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学的主体思想与秩序和谐理想

“礼”和“仁”是孔子思想的重要范畴,“贵礼重仁”是孔子思想的主体。春秋时期礼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仍充当重要角色,也给普通士人提供了进身的阶梯,孔子贵礼是和当时的礼治思潮相适应的。尽管礼是社会和谐秩序建构的重要手段,由于春秋战国时期社会面临着新的整合,因此儒家的秩序理想难以化为现实,但孔子的秩序和谐理想,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孔子“仁”学伦理思想探索

孔子的学说里强调最多的是“仁”,“礼”其次。在《论语》中讲到“仁”的有58章,“仁”字出现了105次。难怪有些同志说:“几乎为大多数孔子研究者所承认,孔子思想的范畴是‘仁’而非‘礼’”。本文亦以“仁”学作为重点,对孔子的伦理思想提出一点浅见。关于“仁”、“礼”的关系,长期以来争论纷纭。在我看来,从伦理学角度而论,“仁”是指人与人关系间的思想原则,“礼”则是具体的行为规范,前者是伦理,后者则是道德。故本文论“仁”不论“礼”。     

从"仁""礼""和"的关系看孔子的和谐思想

“和”在《论语》中出现的次数不多,影响也不如“仁”“礼”那样广泛,但它却是孔子强调“仁”、推行“礼”的目的之所在。在孔子思想中,“仁”、“礼”、“和”是一个整体,“仁”从个体道德修养角度促进“和”,“礼”从社会制度和规范方面保证“和”。“和”既是“仁”“礼”之目的,也是“仁”“礼”结合之结果。本文分析了孔子和谐思想的表现、本质,并对“仁”、“礼”、“和”三者之间的关系作了初步的探索。     

原始儒家仁与礼的文化思想探析

仁与礼是儒家文化的核心要旨,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组成部分。考察仁与礼的文化思想需要追溯到先秦时期的五经元典之中。方东美先生将先秦时期尚未被政治化的儒家思想称为原始儒家。在原始儒家的思想体系中,仁与礼是最为重要的两大思想。周公制礼作乐,强化了礼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孔子则建构了仁的德性基础,提出“克己复礼”的思想,使得“仁”与“礼”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仁与礼作为儒家文化的组成部分,彰显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对于当代个人与社会的发展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仁”与“礼”不等于孔子思想的“内容”与“形式”

作为中国思想史上最早的一个哲学思想体系——孔子思想,二千多年以来,不知有多少专家、学者为此耗尽心血。而关于孔子思想中仁、礼的关系问题,智者见智,仁者见仁,莫衷一是。特别是近百年来,许多人把属于辩证法范畴的“形式”与“内容”应用到“仁”与“礼”的分析上。具体说来有两种根本不同的观点: 其一,有人认为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仁”,而“礼”是“仁”的“形式”,亦即“仁”之为里,“礼”之为表。执此意见的始作俑者已无从可考,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如:“礼本乎仁,是仁的表现,仁的象征。”(一九三二年稽文甫著《先秦诸子政治社会思想述要》)“仁是内     

对孔子德治思想的哲学诠释

德治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德治的前提是通过“正名”的方法恢复“礼”的社会规范作用,德治的理论基础就是通过以仁释礼,将礼的强制规定与仁的自我要求融为一体,把道德运用于政治领域,强调个人修养和人格完善对社会的影响,德治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有礼有序等级和谐的社会。     

从“仁”学视角看孔子的“天人合一”思想

孔予以“孝”为切入点而谈“礼”,“仁”是“礼”的抽象,“仁”也是天与人之间的桥梁,天人合一,以和为贵。这是孔子“仁”学思想的脉络。     

“仁”和“礼”的紧张─—论孔子的人道原则

“仁”和“礼”的紧张─—论孔子的人道原则陈卫平在关于孔子思想的讨论中，可以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以“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将孔子之“仁”褒扬为与近代人道主义相差无己；“五四”以来的文化激进主义将孔子之“仁”抨击为反人道的吃人礼教．这两种观点虽...     

