大关系。刘勰是从其哲学本体上肯定般若学在对待“有”、“无”关系上的基本态度的。刘勰的哲学受魏晋玄学尤其是王弼的观点的影响,认为“无”是哲学之本体,但亦不完全否认“有”的存在与价值。王弼主张以有训无、举本统末,与王衍、何晏为首的贵无派完全否认“有”的存在与价值和以裴■、郭象为首的崇有派完全否认“无”的本体意义的观点都不同。而般若学所谓六家七宗等各派,虽观点有分歧,但在对本末有无问题上却基本一致,他们都不像何晏与裴■那样偏执一端,完全否认“有”或完全否认“无”,而是如王弼那样,既肯定“无”为根本,也不否认“有”的存在与价值,这正是《文心雕龙·原道》中所表现出来的刘勰的总的哲学观点,所以他才肯定“般若之绝境”,而不是团于宗教门户之见。     

敦煌六朝写本与《十诵律》的翻译与校定

S.797、S.6661、BD03375三件六朝《十诵律》写本,其文本结构和内容与唐宋之后的藏经本均有很大的不同。结合《十诵律》的翻译史,这几种六朝写本为我们展示了鸠摩罗什译本的原貌,而现存诸藏经本则是经卑摩罗叉校改的新版本。罗叉在校改时根据自己所熟习的戒律胡（梵）语原本,对罗什译稿做了多方面的改动。敦煌六朝写本的发现对我们了解鸠摩罗什及六朝时期的佛经翻译有更深入的认识。     

鸠摩罗什论“空观”的遮诠双谴方式对王维诗文的影响——以《维摩诘所说经》为主要分析对象

遮诠双谴说理方式在大乘佛典中被广泛运用,龟兹高僧鸠摩罗什所译经典完美地将这一行文特征表现出来.尤其是《金刚经》、《妙法莲华经》、《大智度论》、《维摩诘所说经》等佛经中以遮诠双谴手法阐释“空观”的经文内容和行文方式,深刻影响了以王维为代表的中原文人.透过王维作品中以遮诠双谴手法所阐释的空观,可以体会罗什译经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     

“天地”与“圣人”之“大仁”——《老子》第五章主旨简说

《老子》第五章是体现老子天人合一、崇尚自然思想的代表性章目之一。此章之主旨,乃在于主张虚静无为,效法天地自然,倡导天人合一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作者运用双重比喻手法,强调圣人要像天地仁爱万物一样地仁爱百姓;而要实现如此之爱,圣人就必须进一步像天地自然运转生化与仁爱万物一样来尊重客观规律,顺应自然,仁爱百姓。如此天人合一的思想贯穿于《老子》全书,意义深远。     

试论《老子》中的“无”及其与“有”和“道”的关系

以近年出土的竹简和帛书《老子》文本为依据,结合传统中国哲学思想的特点,整理了《老予》中“无”的众多涵义和用法。“无”在《老子》中是一个极重要的形而上的概念,是生成宇宙万物的本源;在宇宙生成论上虽“有”、“无”并举,但《老子》中更强调“无”的重要性;“道”与“无”在某些方面含义相同,但“道”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和特征,是《老子》哲学思想最根本的核心。     

“道”:在“无”的向度上

对老子哲学的研究要“言有宗,事有君”;以现代思维方式观照老子哲学存在着错位;老子哲学之道有两个面向,不仅有“有”的向度,更有“无”的向度,而“无”是“道”更重要的面向。在与世界哲学的基本概念如存在、逻各斯、大梵、至上神等观念并行的语境中,“无”是中国式的,是老子的贡献;“无”是绝对的。共时地讲,它在世界的背面,历时地讲,它在万物之初。“无”在人的内在中显露,是“内在超越”的方式,是内在的精神境界;原初的“无”只是看或被看;“看”,是一种逻辑,是中国原初的智慧之道。     

