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力所有制范畴的存在——就教于蒋学模老师

《学术月刊》一九八○年第十一期发表了蒋学模教授题为《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力所有制问题的我见》一文。蒋老师在这篇文章(以下简称《我见》一文)中提出了一些正确的见解,读后受益非浅。但蒋老师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力所有制范畴的存在,学生不敢苟同。本文拟就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力所有制范畴的客观性及其意义,谈谈自己的粗浅认识。     

评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等两篇文章

《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分别见:1923年4月25日《向导》第22期;1923年12月1日《前锋》第2期。以下引文不注者,均见此两文)是陈独秀一九二三年发表的两篇主要文章。长期以来,许多人将这两篇文章作为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理     

欧苏相合于“道”

苏轼有一篇叙述和欧阳修特殊关系的重要文章,即《祭欧阳公忠公夫人文》,兹将有关文字抄录于后: 轼自龆龀,以学为戏。童子何知,谓公我师。昼诵其文,夜梦见之。十有五年,乃克见公。公为拊掌,欢笑改容。“此我辈人,余子莫群。我老将休,付子斯文。”再拜稽首,过矣公言。虽知其过,不敢不勉。契阔艰难,见公汝阴。多士方(讠华),而我独南。公曰“子来,实获我心。我所谓文,必与道俱。见利而迁,则非我徒。”又拜稽首,有死无易。(《苏轼文集)卷六十二)     

《<南诏德化碑>作者问题答疑》读后驳答(上)

一、问题提出的由来及其实质 《思想战线》今年第3期上王叔武《<南诏德化碑>作者问题答疑》(以下简称《答疑》)一文,是对我上年发表在《云南社会科学》第4、5两期上《<南诏德化碑>碑文作者为王蛮盛质疑》(以下简称《质疑》)一文的答辩。我的《质疑》文章,是在读了王叔武发表在《思想战线》1978年第2期上《(南诏德化碑>作者考》(以下简称《作者考》)之后,就其全文论证《南诏德化碑》(以下简称《德化碑》)的作者应为王蛮盛而     

关于阿Q“革命”及其典型性问题的几点质疑——与马冀同志商榷

我在《关于阿 Q“革命”的初探》(见《延边大学学报》一九七七年第三期;(下简称《初探》一文中,针对那种对阿 Q 性格中“革命”因素渲染过份的倾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阿 Q 不是一个革命者的形象,阿 Q 在鲁迅笔下是一个否定的典型,对于阿 Q 的所谓“革命”也没有抱任何赞扬与肯定的态度。马冀同志对此提出了批评与指责(见《延边大学学报》一九七七年第四期《也谈阿 Q 的“革命”及其典型性》;下简称《也谈》),这是正常的。因为,我的一些看法,如在《初探》一文开头时讲的那样,是很不成熟的,有些观     

关于林肯评价问题的两点浅见——与《论林肯》一文商榷

西方论述林肯的文献车载斗量,比比皆是;评价林肯的一生众云纷纷,莫衷一是。刘祚昌同志《论林肯》一文(见《开封师院学报》1978年第一期)拨开烟雾,试图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有独到之处,读后颇受益。今就我在初学美国史的过程中,关于评价林肯的问题,冒昧地提出两点浅见,求教于前辈和同志们。     

“文明的冲突”与“文明的共存”

一、“文明的冲突”论与“新帝国”理论1993年夏季号美国《外交事务》 (ForeignAffairs)发表了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 ?》一文 ①,我于 1994年撰写了《评亨廷顿〈文明的冲突 ?〉》(刊于《哲学研究》 ,1994年第 3期 ) ,批评了以亨廷顿为代表的美国“霸权主义” ,在此期间     

也谈元稹与薛涛的关系

八五年七月二日《光明日报》苏者聪《元稹在男女问题上一往情深吗?》一文,就元稹在男女问题上一是否一往情深与裴斐同志进行了商榷,。文中关于元稹与薛涛关系的论述似有未安。 (一)、苏文云:“元稹……不但见女色而动心,且地至听女色而怀鬼胎。”根据是:“宪宗元和四年)809)年)请求出使西川,寻隙与之(指薛涛)相见”。这实在是有些冤哉枉也。     

历史的证明——与[日]山口瑞凤先生商榷

不久以前,一次偶尔的机会,使我有幸拜读了日本著名的西藏历史及语言学家、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山口瑞凤先生所撰写的“《三十颂》与《性八法》成书年代考——兼论桑宝扎在世年代”一文(以下简称《年代考》)。一个不同民族、不同国度的学者,竟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学习和潜心研究藏语、藏文、藏族历史,并著书立说,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实在使我感动不已。但令人遗憾的是,他在《年代考》中所提出的有关论点,我是不能苟同的。现提出自己的一管之见,与山口先生商榷,并就教于各位专家。     

关于通货失衡的两点不同看法——与魏杰同志商榷

拜读魏杰同志《通货失衡的两个理论问题》(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0年第6期)一文后,对其中的一些观点不能赞同,在此谈谈我的看法。     

“诸葛亮隐居南阳说”质疑——兼与水仲贤先生商榷

<正> 《三国志·诸葛亮传》载《出师表》一文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说:“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由此引出诸葛亮隐居地是南阳或是襄阳之争。这一争论大约已有一千余年,迄今尚无定论。《河南日报》一九八七年八月八日发表了水仲贤先生的《诸葛亮隐居地碑文之我见》一文(以下简称《我见》),这是诸葛亮隐居南阳说之新见解。对此笔者尚有不同认识,愿提出来与水先生商榷。     