吾道一以贯之：孔子思想由仁至礼的内在逻辑

孔子所言“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所释的忠恕之道,是孔子思想体系中总的方法论,简言之,即类推的方法。这个方法不仅体现在孔子“举一反三”等教学方法上,也体现在孔子“推己及人”的伦理主张上,更表现在孔子思想两大重要范畴仁与礼的逻辑运动上,即由仁推广扩充至礼的范畴发展上,这同时也指导了孔门由仁至礼的工夫实践,从而使得仁礼具有了“仁先礼后”“仁内礼外”的性格特征。仁是孔子思想体系中的根本范畴,礼是最终范畴,二者相辅相成,内在统一,由仁至礼的发展是孔子思想内在的逻辑要求。     

从方法论看孔子“过犹不及”的中庸思想

孔子思想是我国古代第一个完整的哲学思想体系,对中外文化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孔子继承了中国奴隶社会以及初封建社会的民本思想、宗法思想、中庸思想、大同思想,并以此形成了一个以“仁”为中心内容,以“礼”为表现形式,以“中庸”为思想方法,以“大同”为远大理想的思想体系。过犹不及的中庸思想,是孔子学说的思想方法,也是孔子的唯物主义思想部分中最核心的内容,是辩证法在孔子思想中的典型运用。中庸贯穿于整个孔子思想体系。     

晚明社群文人创作趋同倾向及其对文学之影响

社群文人的潜在门户意识,使得他们极力排斥来自他社的不利因素;但相对社内文人群体而言,此种门户意识更易导致他们思想行为的趋同倾向。究其因,主要有三:(一)文社领袖一般具有杰出的文学才能,他们所倡导的文学思想为社内文人所尊奉;(二)同社士子多由亲属或者师生组成,在文学思想上,彼此之间往往具有渊源继承关系;(三)同社文人大多为本乡、本县或者本郡之人。这种趋同倾向在文学创作上表现得极为明显,主要体现在他们的集体创作成果——社稿方面。同社文人的门户趋同意识容易导致他们的文学创作在题材、体裁、思想、风格等方面趋于一致,这对形成某一文学流派,掀起某种文学思潮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夸大同社文人趋同意识对文学的积极影响,有时同社文人在"过分"强调创作一致性的同时,也会忽视他们的独创精神而导致模拟倾向。     

论先秦诸子对"社会和谐"的探索及其现代启示

社会是文化表演的舞台,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精神就是和谐。早在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春秋战国期间,诸子百家学说虽然没有形成明确的“和谐社会”的思想概念,但其思想都指向“社会和谐”,可以说是今天“和谐社会”在观念上的最早萌芽和文化渊源。其哲学基础和思想渊源是古人的天下观和天人合一思想。其思想内涵包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自强不息,修身正己的社会人格;义利协和的社会准则;务本节用、重农富民的生计原则等。这些思想对于形成文化中国和谐社会起着积极的作用。     

让艺术插上思想的翅膀——读任蒙的文化散文

任蒙是中国当代文坛比较活跃的诗人和散文作家,近十年来,其文化散文具有较强的思想震撼力量。任蒙具有精神寻根意识,敢于直面现实,感受基层,超越局限,在把握审美对象时深谙唯物辩证法,能够从正反两面解剖所写的对象;其文化散文在把握整个历史运动的基础上超越了短视的"世论",穿透了"混乱"的历史表象,无论是对历史的批判,还是对现实的观照,都达到了深厚的人类悲悯情怀和强烈的批判意识的高度统一,在肯定人的价值的同时彰显了人的精神价值,是诗、史、思的结晶。     

缺席、在场都是尴尬的存在——新时期浪漫主义文学研究述评

浪漫主义文学创作及其研究是新时期文学的重要问题。但与其他文学形态及其研究相比,备受冷落。关于新时期文学研究的论文和著作汗牛充栋,大都忽视了它的存在,以至于浪漫主义文学研究者在开始研究之前不得不花费大量笔墨论述其“在场性”,寻找存在的条件,分析遭遇冷落的原因。而其“在场性”刚刚得到认可,研究还没深入,论者就迫不及待地探讨其“终结”的原因,致使浪漫主义文学研究中存在许多问题。无论“缺席”还是“在场”,都说明浪漫主义文学在新时期处境尴尬。     

