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企业年金基金投资风险控制探析

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世界各国纷纷建立了包括基本养老保险、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计划等在内的三支柱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其中,仅次于基本养老保险的第二支柱———补充养老保险在我国被称为企业年金。企业年金的运营涉及缴费、投资运营和支付三个环节,其中,投资运营是企业年金保值增值的关键环节。投资必有风险,如何规避风险、加强风险监管,这是完善企业年金制度必须面对的问题。我国企业年金基金投资运营面临的主要风险是投资运营模式存在治理缺陷,投资工具较少且范围限制过于严格,投资风险控制机制尚待完善。需要从三个方面建立机制,即完善年金治理结构、重构风险监管框架及建立风险补偿。     

数智时代我国面临的主要就业风险及治理路径

数智时代，劳动力市场出现新特征：新就业形态蓬勃发展、劳动力工作流动性增强、工作价值观发生重大转变、以学历为标识的人力资本投资竞争更为激烈、劳动力市场脆弱性加剧。就业风险呈现新变化：人们面临着技术性失业、群体性失业、规模性失业、长期性失业等就业数量风险，以及劳资关系失衡导致的工作贫困、长时间工作、就业歧视等就业质量风险，这些就业风险在范围、规模、种类、程度及发生频率上并未缩小而是扩大。这意味着，社会进步虽使人们抵御就业风险的能力增强，但并未从根本上消除甚至降低就业风险，应通过思维转向、多维治理、制度建设和能力提升治理就业风险，提高风险治理韧性，进而稳存量提质量，实现稳就业、保就业的目标。     

美国风险投资业的发展特点及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风险投资在投资主体、投资客体以及在投资机制方面具有投资素质多元化特征。风险公司主要采取合伙制,投资主要在高科技产业领域,投入时间一般集中在风险企业的成长阶段。对我国建立风险投资机制的启发是:发挥政府在风险投资中的导向作用,建立法律支持系统,提高完善风险投资运营机制、完善融资体制等。     

人力资本投资风险及防范控制研究述评

本文介绍了人力资本投资效益、人力资本投资风险以及人力资本投资风险防范控制等方面的相关研究成果，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评述。该研究能为人力资本投资风险及防控的研究和实践提供基础和借鉴。     

论我国企业“走出去“的风险及其应对

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会面临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风险,而我国企业在走向国际化的同时还须完成市场化,由于其对外投资的宏微观基础及竞争优势尚未完全具备,风险较大。因此,要降低我国企业“走出去”的风险,需要政府和企业良性互动、共同面对。     

创业企业成长风险的跟踪管理

创业企业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的风险与一般企业有所不同,创业投资家需要针对创业企业的成长风险构建特殊的风险跟踪管理机制。创业企业成长风险管理包括风险识别、风险诊断和风险管理三个环节,主要受创业企业发展阶段、股权比例、投资行业和投资效果等因素的影响,因而可采用监控和增值服务两种手段来对创业企业成长风险加以管理。     

陕西国有大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国有大企业在公司制改革中由于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运作不规范,导致了领导体制方面的矛盾,其主要原因是政府职能转变滞后和公司内部管理混乱,以及缺乏非国有投资主体的参与、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等,为此笔者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对策.     

业绩波动、媒体关注与企业研发强度——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研发投入对企业风险承担及持续价值创造至关重要,但前期经营风险(业绩波动)对研发投入决策的影响目前鲜有研究。文章以2006-2011年632个制造业上市企业作为样本,研究发现,企业研发强度对业绩波动的敏感程度受到媒体对企业关注程度的影响,而媒体报道语调的作用并不明显。研究结论为政府和企业如何从风险控制及媒体治理的视角推动研发投资提供一定启示。     

外商投资企业转让定价研究

外商投资企业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转让定价问题日益突出。本文利用 1994 - 1999年的公开统计数据 ,对外商投资工业企业转移的利润进行了定量分析。外商投资工业企业在 1994 - 1999年间 ,平均每年转移的利润多达 10 0 0亿元左右。跨国公司转让定价的动机有税务动机 ,也有非税务动机。文章分析表明 ,虽然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口有利用转让定价进行三角避税的嫌疑 ,但出口利用转让定价避税的动机不显著。外商投资企业转让定价的动机可从三个方面解释 :(1)规避政治风险 ;(2 )规避汇率风险 ;(3)合资、合作企业的外方侵占中方利润。最后 ,本文针对我国加入WTO的环境变化 ,提出了治理外商投资企业转让定价的对策     

构建能源综合利用企业生存风险预警指标体系

风险是指某种损失发生的可能性,它是客观存在的具有不确定性的状态.风险的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企业在其经营发展过程中,由于各种内、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而使企业陷入困境.从而危及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各种可能性.构建企业生存风险预警系统是了解、度量、消减和规避企业生存风险的常用举措.以热电联产方式进行的能源综合利用是目前提高能源综合利用率的最佳途径,也是治理环保污染的最佳手段之一.能源综合利用企业在生存过程中面临来自市场环境、产品环境、生产环境、供应环境和资源环境诸要素的制约与影响.从这五个方面入手构建能源综合利用企业生存风险预警指标体系,能有效的帮助企业了解、消减和规避生存风险.     