能夠这样否定简单枚举归纳推理吗?——与虞謇同志商榷

无论是从科学体系和教学体系的完善还是从思维的实际需要出发,归纳逻辑都应作深入的研究。《归纳逻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一书对归纳逻辑作了多方面的探讨,给人以启发,但书中中国政法大学虞謇的“简单枚举法作为一种逻辑推理的异议”(见《归纳逻辑)177页～180页,以下简称该文《异议》)一文否定简单枚举法作为一种逻辑推理的观点却是令人难以接受的。本文首先驳斥《异议》一文否定简单枚举归纳推理的论据与论证,然后就如何充实目前普通逻辑教学体系中归纳逻辑部分谈点看法。     

也谈《柏林之围》的主题与人物

对《柏林之围》的主题,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种认为“小说通过一个垂危老病人的故事,把巴黎被普鲁士围困、攻陷的苦难现实和主人公幻想中法国攻克柏林的胜利对照起来,以动人的悲剧色彩,表现出主人公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见《中学语文教学》一九八三年二期《<柏林之围>教学设想》一文) 一种认为儒夫的“爱国观念”“是征服(实际上就是侵略)的产物”,《柏林之围》的主题应该是“暴露了拿破仑帝国军官们所谓‘荣誉’和‘爱国观念’的侵略本质,鞭笞了他们为满足征服的欲望,而祸国殃民的罪恶。”(见《中学语文教学》一九八三年十期《论<柏林之围>的主题》)     

杜甫诗歌的艺术技巧

杜甫留存到现在的诗篇,共一千四百五十多首。他自己曾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文》)书卷多,能取精用宏,为自己的创作,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我曾有《杜诗渊源论》一文说明这个问题(见拙著《杜甫诗论丛》),可供大家参考。现谈谈杜甫的写作技巧和他的取法古人是分不开的,但又是侧重面不同的。     

关于我国历史上养猪问题的几点补正

读了《四川大学学报》一九七八年第二期许肇鼎同志写的《我国历史上养猪情况简介》一文,我有以下几点补正意见: 1.甲骨文中,除了文章所说的“豕”字外,还有一个“豚”字(见《甲骨文编》九·一一)和一个“彘”字(见《甲骨文编》九·一一),可以说明当时猪的名称已经多样,养猪自然已经时间久、数量多了。 2.金文中,除了文章所说的“家”字外,还有一个圂字(见《甲骨文编》六·一六)。据《说文解字》卷六(下)说:“圂者,猪厕也。从口,象在口中也。会意。”《一切经音义》九引“苍颉篇”说:“圂,猪所居也。”这里的“厕”,既是猪舍,又是厕所。厕所家     

鲁注拾稗

《为北京女师大学生拟呈教育部文》(二)的写作时间鲁迅为女师大学生拟呈教育部请撤换校长杨荫榆文二件,现据手迹编入新版《鲁迅全集》第八卷《集外集拾遗补编》。《呈文》(一)的写作时间,已经钱超尘同志考定为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一日(见《文学评论丛刊》一九七八年第一辑《〈驱杨运动特刊〉上发表的鲁迅代拟的“呈文”》一文);呈文(二)的具体写作时间未详。吴奔星先生在所撰《鲁迅和“女师大风潮”》一文中说:“鲁迅以实际行动支援了女师大学生的斗争,他从五月十二日起,十天之内,两次替女师大学生代拟给教育部的呈文,”把呈文(二)写作时间的下限定     

经学与清末政治风云——再论儒学与维新

在近代中国,儒学与维新千丝万缕地联系在一起。反动统治阶级利用儒学反对任何革新,而立志维新、反对顽固守旧的志士仁人亦利用儒学举起维新变革的大旗。本文拟就今、古文经学的异彩与清末政治风云,谈几点不成熟的意见,进一出申说拙稿《儒学与维新》(见《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一文的论点。     

厉王在位年考——兼论西周诸王在位年数问题

(一) 问题的提出鬲攸从鼎铭云:“唯卅又一年三月初吉壬辰,王在周康官(彳屖)大室”,此鼎郭沫若同志《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列为厉王时器,刘启益同志《微氏家族与西周铜器断代》一文(见《考古》1978年第5期),也认为此鼎是厉王时器。鼎铭中的“卅又一年”,刘启益同志释为“卅又二年”,这是因为“一年”二字在铭中是合文,有误释为     

再谈价值规律的第二个作用

在《经济问题》1985年第12期上,刊登了国世平同志的《计划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第二个作用实现的主要形式》(下称《主要形式》)一文。在该文中,国世平同志就我在《也谈价值规律的第二个作用——与国世平同志商榷》一文的商榷意见进行了回答。我觉得,国世平同志的回答仍然难以令人信服,《主要形式》一文的基本观点仍然不妥。现对此再谈我的一点看法,以就教于国世平及其他同志。     

《金瓶梅作者屠隆考》答疑

拜读了徐朔方先生《〈金瓶梅作者屠隆考〉质疑》一文(见《杭州大学学报》一九八四年第三期),很受启发。比如,文章指出了屠隆别署娑罗馆,是“因为他从佛寺中移得娑罗树而得名”等,的确是我行文中没有顾及的“疏漏之处”。但是,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上,我觉得徐先生的看法还值得讨论。徐先生文章主要是围绕着《开卷一笑》进行的。其中最具份量的问题是“此书出版年代究竟在明末,还是清初”。诚如徐先生说的,“如果在清初,李贽编次、屠隆参阅之类的欺人之谈就不攻而自破了”。对于这个问题,我在《金瓶梅作者屠隆考续》(见《复旦学报》一九八四年第四期)中已有申述。现在,再就徐先生提出的两条论据辨之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