中国“写人论”的古今演变

与正在走红的叙事理论相比 ,以传统文化为底蕴的中国“写人”理论更能自成体系 ,呈现出顺应不同历史情境的主题演变。作为中国“写人论”的最初核心话语“形神”论 ,是依傍画论而成 ,通过“如画”、“传神”、“如闻其声 ,如见其人”等词语的大量使用而奠定了后人评赏写人效果的理论基础。随之 ,金圣叹推出的“性格”论 ,后经过张竹坡、毛宗岗、脂砚斋等人的丰富和发展 ,实现了中国写人论话语的独立。 2 0世纪以来 ,“典型”论在中外文化交流的大潮中登堂入室 ,一方面在本土化过程中完成了写人论话语的细化 ,另一方面又在政治权力的干预下单极化地突出了“大写的人”。新时期以来的“写人论” ,出现了无主题变奏的多元化走势 ,“多重文化身份”以及“小写的人”等观念得到大力提倡 ,表明中国“写人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在中国“写人论”逐渐演进的历史逻辑结构中 ,“以形写神”成为一道贯通古今的气脉。     

伦理道德对“法治”的基础性支持维度

“法治”不同于“法制”和“依法治国” ,它的实质是一种正义、自由精神 ,而这种精神与伦理道德的价值追求是一致的。法治精神的外化即法律的基础在于伦理道德原则 ,不论是其合理性还是其秩序的建立 ,都要以伦理道德为保证 ,而且法治的具体实施即立法、执法和守法更是需要道德的支撑。     

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与当代生态文化建设

在当代文化建设中,针对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出现了截然不同的评价。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之精髓的“天人合一”思想所包含的古典生态智慧具有极为重要的当代价值。从作为其源头的《周易》分析,它包含“太极化生”、“生生为易”、“天人合德”、“厚德载物”与“大乐同和”等极有价值的生态智慧内涵,成为当代生态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     

心学哲思下的诗情关怀:王阳明诗歌态度论

王阳明是明代最具魄力的思想大师,同时还是一位被哲学名声所掩盖的性情诗人。虽也曾"溺志辞章之习",但进德修业却是更为核心的人生关注,诗文始终被其视为"道德"余事。追慕狂者品格、豪杰精神的王阳明虽以"讲学明道"为志,但对"本于性情"的应酬文字亦有一定认可,良知学说中本就包含着对个体志愿的积极关注,而此,正是阳明心学对于诗歌的最大宽容所在。     

朱熹与王夫之的性情论之比较

朱熹主张“恻隐是情”、“四端皆情” ,强调道德情感与道德理性的互动。王夫之则严格区分“四端”、“七情” ,批评朱子“以性为情、以情知性” ,混淆了性与情、道心与人心的界限 ,认定已发的道德情感仍然是“性”而不是“情”。王夫之对于“情”的警惕防范 ,超过了朱子。两人均认同情才本于性。但朱子的思考重点是“心”“性”“情”一体三分 ;王夫之的思考重点则是以“性”(道德理性 )为轴心 ,从“性”“气”二本出发来说明“情”“才”的善与不善 ,力图通过“正情”“尽才”“功效”以“尽性”     

“经济人”假设的双因素分析

“经济人”利益具有双因素 ,即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 ;“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是他们的基本权利 ;“经济人”涵盖十分广泛 ,不仅局限于纯经济领域 ,而且在广义上也包括高校教师在内的所有劳动者 ;对“经济人”必须设计和构建严格的制度 ,以克服经济活动的负外部性 ,使正当的个人利益得到激励和维护 ,损害他人的行为得到抑制和禁止 ,实现个人利益、他人利益、社会利益趋于一致