历史的理论研究路径和理论模型——对《中国的集权与分权:“风险论”与历史证据》一文的几点评论

本文强调，在研究集权和分权这一反复出现且类型多样的历史现象时，建构适度抽象、概念和逻辑明晰的理论模型以助分析是有效的。本文指出，将“风险论”和“效率论”对立起来有欠妥当，“风险论”就是一种效率指向的理论，重要的是区分何种治理、何种效率、谁之效率。沿着这一思路，本文建构了分析统治者风险治理效率和日常行政效率关系的模型，指出当一种制度赋予统治者以统治风险最小化的行为特性时，其日常行政治理效率的最大边界在哪里；建构了统治风险治理效率下的集权和分权选择模型，并考察过度集权与过度分权的概念；讨论了效率区分在理解中国历史中非均衡割据现象方面的意义。本文通过理论模型的建构，考察了统治者收放权边界内外运作的差异。     

论风险投资的风险控制机制

中国风险投资失败率高最根本的原因 ,是由于我国风险投资机构的组织和运作不规范 ,未能建立有效的风险控制机制。结合国外成熟风险投资的风险控制机制 ,具体分析企业治理结构中的风险控制和风险投资运作过程中的风险控制 ,其结论是我国风险投资机构更大的问题是在企业治理结构上 ,最重要的因素是人的因素     

人力资本投资风险及防范控制研究述评

本文介绍了人力资本投资效益、人力资本投资风险以及人力资本投资风险防范控制等方面的相关研究成果,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评述.该研究能为人力资本投资风险及防控的研究和实践提供基础和借鉴.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框架及其构建

国家治理理论主要关注政府治理、企业治理、社会治理三个方面,因此,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框架应该由国家—政府治理框架、国家—企业治理框架、国家—社会治理框架三部分构成。国家—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意义在于推动治权与事权框架的优化,包括正确处理国家—政府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种关系,解决国家—政府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类缺失,把握国家—政府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个前提;国家—企业治理现代化的意义在于促进政府与市场框架的演化,包括激发国家—企业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种力量,避免国家—企业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大风险,夯实国家—企业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个基石;国家—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意义在于促进制度与公平框架的固化,包括拓展国家—社会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种视角,实施国家—社会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项运作以及程序化与责任落实。     

保险资金投资股市的利益与风险控制

我国多次降息，使保单预定利率高于银行利率，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受到严重影响。拓宽保险资金的运用渠道，实现保值增值成为迫切需要。由于国债市场和其他债券规模太小，无法吸纳庞大的保险资金，保险资金投资股市成为重要的投资选择。保险资金的首要特性是安全性，应通过建立健全我国上市公司、保险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加大我国资本市场建设和金融创新的力度，充分发挥监管部门作用等根本性的措施来防范和控制保险资金投资股市的风险。     

正确义利观与“一带一路”产能合作治理

解决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投资面临的风险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困境和挑战,成为深化"一带一路"产能合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中国在坚持义利关系辩证统一的价值内核基础上,提出了正确义利观,将功利和道义有机地结合起来,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产能合作提供了价值引领。为了把义利观这一理念落实到"一带一路"产能合作实践中,使之具有可操作性,本文提出三种互补的治理形式:便利型、监管型和分配型治理。在科学认识和把握义利关系的基础上实践正确义利观,在道义上为世界树立标准和典范,为国家聚拢巨大的软实力,对中国在新时期推进高质量"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创业企业成长风险跟踪管理的特点、手段及影响因素

创业企业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的风险与一般企业有所不同,创业投资家需要针对创业企业的成长风险构建特殊的风险跟踪管理机制。风险跟踪管理的主体是创业投资公司,重点是战略和策略问题,方式是间接的,目的是实现增值。为了及时识别和控制风险,风险创业投资家应加强对创业企业的监控,创业投资家要参与创业公司的管理。在确定风险跟踪管理的方式与参与程度时,应考虑创业企业发展阶段、股权比例和投资行业等因素。     

浅论企业财务风险及其防范

本文认为企业在经营中存在着一定的财务风险,包括筹资风险、投资风险、资金回收风险、收益分配风险。要防范企业财务风险,必须做到:要树立动态分析观念;适度负债,合理安排资本结构;认真分析财务管理的宏观环境及其变化情况,提高企业对财务管理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实行多元化经营分散企业风险;采用风险转移法来降低企业风险;做好还款计划和准备,合理确定期限、还款方式及时间;加强资产管理,提高运营能力,增强盈利水平。     

中国海外投资政治风险防范举措研究——以利比亚危机为视角

近年来,我国对外投资日趋增加,投资方式不断创新,投资规模不断扩大,风险也日益提高,加强海外投资政治风险防范迫在眉睫。我们应该借鉴国外防范海外投资政治风险的成功经验,采取国家和企业共同防范的做法。就国家而言,应当健全海外投资保障立法;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以转移风险;优化海外投资结构并建立政治风险预估系统;强化政府功能,促进国家间谈判协商或高层会晤;大力引进和培养国际化经营人才。就企业而言,在投资前做好政治风险评估工作;对外采取合适的经营策略,对内提高风险管理水平;优化海外投资组织结构;购买境外投资保险;充分利用国际法制规避风险。     

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数字经济治理体系不完善是“十四五”期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和挑战之一。企业作为数字经济治理的微观主体，明确其治理职责，承担治理责任，强化治理作用是数字经济协同共治的基础。在界定企业数字经济治理内涵的基础上，本文从数字化使用能力、创新能力、竞争能力和引领能力四个维度构建了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指标体系，使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测算，并进一步探讨了其影响因素，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中国各省的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呈现“东强西弱，南强北弱”的发展格局和“高、中、低”梯度分布的发展特征。第二，从全国层面看，数字经济治理技术、治理环境、治理人才和治理制度均显著促进了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的提升。其中，数字经济治理技术对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的提升作用最大，其次是治理环境、治理人才和治理制度。第三，从地区层面看，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四个影响因素的作用及效果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的提升主要得益于治理技术和治理环境；中部地区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的提升受治理人才和治理制度的影响更大；西部地区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的提升则明显来自治理人才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