由“空”入“有”——僧叡对《般若经》《法华经》态度的转变

僧叡是中国佛教思想由＂空＂入＂有＂转换过程中的代表人物。僧叡在其一生佛教思想的发展过程中,由尊崇《般若》到扬《法华》而抑《般若》,不断突出了《法华》所呈现的实体意义。僧叡思想的转变,是由以般若＂毕竟空＂思想为主导,渐次离开,逐渐走向＂佛性有宗＂的方向。他的转变对南北朝时期般若与涅槃的合流起到了催化作用。     

释“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义

以往对老子《道德经》中“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刍狗 ;圣人不仁 ,以百姓为刍狗”句的解释存在诸多歧义 ,关键是对“刍狗”一词如何理解。本文通过分析考释 ,认为王安石、王父子的解释最符合老子原意 ,从而纠正了此前的一些错误解释。     

《荀子》中的“故曰”

对《荀子》中的45个“故曰”，前人或不加训释，或一概译为“所以说”。其实这45个“故曰”的使用情况可分为：①先议论后总结的，这种“故曰”确可译为“所以说”，其后为荀子语言，共有17例，占37．8％；②先引述后申说的，这种“故曰”则当译为“老话说”（或译作“旧书上说”，个别的则要译作“所以前人说”等），其后乃属引语性质，共有28例，占62．2％。分辨这些情况，不但有助于准确地解读，而且对剖析《荀子》内部的语料层面具有重要意义。     

《老子》之“道”与龙树之“空”的比较——以“有”“无”关系作为着眼点

《老子》的＂有＂＂无＂关系可以分为形而上层面之道的＂有＂＂无＂关系、形而下的器物层面的＂有＂＂无＂关系、作为人世间及天下治理层面的＂有＂＂无＂关系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是相互贯通的。《老子》的＂道＂与龙树的＂空＂虽有很大差异,如《老子》的＂有＂与龙树的＂有＂、《老子》的＂无＂与龙树的＂无＂的含义差异巨大;但两者也有诸多可融通之处,如《老子》的＂道＂是＂有＂＂无＂的统一体,龙树的＂空＂体现色空不二的关系,等等。     

《华阳国志》所记“宾刚白摩沙夷”考辨

:《华阳国志》在汉文史志中首次明确记载了纳西族先民的活动。本文通过字义与有关问题的探讨 ,对这一记载中的难解句提出了新的看法 ,认为“刚”之“刚”取自《易·说卦》 ,并进一步辨明“摩沙夷”即今纳西族 ,其分布区域在今盐源西至宁蒗一带     

先秦文献中“尚书”非经书名综考

先秦文献中“尚书”的表达仅两处。一处在传世文献《墨子·明鬼下》中,此处的“尚书”并非经书名,也非讹误,而是《夏书》的修饰语;“尚”是表尊崇的程度副词,反映了墨子对大禹以及《夏书》的极度推崇。另一处在出土文献帛书《要》中,此处的“尚书”也并非经书名,而是指所有“上古的典籍”;“尚”是表时间语词,为了突出《周易》的特殊地位。因此,“尚书”在先秦文献中均与经书名《尚书》无关。     

马步芳真成了“圣人”?

写下这个题目,并不是＂为古人担忧＂,甚至也不是辩论一个旧时人物的臧否,而是说一下我们今天怎样＂还原历史＂——近读《新民晚报》的《夜光杯》,有游客远去西北某市——那是昔日＂西北王＂风行之处,也是当年＂马家军＂驻扎之地。闹市中间,     

宋代《书》学传统下的“明德慎罚”

宋初,《书》学历经嬗变,逐渐走出汉唐经学的影响,形成了独具宋代特色的解《书》方式和解《书》体系。明德慎罚思想是《书》学思想视域中的一个亟待解读的政治命题。作为宋代最具代表性的政论,明德慎罚思想完美地诠释了《书》的资政内涵,促进了宋代《书》学体系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